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數字貨幣試點全面推進 快速國際化 脫離美國結算系統

上周五(8月14日)，中國商務部印發《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方案中提出：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人民銀行制定政策保障措施；先由深圳、成都、蘇州、雄安新區等地及未來冬奧場景相關部門協助推進，後續視情擴大到其他地區。

人民幣數字發展領跑全球，大家都不知道一種主權貨幣數字化後，會出現什麼局面。

中國人民銀行。

央行數字貨幣的一大特點是：它是由央行發行、與紙質人民幣具備同等效力的法定貨幣。在實踐過程中，央行數字貨幣是由央行先兌換給銀行或其他運營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

用戶端：個人支付習慣或將變革。

央行數字貨幣是法定貨幣，而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只是一種支付方式，它們的效力不同。具體來說，機構或個人不接受支付寶或微信付款，在法律上沒有問題。但拒絕用戶使用現金或數字貨幣付款就是違法的。另外，法定貨幣的背後是國家信用，央行數字貨幣安全性更高，未來使用範圍更廣，而且不用綁定銀行賬戶。

早前流出人民幣數字貨幣試點時的兌換情況。

2020年，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人們很多生活習慣、工作模式出現變化，導致新的經濟業態衍生。以支付寶、微信為代表的電子貨幣技術已經非常成熟。但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僅僅是作為中介機構，其交易過程仍需要網絡為作為載體，而數字貨幣在通過手機提前下載數據包後便能支持離線狀態下支付，對於通信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的場景具備很強吸引力。除此之外，數字貨幣在支付完畢後立刻結算，不像電子貨幣在支付後仍需要通過清算系統結算，個人消費者對此感觸可能不深，但是對於從事大額交易的機構用戶，則有效提高了支付效率。

除場景拓展與效率的提升外，數字貨幣的支付結算成本可以忽略不計，相比之下，由於第三方平台存在，電子貨幣則面臨著較多類別的手續費，數字貨幣這一優勢對交易雙方無疑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銀行端：機會與挑戰並存

探討央行數字貨幣應當關注其「貨幣」屬性。作為即將面臨市場檢驗的通貨，央行數字貨幣需要得到多方的「共識」，才能確保其能成為匹敵實物貨幣和電子貨幣的貨幣種類。此外，只有通過市場的檢驗，才能獲得海量數據的積累，明確數字貨幣在不同場景下的應用特點，進而通過技術迭代提升數字貨幣的安全性。

對於銀行來說，除了要抓住數字貨幣帶來的機會外，一些業務也將面臨著新的挑戰。數字貨幣安全性高、交易無成本、具備無限法償性，客戶、商戶的使用積極性將更高，對銀行傳統的轉賬匯款、銀行卡消費、銀行卡專用賬戶等產品將產生替代。而基於央行對於數字錢包的定位，央行數字貨幣極有可能與銀行現在推行的移動互聯網支付產品發生直接競爭。

試點城市：充滿挑戰和期待的試金石

分析央行數字貨幣的試點地區，具備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商業環境，豐富又高頻的交易場景，各種可能出現的交易情況，無疑是驗證數字貨幣落地性能的最佳試金石；而另一方面，目前試點地區的電子貨幣支付體系也很完善，在線支付方式用戶粘性較高，儘管人們對新鮮事物具備包容態度，數字貨幣在短期內應該不會對電子貨幣支付引發「衝擊」。

數字貨幣的展望：既是金融產品，也是治理工具

放眼長遠的未來，數字貨幣的推行，無論在追蹤異常交易，還是在發掘金融風險方面，都能夠起到正面作用。數字貨幣所產生的交易數據將大概率納入個人客戶數據體系，金融機構可以利用大數據分析，精准勾勒客戶畫像，進一步挖掘客戶價值。這些數據的沈澱也能為政府提供有效的決策依據，實現智慧政府，提高工作效率。

人民幣變成數字貨幣後，外國人使用人民幣交收將更加方便，更加直接，可以完不經過傳統的國際銀行的匯款或結算體系。外國人(透過中國認可的銀行)收取數字人民幣後，可以極方便地國際間轉移。人民幣理論上就自成一個體系，不用再依賴美國控制的國際銀行結算體系。人民幣數字化後，可大大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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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