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特別是走進大自然的耐力運動,行山、跑步、踩單車,全部都是我的最愛。運動是一個自我挑戰和實現的過程,我深信即使有一天我行動不便,我也不會放棄,會以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式繼續跑下去。
我曾經到訪2018年韓國平昌冬季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現場觀看比賽,與退役殘疾運動員交流,感受甚深。對他們來說,身體的缺憾不是障礙,生命如何待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做什麼,專心地走自己想走的路,你會發現成就遠超想像。
就如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委員會(下稱「國際殘奧委會」)現任董事Muffy Davis,少年時是美國國家隊滑雪選手,一次意外令其下肢癱瘓,終身要與輪椅為伍。這對運動員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打擊,但Muffy並沒有像一般人設想的那樣結束運動員生涯,而是選擇重投訓練,成為傷健單車運動員,更在公路手動單車比賽中,三度奪得殘疾人奧林匹克金牌。
筆者程珍(左)與國際殘奧委會現任董事Muffy Davis。
訓練、比賽、結婚、生子,Muffy對生命的熱愛就如奧運聖火,一直在燃點。她退役後踏足政壇,曾經參與美國愛達荷州國會眾議員選舉,積極參與不同的群體組織,支援不同地區和階層的傷健人士。在Muffy身邊,你會感到她充滿正能量,被她活出真我和希望的熱情所感動。反觀,很多身體沒有什麼狀況的人,卻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局限,沒有「天時、地利」便會對某些想做的事萌生放棄的念頭。
國際殘奧委會前主席Philip Craven 曾經表示,該會獲頒「 呂志和獎 – 正能量奬」有助向世界展示,只要抱持正能量,生活沒有不可能的事。傷健人士在社會上是小眾,但我們的世界正正是由眾多不同的群體組合而成,各自有自己的特點、需要和局限,但在面對不同的挑戰或困境時,需要的精神卻是一致的。感謝國際殘奧委會使殘疾運動成為一扇窗,令大家看到很多所謂的「不可能」,很多時只是源於偏見。只要打破固有的思維,人可以憑藉勇氣、決心和耐力,突破局限,將「不可能」變成可能。我相信只要懷抱正能量,人人都可以在各自的人生路上,走得更遠,成就更多。
作者:呂志和獎助理總經理程珍
勵 ‧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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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令全球數以千萬計的學童被迫在家學習,再度引發大眾對「在家教學」(homeschooling) 的討論。眾說紛紜,但相信不少人都同意學校、家庭和社區合作是成功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
加強家庭和社區支援正是2018年「呂志和獎–正能量獎」獲獎機構—伯樂林教育基金會的核心理念之一。聯合創辦人Madhav Chavan於 80年代從美國學成回國,眼見印度教育成效不彰,基層學生面對種種困境,或要協助料理家務,或上學路途艱險,林林總總令他們動輒棄學。即使上學,成續也不甚理想。正規教育制度一味強調入學率,忽略教學質素,目不識丁的畢業生大有人在。
在Madhav看來,掃盲不在於興建學校,而在於強化對學童的支援,要從家庭和社區著手。於是他和有豐富社會服務經驗的Farida Lambay,於1995年成立了伯樂林,由孟買貧民區開始,培訓社區婦女為學童提供學前教育。這些家庭教師「balsakhi」有鄰舍的信任,比起外來者更能深入社區,協助處理學童的各種問題。她們定期家訪,邀請家長一同製作教材及參與教學活動,讓家庭和社區成為學童最強後盾。
伯樂林為印度失學婦女提供教育計劃「Second Chance」,令她們能在社會爭取更好的發展機會。筆者程珍(左三)在印度艾哈邁達巴德探訪計劃學員。
印度有29個省,彼此語言、文字不一。為應對這個複雜的挑戰,伯樂林自組教育調查,逐村逐戶深入了解學童的讀寫及算術水平,再因材施教,為學童提供短期學習營。評估顯示,最少75%的學童在完成為期兩個月的課程後便能脫盲。
對於伯樂林的同工來說,教育從來不只是教育,而是他們建立更美好國家的方法。他們深入前線,遇到一個難題就解決一個,每見到一個社會訴求就不斷叩問自己所學所長,如何能回應。
數年前伯林樂已洞察到「科技掃盲」的重要性,向社區提供電子學習器材和師資培訓,更製作超過300項網上學習資源。面對最近的疫情,他們迅速應變,以電話短訊,每日向學童父母發放短片或語音訊息,涵蓋學科知識、音樂、藝術、戲劇和防疫資訊。
20多年來,伯樂林的項目漸趨多元,同時獲印度政府的認可,邀請他們協助改革正規教育制度。如今他們除了每年協助過百萬印度學童,也啟發了全球三大洲、16個國家的基礎教育工作。伯樂林同工的熱情、遠見和對社會的承擔深深觸動了我,令我看到教育的更多可能,再次啓發我對教育的期待。
作者:呂志和獎助理總經理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