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南韓男子經香港去惠州，最後確認為南韓第七名感染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俗稱新沙士）的患者，香港及內地有關部門都要作出緊急應對。
首宗新沙士個案於2012年在中東出現，但暫時仍未在其他地區出現大爆發。據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的研究，認為病毒來源於駱駝。由於新沙士是新型的呼吸綜合症，人類仍未有抗體，因此傳染極快，而且醫治困難，死亡率高，令人十分關注。
南韓第一名確診新沙士的是一名去過中東巴林的68歲南韓男子，染病後回到南韓的醫院就診，在治療期間感染了家人、醫院內的醫護人員及的同房病人。而這名經香港去惠州的帶病姓金男子，就因為去醫院探望父親（南韓第三名確診者），而同房的正是首名確診者，金姓男子在爸爸的病房逗留了近4小時而受到感染。他於3日後出現發燒等症狀，並在急症室接受治療。
這名男子是LG的工程師，原定要到中國惠州參加一個LED的研討會。當地的醫生勸他不要出遊，但他卻堅持行程。星期二由仁川乘搭飛機到香港，同機有158名乘客及機組人員，之後轉乘永東巴士去惠州，同車的則有10人。他入境香港時給發現正發燒，醫護人員問他有否到過其他國家、有否接觸過病患，但他卻完全隱瞞相關的病史，入境後去了惠州。
這事件讓我回憶起香港爆發沙士的情況。遇有這類個案，一定不能掉以輕心，要絕對切斷整個傳播鏈條。當年有幾件小事值得重提的。沙士在2003年3、4月之間爆發，早於2002年12月，我從廣州一位朋友口中知悉內地有神秘疫情爆發。朋友的母親是廣州中山醫院的高層，見到當時有大量有肺炎癥狀的病人入院，由於入院人數太多，病因不明，令到醫院的工作人員很驚慌，有些人甚至在醫院內煲醋，以為可以抗病毒。
當時沒有人知道是什麼病，懷疑是「退伍軍人症」。後來我將這個消息告訴了記者，做了頭條新聞。但當時大家的警覺性太低，覺得事不關己，有人還拿內地人煲醋當作笑談。
到病毒殺到香港，港人才幡然醒悟。當時播毒的人是廣州中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退休教授劉劍倫，他染了病，卻還來港出席親友婚宴。於2003年2月入住九龍的京華國際酒店（現稱九龍維景酒店）911號房。香港沙士亦由此開始爆發，住在該酒店的部份旅客受到感染，將病毒帶到加拿大及其他地區。劉劍倫稍後病情惡化，入住廣華醫院（另一説是他有意來港就醫）。在京華酒店中招的一名病人入住威爾斯親王醫院，觸動一場爆發，將病毒傳播給醫護人員和其他病人，當中一名需要洗腎的重症病人染病，他家住淘大花園E座，結果將病毒帶到淘大花園。由於他的排泄物帶有大量病毒，病毒經過污水渠在大廈內急促散播，搞出大爆發。
當沙士在淘大花園初爆的時候，我與某政府高層見面，問起他對事件的看法。當時政府很猶豫，未決定應否將淘大花園E座所有住客全面隔離，因為當時對疫情的掌握仍然很少，怕採取全面隔離這樣嚴厲的方法，會惹起社會上很大反應，特別是淘大居民的不滿。不過，幾經掙扎，最後還是決定要全面隔離。事後回想，全靠這個嚴厲措施，才能成功阻斷了病毒傳播的渠道，病毒不至於進一步大幅擴散。
幾個月後，當沙士事件已經平靜下來以後，我再與該政府高層見面，問他估計事件會有何後果，他當時搖頭歎氣，說凡涉及死人，都會有官員為此而下台。在沙士事件中，有近300人死了，恐怕政府高屬要為事件負上責任而要下台。結果沙士風波最後發酵成2003年的50萬人大遊行，固然，當中也混集了樓市暴跌、經濟蕭條，以及廿三條立法的衝擊。而這位政府高層的預言也終於應驗，一年以後，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離任，再過一年當時的特首董伯伯以腳痛為由下台。
無論如何，歷史的教訓很清楚，遇到這些新型傳染病的個案，一定要用非常嚴厲的手段去處理，要絕對徹查所有與這名染病韓國人所接觸過的人，是否受到了感染，以斷絕傳播的途徑，不能讓新沙士像在韓國一樣出現小爆發，並散播到外地，否則小災也可以變成大禍。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