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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做大規模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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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做大規模檢測

2020年07月08日 19:57 最後更新:20:01

香港今日(7月8日)新增本地確診人數有19,令人擔心會爆發第三波疫情。

香港這輪小爆發,很好可能與17日前父親節開始的放寬限聚令有關,市民湧出來消費,加速了擴散的機會。

另外,即使早前新冠病毒一度在本地社區絕跡,但香港每日仍有以數以千計的人入境,當中很多都是香港人回流,他們在家居隔離,不能排除一些人是無症狀感染者,透過緊密接觸把病毒傳給家人,再散播出去。

如果疫情進一步惡化,特區政府過去的主要做法是強化限聚令去減少人際之間的接觸。但加強限聚令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本地的衛生專家早已提出,香港的傳染病追蹤做得很好,但病毒檢測的要求和數量卻不足。政府一直都有回應這些批評,說會擴大檢測能力。食衛局局長陳肇始昨日(7月7日)提過,檢測數已逐步增加,截至當日,香港檢測總量36.5萬個,以每一百萬人計,有4.8萬個測試,說已達到一定的水平。未來各渠道加起來,可以每日增加4800個檢測。

抗疫是科學化的工作,如果不想採取嚴格的全面封閉措施、不採取嚴厲的限聚令,就要把其他短板上補上。早前阿爺應對北京新發地爆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北京新發地市場6月11日開始爆發疫情,至6月21日,10日內疫情基本受控,期間累計236宗本地確診個案。北京這次抗疫,沒有採取像武漢全面封鎖的措施,除了封鎖新發地市場所在的地區,北京其他地區基本上活動如常,只是加強了公共場所的體溫檢測。

究竟北京做了什麼事情,可以不用全面停擺而做好抗疫呢?除了基本的「群防群控」防疫措施,即早防護、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之外,主要有兩方面的措施。

第一是做了大量的檢測,從6月 11至6月19日,北京8日內做了227萬個核酸檢測,與香港至今累計檢測數量是36.5萬個相比,香港真是「小巫見大巫」。另外,內地檢測的方法與香港不同,對於高危地區,會硬性要求全區所有人都要做檢測,而香港的檢測差不多是自願性,例如對確診病人經常出入的大廈的住客,衛生署也只是留下一些檢測的樣本瓶,叫住客覺得有需要時自行檢測,然後把樣本交回衛生署。

香港的政府官員這樣做,相信並非考慮檢測的成本多少,可能是擔心若硬性要求市民全面檢測,會被人投訴影響了他們的自由,所以不敢去做。問題是,願意檢測的人,通常是小心防疫的人; 而那些越覺得自己不會染疫的人,越不肯做檢測,他們是較易輕率防疫的一群。香港的檢測數量太少,也不硬性要求檢測,是防疫的重大漏洞。

第二是「健康碼」。內地實行健康碼,如果沒有健康碼的人,很多地方都去不到。有北京朋友告訴我,他們一早已下載了政府的健康碼應用程式,輸入個人姓名和電話等資料,健康碼應用程式對應了手機後,可以追蹤身處位置。新發地市場爆發疫情,該區會變成紅區,健康碼使用者沒有到過紅區,就會是綠碼,否則會變紅碼。而與確診人士緊密接觸的人,都會變成紅碼。這是利用科技控疫的方法,但香港卻很難實行,因為會有很多人覺得這樣做政府收集了個人資料,會侵害其自由。

看北京第二波爆疫,在短短10日內便得到全面控制,也不要付出社區全面隔離的重大成本。要香港使用能夠追蹤人們行動軌跡的「健康碼」,政治上並不現實。但大規模強制檢測,其實既有需要,亦都可行。市民的自由雖然受到輕微影響,若因此不用收緊出限聚令,只要政府官員夠膽做,社會上會有支持。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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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敢於講香港食麵無犯國安法

2024年03月28日 20:30 最後更新:21:02

這裡先講兩個故事。

早前和一個G7大國的領事館官員食飯,其中一位商務參贊最近剛調來香港,他說他的家人問他「香港安不安全,是不是還有人在掟汽油彈示威? 」他感到有點無奈。後來總領事講到這個話題亦說,他的朋友也問他,「現在香港訂立了國安法之後,是否還可以上網? 」G7大國對香港的政治本來並不友善,但這些外交官都笑言,這些比較離譜的想法,恐怕是當地媒體散播的偏見,讓他們的國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是怎樣的一回事。

美國的情況就更加嚴重,早前一個基金會安排了一班美國的中學生來香港交流,他們過去從來未踏足過香港,來香港十多天玩得很開心,他們一個最突出的感覺,就是「原來香港可以自由上網」,香港的城市生活亦熱鬧多彩,和他們在美國的時候以為香港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美西方國家的人民對香港充滿偏見,固然和他們的政客和傳媒有很大的關係。當地的媒體大量散發反華反香港的言論,例如英國《衛報》3月24日就有評論文章,標題是《謊言、意識形態與鎮壓:中國決定了香港失敗者的命運》,內容列出一大堆對中國的批評,指中國不樂見香港在殖民統治下蓬勃發展….過度鎮壓正加速香港的衰落,外國投資來港枯竭,香港這個城市經濟萎靡不振。《衛報》文章更聲稱,香港23條立法之後,「現在如果麵條與外國有秘密聯繫,食麵條就是一種煽動行為。」

很難想像西方一張大報,竟然可以作出這樣低智的評論,而他們口中香港的23條立法和國安法,對香港進行了無情的鎮壓,其實香港的國安法律和美英相比,仍然差了一大截。

例如外號「第二代美國隊長」的囚犯馬俊文,因為違反《港區國安法》的煽動分裂國家罪被定罪,判囚5年。英國廣播公司就發表題為《香港23條與國安法:新條例下馬浚文遭拒減刑》的誤導性報道。其實是否批准囚犯假釋,從來都是懲教機關的酌情權,而英國自己有關恐怖主義的法律《2020年恐怖主義罪犯(限制提前釋放)法》,亦收緊恐怖主義案件被定罪被告人獲得假釋的門檻,與香港的23條立法性質相似。英國媒體批評香港的法律和處理嚴重罪行罪犯的假釋准則,其實他們自己有完全一樣的法律。

香港有部分的商界人士,經常跌入對方的邏輯之中,認為香港要改善和七大工業國(G7)的關係,對他們的批評就是少回應為妙,否則就會被指為戰狼,其實這樣正正跌入對方的圈套,變成「有佢講冇你講」。

英國的《衛報》可以低智到指「香港吃麵都可以觸犯國安法」,香港當然應該講「英國飲酒都會觸犯國安法」。其實這是真人實事,在2011年英國22歲青年基南,他飲醉酒後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個名為「沃靈頓暴動」的頁面,叫人去騷亂,雖然他們最後因為酒醉並無出席,暴動並無發生,當他第2天從宿醉中醒來時,馬上移除了該頁面並作出道歉,聲稱他只是開了一個玩笑,但最後仍判監4年。

在西方世界政客和媒體亂講之下,香港變成了一個黑暗地獄,香港人和特別是香港商界人士,要將香港的真相向外傳播,要多邀請外國朋友到香港實地體驗,就會知道香港除了極少數暴恐分子之外,絕大多數人生活如常,特別在國安法例訂立了之後,免除了像2019年那類暴動的威脅,令到香港的經濟發展更加有一個穩定的基礎,試想2019年香港汽油彈橫飛的時候,有幾多外國人夠膽來香港旅遊或做生意呢?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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