6月8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了香港基本法頒佈30周年網上研討會，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了題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講話全文如下。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10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里程碑。我曾經與許多朋友說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一日不立，就不能說基本法得到全面實施。在香港基本法頒佈30周年之際，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這一缺失正開始以另一種立法方式得以彌補。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那些為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基本法起草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先輩們最好的告慰。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臺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臺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佛瑞·豪時說：“根據香港和臺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臺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採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柴契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柴契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針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憂慮，鄧小平先生還多次談到了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乃至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動亂和干預問題。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又就此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我想，在座各位今天與我一起重溫鄧公這些講話，都會對這位元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對他的先見之明欽佩之至！我記得，1993年9月23日，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之後，中央決定公開發表鄧小平先生會見柴契爾夫人的上述談話，當時特別強調這篇講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今時今日，再次重溫這些談話，更是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切不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中央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警世恒言”意義，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悟的。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始終堅持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處理香港事務，從未動搖過。大家一定注意到，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矢提出來的，是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顧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式採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準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古人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用這句話來形容這次中央出手是很恰當的。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鄧小平先生所講的“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既是勢在必行，也是理所當然。
中央出手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有關活動及其危害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去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鋪，用殺傷性兇器襲擊員警，對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當街潑油點燃，製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還私藏和製造槍械彈藥，囤積烈性炸藥，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表現出明顯的恐怖主義犯罪傾向。性質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並侮辱和焚燒國旗，汙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一些外國勢力和臺灣勢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撐腰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還制定《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以國內法方式把對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這些活動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我國家安全，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也有人說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動亂。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說：“這次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面對這樣的情勢，能設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坐視不理或者束手無策嗎？有不少朋友說，中央這次出手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我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他們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
當然，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自行完成有關立法，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健全有關執法機制，有效打擊有關犯罪，自然無需中央出手。但連國歌法案在立法會通過都那麼艱難，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更是“天方夜譚”。中央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港獨”活動在香港冒起的軌跡。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港獨”還“見不得光”，還要借“本土”之名包裝兜售的話，2012年反“國教”得手之後，有關活動逐漸公開化。起初市面上流傳一些“明獨”或者“暗獨”出版物時，有人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預。之後一些校園的學生組織公開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人又說這是學術自由，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隨便說說而已，要多點“包容”。到了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發表“港獨”主張提出嚴正警告，一些人說他小題大做。2016年2月8日發生“旺角暴亂”，那些人已不再滿足於言論表達，而是付諸街頭抗爭了。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主張“港獨”的候選人獲得高票，令他們食髓知味，要循體制內選舉奪取政權。3月28日，第一個公開主張“港獨”的所謂政黨“香港民族党”宣佈成立，該組織的綱領寫明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並開始籌集資金、招募會員、出版刊物和佈置參選活動。我記得，4月1日我在香港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專門對此講了一番我至今仍然認為是義正詞嚴的話。我說：有人公開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容不得我的回應有半點含糊，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在這些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養癰遺患，必須防微杜漸，露頭就打，窮追不捨！當時也有人說我“言重”了，甚至說這樣反而會抬高這幫年輕人。後來，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多名主張“港獨”“本土”的新人進入立法會，並上演了一幕幕就職宣誓鬧劇；“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陳浩天居然成為“外國記者會”（FCC）的座上賓，邀請他公開“播毒”。有人說，人大釋法導致宣誓違規的6名議員的資格被取消，特區政府拒絕為FCC負責人、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續辦在港工作簽證，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誌性事件。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想想，導致這些“後果”的“前因”是什麼？為什麼不去想想“港獨”活動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痛定思痛，意識到“港獨”是“政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如果任其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所以，必須“零容忍”。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採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無論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的國家都是如此。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制定的大量法律和堪稱“銅牆鐵壁”的執法體系、西班牙政府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派領導人的嚴刑重判、俄羅斯對付車臣武裝的鐵血手腕，都足以說明問題。港人所熟知的FBI、CIA和MI5、MI6，也都是由聯邦或中央政府統一掌控的國家安全機構。需要說明的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雖然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是中央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作出的部分授權，但這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中央對維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的和最終的責任，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行各種必需的立法，包括繼續建構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原有法律規定基礎上進行有關立法，是其行使主權權力、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與憲法第31條“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規定和第6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規定，也是一致的。
還應看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秋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這一課題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黨的中央全會作出的統一部署必須得到切實執行。所以，我前面講到只是“部分認同中央出手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說法，因為中央早已從全域和戰略高度對有關工作作出部署，只不過因為“修例風波”凸顯了國家安全風險，使這一舉措更顯緊迫，刻不容緩。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理性是迷茫時的光亮，是衝動時的清醒劑。做到理性思考，才能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惑。這在當下的香港極為重要。
“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都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針對的只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勢力。韓正副總理幾天前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對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見時，又進一步明確表示，有關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明，我們可以對這些講話資訊作以下通俗解讀：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也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上述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至於其它一般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啟動”的法律要“啟動”，不能老是沉睡。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上述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
之所以強調理性思考，是因為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汙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眾，製造恐慌。“修例風波”中，一句“修例通過後人人都會被移交內地受審坐牢”的謠言，不知讓多少人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故伎重演。最近我已聽到一些謠言，特別是針對中央駐港國家安全機構的說法比較多，比如說它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人送到內地受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值一駁。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式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毋庸諱言，這裡還涉及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香港一些市民對國家的瞭解和信任問題，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狀況缺乏瞭解和信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超過200萬的臺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國內地作為永居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好幾位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其實內地與香港差不太多。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式原則，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內地各級各類法院所有裁判文書都要上網，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多位元香港大法官參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庫資訊系統後，對此都讚不絕口。
第四，辯證思維，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
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象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象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導，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製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複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採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採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有人說這次中央採取的是霹靂手段，用力很猛，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不會把香港管死，“一國兩制”空間會不會因此而壓縮。如前所說，我認為，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辯證關係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從經濟領域看，可以預見，立法出臺後，香港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更大，包括大家關心的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央也會不遺餘力地支持。上個月，林鄭特首剛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這方面的建議報告，已得到韓正副總理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最近香港金融界的一位朋友還與我們談到一個看法：全球幾大國際金融中心的GDP與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是1:1，只有香港是1:14。香港比其它金融中心多出來的13塊錢，是中國的錢、世界的錢。香港資本市場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場，而是中國的、國際的市場。因此，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只要中央政府繼續高度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繼續看重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連絡人角色和轉換器功能，只要中央在國際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繼續力挺香港，還有什麼理由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從民生領域看，住房、就業、貧困等問題單靠香港自身條件解決，確實難度很大，但以國家之大，推出任何一項重大政策支持，都可能產生不可低估的效應。從自由人權保障來說，除了極少數作奸犯科、與國家“死磕”的人可能心有恐懼外，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立法更多地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有力保護。他們從此有了免于黑暴恐懼的自由，有了安心乘地鐵、逛商場的自由，有了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私了”的自由。特別是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不用擔心他們被“洗腦”，不用為他們一時衝動留下犯罪案底，毀掉一生而痛心疾首，香港的未來還有希望。這不正是香港走出困境、變亂為治的轉機嗎？歸結起來說，國家安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前不久，我看電視時見到一位元香港女市民在記者問她是否擔心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問題時，一口氣反問了5個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立法，香港為什麼不能有？香港自己立不了，國家為什麼不能立？如果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你怕什麼？如果你犯了罪，為什麼就可以不接受懲罰？你是誰，為什麼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欽佩這位元女士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能力，幾句話簡潔有力，講出了淺顯而深刻的道理。
以上我講了4個“為什麼”，也斗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為節省時間，我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就是：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著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著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嗎？......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我們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去年11月，正當“修例風波”風高浪急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就香港局勢講了三句話：“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三句話句句擲地有聲，力發千鈞。香港局勢正在發生積極而微妙的變化，我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定程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體，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謝謝大家！
新華社北京2月10日電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0日發佈《“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全文如下：
“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
（2026年2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目錄
前言
一、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鬥爭從未停止
（一）中國政府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二）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長期是鬥爭焦點
（三）“修例風波”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造成最嚴峻挑戰
二、中央政府對香港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
（一）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
（二）出臺香港國安法“一法安香江”
（三）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守牢特別行政區管治權
三、香港特別行政區切實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一）歷史性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
（二）持續完善香港本地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三）有力開展維護國家安全執法和司法
（四）扎實推進國家安全宣傳教育
四、香港實現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
（一）政權安全有效維護，治理效能顯著提升
（二）法治尊嚴有力捍衛，社會秩序恢復穩定
（三）營商環境持續優化，經濟發展蓬勃興旺
（四）權利自由更有保障，市民福祉日益增進
五、以高水準安全護航“一國兩制”事業高品質發展
（一）堅持中央政府根本責任和特別行政區憲制責任相統一
（二）堅持把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三）堅持尊重和保障人權
（四）堅持在法治軌道上維護安全
（五）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
（六）堅持在開放中維護安全
結束語
前言
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前提，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是人民福祉的保障。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中國政府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方針，進行了一系列堅決鬥爭，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致力於建設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則竭力阻撓破壞，妄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不斷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鬥爭從未停止。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中砥礪前行。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面對香港局勢動盪變化，中央政府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有效實施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制定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切實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香港進入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展現出光明前景。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是為了捍衛“一國兩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歸根到底是為了國家好、香港好、香港居民好。實踐證明，安全不是“緊箍咒”，而是“護身符”“助推器”。有了安全的護航，“一國兩制”得以堅持和完善，強大生命力和優越性得到充分彰顯，香港發展更具蓬勃活力，750萬香港居民的福祉和各國投資者的利益得到切實保障。
為全面總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歷程和經驗啟示，正本清源、凝聚共識，以高水準安全護航“一國兩制”事業高品質發展，中國政府特發佈本白皮書。
一、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鬥爭從未停止
1840年鴉片戰爭後，香港被迫與祖國分離。從那時起，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為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解決香港問題創造了根本條件。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從醞釀提出“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到全面實施“一國兩制”方針，始終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一）中國政府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中國共產黨歷來從全域和戰略高度審視處理香港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來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不平等條約（注1）。1972年3月，中國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指出：“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1972年11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908號決議，將香港和澳門從反殖民主義宣言適用的殖民地名單中刪去。
20世紀80年代初，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中國政府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科學構想，並首先用於解決香港問題。在與英國政府談判過程中，中國政府強調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在香港駐軍體現國家主權，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防止動亂；如果特別行政區發生危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中央政府就非干預不行。經過艱苦談判，中英兩國政府於1984年12月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英國政府同日將香港交還給中國，並對回歸前的過渡期作出安排。在過渡期，中國政府依據憲法制定香港基本法，並採取有力措施，同違背基本法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在香港推進別有用心的“政制改革”，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組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權機構，有條不紊完成籌建香港特別行政區工作。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中國政府的堅決鬥爭，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劃出了安全底線。
（二）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長期是鬥爭焦點
回歸後，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必須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切實維護國家安全。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對維護國家安全作出了憲制性安排。特別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既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信任，也明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履行通過有關本地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受內外各種複雜因素影響，回歸後很長一個時期香港特別行政區未能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2002年9月，特別行政區政府啟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歷來懼怕和反對這項立法，認為這項立法對他們進行反中亂港活動不利。他們為阻止立法通過，處心積慮進行破壞活動，並利用部分香港市民對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中一些問題的不滿情緒，以及非典疫情造成的衝擊，極力進行煽動，污蔑基本法第23條立法“侵犯”人權自由，不斷製造恐慌。2003年7月1日，香港爆發所謂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大遊行。隨後，反中亂港勢力借勢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施壓，原來支援的部分立法會議員轉而要求推遲立法，使得這項立法出現了更為複雜的局面。2003年9月，特別行政區政府撤回基本法第23條立法草案，此次立法被迫擱置。之後，在外部敵對勢力的支持下，反中亂港勢力竭力將基本法第23條立法汙名化、妖魔化，使之長期成為困擾香港社會發展的“心魔”和“禁忌”。
由於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不能及時完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存在嚴重漏洞，有關機構設置、力量配備、執法機制存在明顯缺失，成為在維護國家安全上幾乎“不設防”的地方，給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以可乘之機。他們變本加厲、肆無忌憚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以“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為掩護，通過特別行政區選舉、議事等平臺，衝擊香港憲制秩序、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愈演愈烈。2012年，反中亂港勢力將特別行政區政府推進國民教育污蔑為“洗腦”教育，以發動遊行、集會、連署、校內罷課等方式，掀起“反國教風波”，迫使特別行政區政府擱置有關國民教育課程指引。2014年，反中亂港勢力發起長達79天的非法“佔領中環”，破壞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常運轉，堵塞中環、金鐘等主要路段，耽誤緊急醫療救治，令香港法治、公共秩序、經濟發展和市民生活遭受嚴重影響和破壞。2015年，香港立法會中的反中亂港議員否決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的2017年有關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法案，令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8·31”決定無法在香港落地
2016年2月，反中亂港勢力藉口特別行政區政府有關部門規管旺角無照流動小商販，煽動大批鬧事者聚集，與警方發生暴力衝突，製造“旺角暴亂”，導致約100名警務人員受傷。同年3月，反中亂港分子公然成立“香港民族黨”，鼓吹“港獨”和“民族自決”，叫囂“建立獨立和自由的‘香港共和國’”。同年10月，在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儀式上，少數候任議員故意違反宣誓要求，公開宣揚“港獨”，侮辱國家和民族。面對這些風險挑戰，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有效應對，依法處置非法“佔領中環”、取締“香港民族黨”、取消宣揚“港獨”的立法會議員資格等，保持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三）“修例風波”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造成最嚴峻挑戰
2019年，在外部敵對勢力深度干預下，反中亂港勢力藉口反對特別行政區政府修訂有關移交逃犯的條例，利用一些市民的不瞭解和疑慮，大肆散播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掀起曠日持久的“修例風波”，最終演變成港版“顏色革命”。“修例風波”期間，“港獨”猖獗、“黑暴”肆虐、“攬炒”（注2）橫行，香港被破壞得面目全非、滿目瘡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一國兩制”實踐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挑戰。
——反中亂港勢力鼓吹“香港獨立”、妄圖分裂國家。他們拒不承認國家憲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效力，抗拒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衝擊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大肆宣揚“民族自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倡狂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不斷進行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活動，妄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
——反中亂港勢力挑戰中央權威、危害國家政權。他們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國家的根本制度，公然侮辱甚至焚燒國旗，汙損國徽和特別行政區區徽，暴力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圍堵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攻佔”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大樓並公然撕毀基本法。他們妄圖通過操縱香港選舉獲取立法會主導權，無差別否決政府議案，以癱瘓香港管治，進而引發憲制危機，最終實現顛覆國家政權的目的。
——反中亂港勢力實施暴力恐怖活動、破壞社會秩序。他們操縱輿論工具、煽動仇恨、鼓吹暴力、教唆裹挾青年學生從事違法活動，肆意破壞地鐵、機場、巴士、交通信號燈等公共設施，在公共場合投擲燃燒瓶、汽油彈，暴力對抗警方執法，圍堵員警總部，打砸中資銀行以及與內地、特別行政區政府相關的企業，嚴重破壞社會秩序。香港經濟受到嚴重傷害，百業蕭條，市井慘澹，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大幅下跌。市民正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就業、就學、就醫、出行遭遇極大衝擊。香港對外交往受到嚴重干擾，投資和營商環境惡化，國際形象蒙塵。
——反中亂港勢力踐踏人權自由、破壞香港民主。他們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無差別攻擊，非法禁錮、圍攻虐打甚至潑油火燒，並將暴力魔爪伸向社區，嚴重侵犯市民生命財產安全；脅迫、恐嚇、攻擊參選人和選民，甚至公然刨掘議員祖墳，嚴重破壞選舉公平；濫用立法會議事規則惡意阻撓立法會正常議事和運作，令許多涉及經濟民生的重要議案無法理性討論和通過，嚴重損害市民利益福祉。
——反中亂港勢力勾結外部敵對勢力、招徠外部干預。他們甘當外國政治代理人，頻頻竄訪海外，為外國炮製涉港議題提供所謂證據材料，乞求對國家、對香港實施制裁，向外國建議制裁方法、提供制裁名單，聲稱“很想外國影響我們”“非常需要外國的勢力讓我們撐下去”，甚至宣稱“為美國而戰”。這是公然與國家、與香港為敵，罔顧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罔顧香港的根本利益。外部敵對勢力為反中亂港勢力撐腰打氣，蓄意歪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以實施無理制裁等方式插手香港事務，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反中亂港勢力利用“修例風波”造成的混亂，在2019年11月舉行的第六屆區議會選舉中攫取了多數議席，將區議會變成宣揚“港獨”“黑暴”“攬炒”的平臺。他們借勢倡狂，進而提出“奪權三部曲”，妄圖在控制區議會之後，接續控制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委會，最終左右行政長官選舉、全面奪取香港管治權。
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策動的這場港版“顏色革命”，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嚴重損害香港憲制秩序和法治，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也愈加凸顯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存在法律漏洞和機制短板。雖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努力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但僅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力量已無法有效控制局面、維護國家安全。中央政府必須採取措施，迅速構築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屏障，以有效化解國家安全面臨的重大現實威脅。
二、中央政府對香港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
面對香港“修例風波”動盪局面，中央審時度勢、果斷決策，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和地區治理，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一舉扭轉香港亂局，譜寫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新篇章。
（一）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
中央政府對所屬地方行政區域維護國家安全負有根本責任，憲法、香港基本法、香港駐軍法、國家安全法對此作出了明確規定。憲法規定，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香港基本法規定，中央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等，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職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等等。香港駐軍法保障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軍隊依法履行職責，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香港的安全。國家安全法規定了中央和國家機關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也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中央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國際慣例，各國皆然。無論是單一制國家還是聯邦制國家，均以國家層面立法的形式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維護國家整體安全。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實行普通法的國家，也都制定了大量維護國家安全的成文法律，構建了涵蓋立法、執法、檢控、審判及罪犯改造等各個方面嚴密的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並根據國家安全形勢的變化及時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面臨最嚴峻的挑戰，且香港難以自行完成有關立法的情況下，中央行使憲制權力，從國家層面立法維護國家安全迫在眉睫、勢在必行。
（二）出臺香港國安法“一法安香江”
針對“修例風波”發生後香港日益惡化的安全形勢，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等重大部署。
2020年，中央通過“決定+立法”的方式，即由全國人大作出決定，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在憲法和基本法的軌道上推進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建設，終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長期“不設防”的歷史。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全國人大‘5·28’決定”），明確了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總體要求和基本原則，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相關法律，防範、制止和懲治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6月3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全票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香港國安法”），並決定將該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實施。這部法律充分反映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代表了不可撼動的國家意志。
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宗旨是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和穩定，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合法權益。主要內容有：第一，規定中央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責任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儘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第二，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遵循法治和保障人權原則，包括罪刑法定、無罪推定、保障訴訟權利、一事不再理等。第三，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設置及其職責。第四，規定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四類罪行和相應處罰。第五，規定案件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式。第六，規定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機構的設置及其職責，以及在特定情況下管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情形和程式。
香港國安法創造性地建立了中央和特別行政區層面維護國家安全的執行機制。根據香港國安法的規定，2020年7月3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並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就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履行職責提供意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律政司設立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行政長官指定法官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2020年7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依法成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行使相關權力。2022年12月30日，針對香港國安法實施中出現的新情況，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對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作出解釋，闡明有關條款的含義，進一步明確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上的判斷權、決定權，強調其決定具有可執行的法律效力，規範了特別行政區層面解決香港國安法實施中相關問題的方式和路徑。
香港國安法是針對“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國家安全突出問題，為防範國家安全風險而制定的，捍衛“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為香港好、為廣大香港居民好。香港國安法的制度設計充分體現了堅守“一國”之本、尊重“兩制”差異的立法精神。香港國安法明確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規定特別行政區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授權特別行政區對絕大部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體現了對特別行政區高度信任，這在其他主權國家極為罕見。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施，堅持和完善了“一國兩制”，各種攻擊香港國安法所謂改變“一國兩制”的說辭，完全違背事實和真相。
香港國安法既妥善處理了同香港基本法的關係，也妥善處理了同香港本地法律的關係。一方面，香港國安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5·28”決定而制定的一部全國性法律，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對基本法建構的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的補充完善和具體化。香港國安法同香港基本法一道，共同構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法律基礎。另一方面，香港國安法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專門法律，妥善處理了與香港本地法律的關係。香港國安法充分兼顧香港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的特點，在法律概念、規範結構、用詞用語等方面實現了與香港本地法律的相容、銜接、互補。
香港國安法橫跨普通法、大陸法兩大法系，兼具實體法、程式法、組織法等法律規範，既尊重了香港的普通法傳統，又為不同法律體系的交流互鑒、共同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有了香港國安法，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的囂張氣焰受到沉重打擊，香港選舉制度和區議會等地區治理制度得以系統性重塑，“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全面落實。香港國安法“一法安香江”，成為香港由亂到治的“分水嶺”，開啟了“一國兩制”實踐的新征程。
（三）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守牢特別行政區管治權
選舉制度事關國家政權安全，必須確保選舉出來的管治者都是愛國者。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人民會允許不愛國甚至賣國、叛國的勢力和人物掌握政權。把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是保證香港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守護好管治權，就是守護香港繁榮穩定，維護750萬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
為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從法律上堵死反中亂港勢力循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的通道，守牢特別行政區政權安全，中央通過“決定+修法”的方式，即由全國人大作出決定，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從國家層面完善香港選舉制度。2021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明確完善選舉制度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和核心要素，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2021年3月3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式》。2021年5月27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完成選舉制度本地立法工作。
完善後的選舉制度重點包括重新構建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擴大規模、增加界別、優化分組、完善職能；立法會議員總數由70人增至90人；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等。香港選舉制度經過此次完善，修補了原有選舉制度的漏洞和缺陷，築牢了維護政權安全的籬笆，將反中亂港勢力排除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新的選舉制度，強化了行政和立法之間的有效配合，減少了政治爭拗和對抗的干擾，讓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致力於破解香港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實實在在地增進廣大市民的利益福祉。實踐證明，新選舉制度符合“一國兩制”原則，符合香港實際，為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制度支撐，是一套好制度。
中央採取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有效維護了國家安全，有力維護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沉重打擊了反中亂港勢力，對香港迅速止暴制亂、實現由亂到治的歷史性轉折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在“一國兩制”實踐進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三、香港特別行政區切實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香港國安法公佈實施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敢於擔當、善作善成，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各司其職，積極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進一步築牢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屏障。
（一）歷史性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期盼已久的共同願望。香港社會也普遍認為這一立法“欠帳太久”，呼籲儘快完成。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創造了條件。2024年1月，特別行政區政府啟動立法工作。立法會依照法定程式逐條審議法案。2024年3月19日，立法會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以下簡稱“香港國安條例”），並於3月23日正式刊憲生效。香港特別行政區終於履行了長期未完成的憲制責任。
香港國安條例全面落實香港基本法、全國人大“5·28”決定及香港國安法所規定的憲制責任和義務，補上了香港本地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的漏洞和短板。香港國安條例同香港國安法有機銜接，寫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全面體現了“一國”精神。該立法對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作出規管，並根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完善了相關制度機制，使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全面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香港國安條例明確將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重要原則，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特別行政區的有關規定享有的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香港國安條例採用普通法制度下常用的法律草擬方式和習慣訂立，充分吸收香港本地現行法律規定，並積極借鑒其他國家特別是普通法國家同類立法最新成果和有益經驗，與國際通行做法及規則相接軌。香港國安條例既是保安全之法，也是促發展之法，明確規定確保特別行政區內的財產和投資受法律保護，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香港營造了更穩定和更可預期的營商和發展環境。
（二）持續完善香港本地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據香港國安法、香港國安條例，根據實際需要制定、修改、完善有關本地法律，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更具體、更完備的制度保障。比如，2020年，行政長官會同特區國安委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授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詳細列明執行各項措施的程式要求、所需符合的情況和審批的條件等，為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部門有效執行香港國安法提供依據。2023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的解釋，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在保留原有海外律師專案認許制度的前提下，明確不具有本地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代理國家安全案件的條件和程式，有效化解了無香港本地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代理國安案件引發的國家安全風險。針對區議會曾一度成為煽動“港獨”“黑暴”“攬炒”的平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通過《2023年區議會（修訂）條例》，使區議會回到基本法規定的非政權性區域組織的正確軌道，強化其諮詢和服務功能，並明確區議員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進一步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2025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香港國安條例，通過《維護國家安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規例》《維護國家安全（禁地宣佈）令》兩項附屬法例，為駐港國家安全公署依法有效履行職責夯實基礎。
（三）有力開展維護國家安全執法和司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切實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加強統籌協調。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檢控、司法部門無畏無懼、恪盡職守，依據香港國安法、香港國安條例等法律有效維護國家安全，捍衛公平正義。
——依法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截至2026年1月，依據香港國安法，共有98人被檢控、78人被定罪。針對逃竄海外後繼續公然違反香港國安法、香港國安條例的反中亂港分子，香港警務處國安處依法通緝，並採取指明潛逃者懲罰措施。這是維護香港法治的正義之舉，是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的必要之舉，是保障香港長治久安的正當之舉，符合國際法及國際通行慣例。眾多國家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都具有域外效力，香港特別行政區通緝海外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分子的做法，借鑒了有關國家的法律和實踐，但更加理性、克制，符合香港社會實際。
——司法機關公正審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香港國安法公佈實施5年多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審理了一系列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反中亂港分子被依法定罪判刑。2025年12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就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和本地有關法律案件作出裁決，黎智英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及一項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準確適用香港國安法及本地維護國家安全法例，形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判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確認，任何人行使權利和自由時，不得拒絕承認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法治社會中的個人自由和權利不是無止境、不是絕對的，否則濫用時的破壞力及顛覆性不言而喻；香港國安法與本地法例之間是相容、銜接和互補關係。在保障庭審公正性和被告人訴訟權利方面，法院確認指定法官制度不影響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設陪審團不影響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有關判詞指出：設立指定法官的制度有助於提高審訊效率及一致性，法官履行職責時受司法誓言約束，須嚴格依法履行其職能，並須完全不受政府的任何干涉或影響，舉證責任、舉證準則、無罪推定、緘默權和公正審判的權利等相關法律權利仍適用，就如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在設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審理任何刑事案件一樣。
——保障在囚人員各項權利。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所有在囚人員提供安全、人道、合適和健康的羈管環境，保障基本醫療服務、心理輔導和宗教服務。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監管釋囚條例》及《監獄規則》，逐一審視觸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在囚人士是否符合減刑或提早釋放條件並作出安排。有囚犯因在獄中積極悔過、表現良好，被研判不再具有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獲准提早釋放，體現了香港國安法律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對人權的尊重保護。
（四）扎實推進國家安全宣傳教育
國家安全猶如空氣、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維護國家安全沒有“局外人”，人人都是國家安全的持份者、受益人，也是國家安全的守護者、責任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持續加強宣傳教育，不斷增強香港居民國家安全意識。
——打造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品牌活動。香港特別行政區連續舉辦“4·15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採取開幕典禮、主題講座、紀律部隊開放日等多種形式宣介國家安全。香港特別行政區多次舉辦“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舉辦“香港國安法公佈實施5周年”論壇。2024年8月推出首個常設國家安全展廳，全方位介紹總體國家安全觀，舉辦有關專題展覽，至今累計吸引超過150萬香港市民參觀。
——重點加強對青少年的國家安全教育。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辦“全港學界國家安全常識挑戰賽”“全民國情知識大賽”等系列挑戰賽。推動各級學校全面系統規劃和推動國家安全教育。制定並更新中小學《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將國家安全教育元素有機融入相關課程。
——創新方式開展國家安全教育。創建“香港修例風波真相”專題網站，展示真實史料，讓“修例風波”警鐘長鳴。推出《國安法事件簿》等電視節目，以案釋法增強國家安全意識。製作國家安全教育動漫《安仔與熊仔》等，以活潑生動方式推廣國家安全教育。培訓“國家安全教育地區導師”和“青年國安大使”，向全社會宣傳普及國家安全知識。全港18區每年舉辦國安嘉年華等活動，推動國家安全教育進社區、進基層。現在，要安定安寧、不要暴亂動盪，要繁榮昌盛、不要凋敝衰敗，要精誠團結、不要對立撕裂，要文明法治、不要野蠻失序，已成為全體香港居民的共同心聲。
在中央政府堅定支持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堅決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完成一系列本地立法，構建了香港國安法和本地法律緊密銜接、渾然一體的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日益健全，機制愈發順暢，能力不斷增強，“國安家好”的共識深入人心，全社會形成維護國家安全強大合力。
四、香港實現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
經過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共同努力，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得到有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得到有力促進，廣大居民福祉得到有力保障，香港進入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堅實基礎。
（一）政權安全有效維護，治理效能顯著提升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從根本上保證了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由堅定的愛國者掌握。以憲法和基本法為基礎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牢固確立，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成為自覺。香港特別行政區按照新選舉制度先後成功舉行選舉委員會選舉、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第七屆區議會選舉、第八屆立法會選舉，當選者皆為愛國者。涵蓋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公務員和區議員的宣誓效忠制度建立健全並有效實施，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高品質民主深入推進。
行政主導體制運行順暢，特別行政區治理水準不斷提升。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積極履行香港的當家人、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職責，擔當作為、奮發進取、善作善成。第六屆特別行政區政府踐行“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把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敢於破除利益固化藩籬，著力破解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良性互動，立法會議員廣泛聽取市民意見，積極為政府施政建言獻策，更好發揮參政議政作用。區議會和關愛隊、地區“三會”成員紮根基層，當好橋樑紐帶，用心用情服務市民，成為政府施政的助手、市民解決問題的幫手。愛國愛港政團社團發揚光榮傳統，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凝聚各方力量，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一起撐香港、建香港。香港呈現出良政善治的嶄新面貌。
（二）法治尊嚴有力捍衛，社會秩序恢復穩定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沉重打擊了反中亂港勢力肆意踐踏法治，挑戰香港執法、司法機關的囂張氣焰，讓香港引以為傲的法治回來了。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受到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市民的各項合法權利在安全的環境中得到更好保障，香港告別了動盪不安的局面，恢復了安寧、恢復了秩序、恢復了以往的活力，社會的穩定變得更加持久。市民安心出行，商家安心營業，學生安心上學，商業區充滿生機和活力，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得到充分保障，香港重新成為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文化、藝術、體育、金融、經濟、貿易等領域的盛事活動接連舉辦，國際大都市魅力更加彰顯、風采更加動人。
香港司法法律界堅定擔當起香港法治守護者的責任。特別行政區法院依法對“修例風波”中出現的嚴重違法犯罪行為作出了具有阻嚇性的判決。面對一些國家對香港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惡意攻擊，乃至恐嚇、威脅、制裁，香港執法、檢控和司法人員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嚴格公正司法，捍衛公平正義，贏得各方尊敬和讚譽。香港包括普通法在內的原有法律制度得到保持和發展，法治“金字招牌”享譽全球。國際調解院總部、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和國際統一私法協會亞太地區聯絡辦公室紛紛落戶香港，這是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投下的“信心票”。
（三）營商環境持續優化，經濟發展蓬勃興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為市場注入了強大的穩定性、確定性、可預期性，香港營商環境越來越好、各國投資者紛至遝來。
香港經濟穩步增長。2023年香港順利走出新冠疫情，本地生產總值連續保持增長，2024年全年突破3萬億港元，2025年實質增長3.5%。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更加穩固，經濟自由度蟬聯全球第一，全球金融中心指數評分排名世界第三，世界競爭力排名重返全球前三，世界人才排名大幅躍升至全球第四、亞洲第一。2025年恒生指數上漲27.8%，港股IPO規模同比增長兩倍、高居全球第一。香港航空貨運量連續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船舶註冊噸位排名全球第四，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排名全球第四。新動能新優勢不斷聚集增強。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以創新方式加速發展，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正式開園。有超過2700家單一家族辦公室在港經營，當中一半以上管理資產規模超過5000萬美元。母公司在海外或內地的駐港公司超11000間，創歷史新高。全球投資者用真金白銀為香港未來投下“信心票”。香港仍然是舉世公認的全世界營商環境最好的地方，是幹事創業、投資興業、成就夢想的熱土。
香港內聯外通功能強化拓展，重要橋樑和視窗作用更加凸顯。香港連續成功舉辦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吸引全球金融精英密集來港，2025年舉辦的第十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吸引相關國家和地區逾6000名政商界人士參會。香港總商會委託專業機構調查編制的“亞洲城市國際化指數”中，香港排名第一。2025年11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宣佈將在港設立辦事處。2025年全年香港吸引旅客4990萬人次、同比增長12%。有外國駐港機構發佈的2026年有關調查報告顯示，94%的受訪美資企業對香港的法治表示信任。那些極力唱衰香港、大肆抹黑香港營商環境和國際聲譽，鼓動在港企業撤離等言行，註定是徒勞的。
（四）權利自由更有保障，市民福祉日益增進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為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各項權利自由提供了更好保障。香港國安法實施5年多來，檢控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占全部刑事犯罪案件的比例不到0.2%。這充分說明香港國安法打擊的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分子，保護的是絕大多數人的人權自由，與某些國家肆意將經濟、技術、資本、貨幣、關稅作為泛國安化武器有本質區別。香港居民依法行使各項權利，享有各種自由，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等，個人隱私受到應有保護。香港社會繼續保持高度多元、五光十色，任何人不管持何種政治立場、奉行什麼理念，只要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都可以在香港自由地生活、工作、學習。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發佈系統註冊的本地、內地和海外傳媒機構有200多家，進入香港的境外新聞媒體有增無減。所謂“香港國安法損害人權和新聞言論自由”“以言入罪”“有了國安法就沒有‘一國兩制’”等謠言，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保障全社會集中精力拼經濟、謀發展、搞建設、惠民生，廣大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特別行政區政府通過推展“簡約公屋”等有力舉措，使公屋輪候時間大幅縮短。“社區客廳”加速建設，改善基層市民生活環境。地區康健中心作為社區醫療健康服務樞紐的作用強化，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公共福利覆蓋及配套資助計畫進一步擴大，長者醫療券拓展至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更多醫療機構。首間中醫醫院開設運營，跨境安老院新增多家。落實最低工資“一年一檢”，取消強積金對沖，讓勞動者權益更有保障。“大灣區青年就業計畫”恒常化，更多企業提供職位支援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香港市民得到了更多“看得見、摸得到”的民生實惠。現在，香港社會戾氣少了，愛國愛港人士揚眉吐氣，反中亂港言行遭到唾棄。愛國主義教育廣泛深入開展，以愛國愛港為核心、與“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日益形成鞏固，社會正能量不斷彙聚、正氣不斷上揚。
五、以高水準安全護航“一國兩制”事業高品質發展
當前，中國進入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一國兩制”實踐進入了新階段，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鬥爭依然尖銳激烈。新時代新征程，必須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牢牢把握“一國兩制”下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要求，堅定不移建設高水準安全，護航“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一）堅持中央政府根本責任和特別行政區憲制責任相統一
“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政府和特別行政區的共同責任。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依法全面維護國家安全，行使相關權力，包括處理特別行政區層面難以解決的維護國家安全問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並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和問責。在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中央主導、特別行政區主責，符合“一國兩制”方針，是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的生動體現。
面對複雜多變的形勢，必須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一國兩制”實踐的全過程。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斷增強國家安全意識，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和香港國安條例等法律，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及時研究解決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持續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提升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和水準。
（二）堅持把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堅持把政治安全擺在首位，是新時代中國國家安全的生命線。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反中亂港勢力對特別行政區政權的攻擊，實質上是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破壞國家的根本制度。“一國兩制”下維護政權安全，不僅要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的安全，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確保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而且要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和國家政權的安全。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修例風波”殷鑒不遠，國家安全警鐘長鳴。維護政權安全必須把反中亂港勢力排除在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之外，嚴防打著所謂“民主”“自由”“人權”口號的“軟對抗”，嚴防海外反中亂港活動倒灌香港。必須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力量，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戰線。必須堅定走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發展道路，通過舉行高品質的選舉，把愛國愛港立場堅定、管治能力突出、熱心服務公眾的賢能人才選入管治團隊。必須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推動行政與立法良性互動，不斷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
（三）堅持尊重和保障人權
國家安全是每個人的安全，攸關香港全體居民和各國投資者的利益福祉。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不追求“絕對安全”，或者“泛化安全”，對人權保障作出了完善的規定，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和有關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嚴格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保障個人和組織依法行使權利和自由不受影響。在追訴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過程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儘早接受司法機關公正審判的權利。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鮮明特色和重要經驗，必須長期堅持。香港居民和法人與其他國家、地區及相關國際組織的正常交流以及在港外國人的各項權利依法得到保障，不會受到任何影響。正常的官方往來、商業交易、科研合作、學術交流和民間交往等活動，都受法律的充分保護。
（四）堅持在法治軌道上維護安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香港國安法以及本地法律開展工作，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堅持罪刑法定，法律規定為犯罪行為的，按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予定罪處刑。堅持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遵循法律的正當程式，奉行無罪推定，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任何人已經司法程式被最終確定有罪或宣告無罪的，不得就同一行為再予審判或者懲罰。執法機關嚴格依照法律規定行使執法權，遵守法定程式，接受司法審查。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獨立行使審判權，依法審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不受任何干涉。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依法接受監督。
保持香港普通法制度，持續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完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確保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不斷增強香港居民和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心。
（五）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維護安全和推動發展都要堅定不移。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發展中形成的，同樣要在發展中鞏固和提升。推動發展，絕對不能忽視安全。過去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不健全，政治爭拗和社會亂象不斷，錯失了很多發展良機，民生福祉受到影響。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為了讓香港更好地發展，讓香港居民過上更好的日子，讓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得到更好保護。樹立發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既抓好高品質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又抓好維護國家安全這個頭等大事，把香港繁榮發展建立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
新形勢下應推動發展和安全動態平衡、相得益彰，堅持促進創新和防範風險相統一。鞏固提升香港獨特地位優勢，不斷增強發展新動能。更加重視金融、航運、貿易以及海外利益保護等非傳統領域的安全，切實防範外部敵對勢力干預破壞，進一步健全反制裁、反干預、反“長臂管轄”制度機制，完善風險監測預警體系，有效化解重大風險，實現香港經濟高品質發展，保持社會大局穩定。
（六）堅持在開放中維護安全
“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塑造的是開放型安全，強調在開放環境中動態維護國家安全。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是久負盛名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一直保持自由港地位，實行零關稅政策，自由開放雄冠全球。作為連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經濟體系的關鍵樞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資金鏈安全，就是維護國際經濟金融安全，就是維護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秩序。在高度國際化環境下，香港既堅定不移維護國家安全，又堅定不移保持開放，在開放中保安全，以安全促開放。
堅持在高水準安全保障下推進高水準開放，確保營商環境更加自由開放，資本市場更加有活力、有韌性，資金、人員、貨物、資料等要素流動更加便捷，國際交往合作更廣泛、更緊密，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不斷提升。香港繼續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終審法院繼續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外來的律師繼續依法在港工作和執業。世界各國各地區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繼續得到平等保護，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文化交流互鑒，多元文化共存交融的特色愈發彰顯。
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央政府始終全力支持香港建設高水準安全，全力支持香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隱患，全力支援香港廣泛拓展國際聯繫，全力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中央政府將一如既往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一國”之本，尊重“兩制”差異，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保持香港國際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地位長期不變，保持普通法制度長期不變，切實保護私有財產、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以及投資者在香港的安全和合法利益。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夯實了“一國兩制”實踐的安全根基，進一步充實了我國國家安全體系，對在高度國際化、全面開放條件下維護國家安全進行了成功探索，豐富了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的內涵，也為各國各地區維護國家安全作出了新示範。
結束語
“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波瀾壯闊，歷程極不平凡，成就有目共睹。香港今天安定繁榮的良好局面來之不易，必須倍加珍惜。一個既安全又自由、既安全又發展、既安全又開放、既安全又生機勃勃的香港，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國家根本利益，符合香港居民福祉，符合外來投資者利益。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本質上是堅持和發展“一國兩制”事業的實踐，是保護750萬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權、尊嚴和福祉的實踐，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實踐。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維護國家安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扛起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持續築牢國家安全屏障，以高水準安全護航“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有了高水準安全的香港，定能戰勝前進道路上的風險挑戰，在動盪不安的世界中穩如磐石；有了高水準安全的香港，定能主動識變應變求變，廣泛凝聚社會共識，在改革中開創香港發展新局面，實現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有了高水準安全的香港，定能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創造新輝煌、作出新貢獻。
（注1）三個不平等條約：1842年8月29日，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1860年10月24日，英國迫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南端界限街以南的地區。1898年6月9日，英國迫使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租“新界”地區99年，由此侵佔整個香港地區。
（注2）“攬炒”是粵語詞彙，香港撲克遊戲術語，意為“我要抱著你一起死”，比“同歸於盡”“玉石俱焚”更嚴重。
注：文中（注1）、（注2）為右上角①、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