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和一班朋友吃飯，「藍絲帶」、「黃絲帶」都有(即建制派與泛民派)，講非政治話題談笑風生，講政治青筋暴現，談政改簡直劍拔弩張。
最有趣是講到政改方案會否通過，藍絲朋友話一定過不到，因為泛民議員投反對票阻住晒。但黃絲朋友嗤之以鼻，話睇死那4、5個零散泛民議員一定俾阿爺搞掂，變節支持政改方案，所以方案一定過。
一個話一定過，一個一定不過，差距又可以大到咁樣？我插咀話，叫得做「一定」，若然換算成賠率，睇怕都有1賠100啩。既然如此，我就叫聲稱一定會否決的藍絲朋友俾我買100元，通過了賠我1萬。同樣又叫聲稱一定會通過的黃絲朋友俾我買100元，否決了賠我1萬。那麼無論通過或否決，我都賺梗9800元了。他們面面相覷，異口同聲話不會開1賠100的盤口。我反問既然你們話「一定」，為何不敢這樣開盤呢?
政制爭拗得厲害，很多時大家受自己的政見影響，對形勢分析有失客觀，到底政改方案通過的機率有多少? 現時通過機率在上升中還是下降中?
我想找一個科學一點的方法來幫幫手。1763年一個英國牧師貝耶斯(Thomas Bayes)的作品問世，他是英國皇家學會院士，他的文章叫「論以機率學說解決問題」，成為後來重要的貝氏學派理論基礎。他形容我們以趨近法認識宇宙，隨著我們收集的證據越多，我們就越來越接近真理。例如阿當第一次見日出時，他不知道是向來如此，還是一次特別詭異事件，後來他活著的每一天，太陽都升起，他慢慢認知這件事每天都出現的機率是逐漸接近100%。機率是無知與知識之間的中途站。
我們先看基本上立法會三分二通過政改方案的機會有多大，然後才分析最近發生事態的影響。政改方案要立法會三分二票數通過，至少需要泛民4票才成，政界一般分析是泛民綑綁反對，政改方案通過的機會極低(用數字表述可能是10%、20%機會率)。但現實上過去在2005年和2007年兩次政改，一次成功，一次失敗，直接講歷史機率是50%。
不止一個了解中央想法的消息人士對我說，政改方案通過的機會比政界想像中高，因為美國政改支持政改通過，認為通過政改民主前行了，對泛民有利，所以外國人也不明白泛民為何反對。阿爺基於「美國人會發功」的前題下，認為政改方案有機會通過。我問他們通過政改的機會率多少，他們不約而同地說五五波，即是有50%機會通過，所以我亦以50%為一個基本機率假設。
但近期發生的事件，特別是周日的深圳會面，可以說是一個新事態，會影響到政改通過的機率。事前泛民一直傳聞阿爺不惜一切代價要政改方案通過，甚至吹水到話阿爺會用1億元買泛民議員一票(阿爺人馬堅稱犯法的事不會做)。另外溫和泛民一直期望阿爺在深圳會晤拋出修訂方案。但深圳會議開完，結果不是如此，阿爺不單沒有拋出B方案，而且口風亦十份硬，不是「不惜一切要通過方案」的格局。
如果貝耶斯教我們不要有太強的主見，去認定世界一定是這樣，或一定不是這樣。那麼政改方案通過的機會原本不是那麼高，但也不是那麼低。貝耶斯亦教我們要利用不斷出現的新事態，去評估事件最後發生的機率。那麼深圳會面帶出最重要的訊息，是阿爺強硬的一面，顯示他不會在大問題上讓步，甚至會否作絲毫讓步也存疑，阿爺一方的強硬，無疑會減少方案通過的機會(現在通過機會率可能已降到40%，甚至30%了)。阿爺到底在打什麼牌呢?(明天續談)
盧永雄
一名南韓男子經香港去惠州，最後確認為南韓第七名感染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俗稱新沙士）的患者，香港及內地有關部門都要作出緊急應對。
首宗新沙士個案於2012年在中東出現，但暫時仍未在其他地區出現大爆發。據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的研究，認為病毒來源於駱駝。由於新沙士是新型的呼吸綜合症，人類仍未有抗體，因此傳染極快，而且醫治困難，死亡率高，令人十分關注。
南韓第一名確診新沙士的是一名去過中東巴林的68歲南韓男子，染病後回到南韓的醫院就診，在治療期間感染了家人、醫院內的醫護人員及的同房病人。而這名經香港去惠州的帶病姓金男子，就因為去醫院探望父親（南韓第三名確診者），而同房的正是首名確診者，金姓男子在爸爸的病房逗留了近4小時而受到感染。他於3日後出現發燒等症狀，並在急症室接受治療。
這名男子是LG的工程師，原定要到中國惠州參加一個LED的研討會。當地的醫生勸他不要出遊，但他卻堅持行程。星期二由仁川乘搭飛機到香港，同機有158名乘客及機組人員，之後轉乘永東巴士去惠州，同車的則有10人。他入境香港時給發現正發燒，醫護人員問他有否到過其他國家、有否接觸過病患，但他卻完全隱瞞相關的病史，入境後去了惠州。
這事件讓我回憶起香港爆發沙士的情況。遇有這類個案，一定不能掉以輕心，要絕對切斷整個傳播鏈條。當年有幾件小事值得重提的。沙士在2003年3、4月之間爆發，早於2002年12月，我從廣州一位朋友口中知悉內地有神秘疫情爆發。朋友的母親是廣州中山醫院的高層，見到當時有大量有肺炎癥狀的病人入院，由於入院人數太多，病因不明，令到醫院的工作人員很驚慌，有些人甚至在醫院內煲醋，以為可以抗病毒。
當時沒有人知道是什麼病，懷疑是「退伍軍人症」。後來我將這個消息告訴了記者，做了頭條新聞。但當時大家的警覺性太低，覺得事不關己，有人還拿內地人煲醋當作笑談。
到病毒殺到香港，港人才幡然醒悟。當時播毒的人是廣州中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退休教授劉劍倫，他染了病，卻還來港出席親友婚宴。於2003年2月入住九龍的京華國際酒店（現稱九龍維景酒店）911號房。香港沙士亦由此開始爆發，住在該酒店的部份旅客受到感染，將病毒帶到加拿大及其他地區。劉劍倫稍後病情惡化，入住廣華醫院（另一説是他有意來港就醫）。在京華酒店中招的一名病人入住威爾斯親王醫院，觸動一場爆發，將病毒傳播給醫護人員和其他病人，當中一名需要洗腎的重症病人染病，他家住淘大花園E座，結果將病毒帶到淘大花園。由於他的排泄物帶有大量病毒，病毒經過污水渠在大廈內急促散播，搞出大爆發。
當沙士在淘大花園初爆的時候，我與某政府高層見面，問起他對事件的看法。當時政府很猶豫，未決定應否將淘大花園E座所有住客全面隔離，因為當時對疫情的掌握仍然很少，怕採取全面隔離這樣嚴厲的方法，會惹起社會上很大反應，特別是淘大居民的不滿。不過，幾經掙扎，最後還是決定要全面隔離。事後回想，全靠這個嚴厲措施，才能成功阻斷了病毒傳播的渠道，病毒不至於進一步大幅擴散。
幾個月後，當沙士事件已經平靜下來以後，我再與該政府高層見面，問他估計事件會有何後果，他當時搖頭歎氣，說凡涉及死人，都會有官員為此而下台。在沙士事件中，有近300人死了，恐怕政府高屬要為事件負上責任而要下台。結果沙士風波最後發酵成2003年的50萬人大遊行，固然，當中也混集了樓市暴跌、經濟蕭條，以及廿三條立法的衝擊。而這位政府高層的預言也終於應驗，一年以後，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離任，再過一年當時的特首董伯伯以腳痛為由下台。
無論如何，歷史的教訓很清楚，遇到這些新型傳染病的個案，一定要用非常嚴厲的手段去處理，要絕對徹查所有與這名染病韓國人所接觸過的人，是否受到了感染，以斷絕傳播的途徑，不能讓新沙士像在韓國一樣出現小爆發，並散播到外地，否則小災也可以變成大禍。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