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方案投票在即，只差泛民主派議員４票，就可通過讓特首普選的方案。但在社會撕裂及泛民綑綁的前提下，立法會通過政改的機會，正在一點一滴地流走。
泛民議員綑綁在一起，強逼一致行動，千人一面。但細心分析民主派政客和支持者的政治理念與行動傾向，可以劃分成兩個角度、四大分類，政治理念有激進，有溫和；行動傾向也分理想和現實。
兩個角度交雜，分出四類人，第一類是激進理想派，他們不但是理想主義者，也採取激進的行動。例如警方昨日於西貢蠔涌炸彈工場逮捕的疑犯，他們不止參與去年佔中及今年反水貨客示威，更要透過激進、甚至具殺傷力的行動，去逼使政權改變以達到其目標。這類人在社會上只屬極少數，但他們一旦將計劃付諸行動，對社會的影響極大。
第二類是溫和理想派，理念為先，少有行動，現時大部份泛民支持者都屬於這類。我接觸過很多年青人，他們支持否決政改方案，理由很簡單，既然覺得方案不夠民主不理想，便要否決，至於否決了方案之後，下一步將會怎樣，如何可以成功爭取到民主，這些問題基本上不在他們考慮之列，他們根本不是以這種方式思考，覺得不好，就要反對。
第三類是激進的現實主義者，他們行為激進，計數現實，各大泛民政黨的頭頭，都歸於這類。泛民政黨內，原本比較激進的只有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它們只屬少數，但卻牽著主流的泛民政黨如公民黨及民主黨的鼻子走。兩大黨有意識地選擇了比較激進的路線，接受綑綁否決政改，其實不為民主理想，只為了現實的政治考慮。他們吸收了民主黨在2007年與中央妥協的經驗，得出的結論是任何泛民政黨與中央講數支持政改方案，最後便會在選舉中受到懲罰。所以今次不再「重蹈覆轍」，以免自己的政黨在立法會內損失議席，甚至黑心地希望其他政黨與中央妥協，他們便可以坐享其成，一方面可以派人參與特首普選，另一方面自己卻不會「受靶」。
最後一類是溫和現實派，政見溫和，行動實際，比較突出的是公民黨的湯家驊及民主黨的黃成智，他們基於發展民主的大局，傾向支持妥協方案，認為先行出第一步，往後還可以再修改，不然的話，民主永遠不能向前走。
人人都講民主，個個議員要綑綁，但政見其實各有不同，在這四大類別當中，群龍無首，激進派聲大，溫和派「鵪鶉」。結果就是激進話事，愈走愈偏。
政改已到最後關頭，聞說中央最高層已經對香港政改最後取態拍板定調，總括而言是「九字真言」：「不調整、不讓步、不放棄」。不調整，就是對方案不作任何調整，甚至是提委會成員的公司票轉成個人票，也不會做，因為覺得做了也沒有用；不讓步，是不會有中央權威機構承諾政改方案不會「袋一世」，只會「袋一屆」，因為覺得中央只要做了這個承諾，便會給泛民狙擊，要求中央承諾最後的方案為何，陷入更大爭議；至於不放棄，是即使去到最後，也不放棄爭取通過政改方案。
看完中央這九字真言，已知道中央抱的是爭取通過，但過不了也沒有關係的態度。中央打出一張不完美的普選牌，看看民主派上不上。而民主派在群龍無首的狀況下，激進派當道，將民主運動帶入了死角，出現炸彈狂徒，不會去劃清界線。綑綁推翻了政改方案，繼續一無所有。在政改推翻以後，也不見得有什麼力量足以推動中央重啟政改五步曲，再給予香港有普選的機會。香港幾百萬市民可以選特首的選票，就這樣白白地給人拿走了。
缺乏領袖的民主運動，叫人看不到出路，也見不到前途。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