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成為史上年紀最大的美國總統，兼為民主黨重奪失落四年總統寶座的拜登正式與副手賀錦麗通過黨內提名，將於11月硬撼現任總統特朗普。
一般相信，拜登選擇賀錦麗的原因有二，一是賀錦麗有著亞裔及非裔血統，有助吸納少數民族的選票。事實上，去屆總統大選部分黑人選票由過往投給由奧巴馬領導的民主黨，改為投給特朗普，成為希拉莉落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吸納黑人票源無疑有助拜登的選情。
第二，拜登的白人、精英、老人形象深入民心，雖然這是傳統精英社會非常樂見的領導形象，但是對於普羅大眾，尤其今天重視兩性平等及反建制的社會而言，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因此，對自身弱點清楚不過的拜登，早早已經表明必定選擇女性才會副手，冀能平衡形象及開拓女性票源。
從以上兩點可以看出，總統候選人的副手選擇，很多時是考慮這位政壇拍檔是否能夠彌補自己的弱點。最理想的狀況，就是除了做到互相照應，也可以清晰分工，在各自擅長的政策範疇大放異采。
回想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當時代表民主黨出選的就是奧巴馬。雖然奧巴馬在黨內初選表現突出，選情勢如破竹，但是毫無疑問，黑人出身加上從政經驗尚淺是其最大的致命傷。因此，奧巴馬考慮副手人選時，便是需要一個經驗老到，聲望甚高的白人，而此人正是在民主黨打滾超過30年，且在黨內樁腳根基頗穩的拜登也。被視為民主黨內中間溫和派的拜登，也可以中和強調改變、變革、立場較接近左翼的奧巴馬，避免對手藉詞攻擊民主黨過於激進。
然而，「奧拜配」最難能可貴的地方，是成功做到政策分工。基層出身、擔任人權律師的奧巴馬最擅長的是與基層福利有關的工作，因此甫上任後便推動醫療改革，讓貧窮的美國人也能負擔醫療開支。可是，由於他從政經驗較少、人脈不廣，在外交問題上可謂一無是處。因此，對於國防、外交的領域，與多國政要頗有交情的拜登能夠發揮重大作用，給予很多寶貴意見。在奧巴馬執政8年的時間裡，至少外交上建樹極大，包括恢復美國古巴正常交往、與伊朗達成無核協議及處決拉登等等。
與奧巴馬競爭的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由於知道前者與拜登組成名單，於是找來是任阿拉斯加女州長佩林迎戰，希望借佩林女性的身分吸納女性選民支持。結果，這位州長在競選過程中錯漏百出，貽笑大方，如聲稱在阿拉斯加能夠看到俄羅斯、非洲是一個國家等等。雖然一男一女的配搭可以互補不足，然而沒有分工甚至缺乏政治智慧那就只不過是一場政治笑話。
筆者不清楚賀錦麗會否步佩林後塵，但是只曾擔任參議員的她是否能夠與拜登分工合作卻是一大疑問。這種只看表面，而不顧本質的政治搭檔，也連是一種成功的噱頭，卻未必如願發揮選票甚至執政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多個民調反映拜登缺乏吸納年輕選民支持的能力。一來拜登年事已高、魅力不及當打之齡；二來拜登在黨內初選與桑德斯競爭激烈，而後者的改革主張成功吸納大量年輕群眾支持。在桑德斯落敗後，這班群眾大多對拜登興致缺缺。現時，在18-45歲的年齡層中，拜登的支持度甚至不如希拉莉。換言之，拜登的最佳選擇，應該是支持漸進改革且年紀較輕的政治人物，而非盲目追求女性代表，更何況是年紀已達55歲的賀錦麗。
無疑，與特朗普相比，拜登仍然擁有不少優勢。在宣布賀錦麗出任競選拍檔後，拜登與特朗普的支持差距更加提升一個百分點。但是，誰知道如果副手另有其人，優勢會否更加明顯呢？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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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有所惡化，持續威脅香港市民的健康，加上政府推出多項抗疫措施，包括晚上禁堂食令、限聚令等，影響市民的消費意欲導致整體經濟環境惡化之餘，對市民日常生活亦造成一定不便，因此部分建制派議題如工聯會郭偉强、經民聯林健鋒等，都建議擴大港版健康碼，由本來只是為商務及專業人士來往深圳、澳門而設的健康認證，變成一個本地使用的、讓健康市民到食肆用膳、到娛樂場所等的「許可證」。
一如所料，反對派對有關建議大加批評，甚至動員網上力量對健康碼盡情妖魔化。他們的理由，大致可以分開三點，一，健康碼是一種門檻，不能通過者等同被剝削自由和人權；二，有報導指內地健康碼曾經資料出錯，影響健康人士的出入自由；三，可能造成資料外洩。
針對第一點，證明香港反對派對於健康碼的認識膚淺。內地的健康碼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登入由政府創設的數據分享平台。經實名認證的用戶需要提供個人信息，如身分證、電話號碼、健康狀況、身處位置、出遊紀錄等等，由相關部門按個別用戶的情況分別給予綠色（可自由活動）、黃色（7天隔離）、紅色（14天隔離）的認證。
換言之，健康碼只是一個記錄程式，只有在當事人所提供的信息被認為是需要隔離的情況下，健康碼才會發出黃色或紅色標籤，以限制疑似確診者出入自由，保障多數市民的健康。因此，限制自由的，不是健康碼的設立和推行，而是當事人的身體和健康狀況以及現行抗疫機制措施。
實際上，健康碼的用途與隔離人士配戴手帶相當接近，都是用作分辨誰人較有確診的風險。兩者不同的地方，其一是前者是電子化操作、後者不是；其二是前者對於人身自由限制有更強的執行能力，後者則只是黏附在手腕上，隔離人士仍有可能違反居家隔離令為社會帶來潛在健康風險。既然兩者的用途相近，而健康碼在執行上甚至更加徹底、有效，為何反對派仍要污之損之？如果反對派不認為配戴手帶是問題，何以現在認為健康碼是問題？
至於反對派認為由於內地健康碼曾經出現誤報，有原本獲綠色認證健康人士在外活動時發現健康碼顏色轉成黃色，因而限制活動自由，因此擔心港版健康碼也有類似情況。然而，這種說法是因噎廢食，邏輯不通。世上各種科技、制度、政策都存在誤用的可能，以監獄為例，世界各地每年出現不知多少冤案，而因冤案而入獄的人比健康碼誤報的人甚至需要承受更大的損失，難道各國政府為了避免出現無辜遭受牢獄之災的人而廢除監獄制度嗎？
事實上，在統計學及社會科學的角度，任何極端例子都不應該予以過高的重視。目前而言，有關內地健康碼誤報的個案寥寥無幾，相對14億人口而言顯得非常微不足道。為了數個疑似出錯的極端例子，作為否定整套行之有效制度的理由，就等於因為看到非洲某國出現飢荒，就以為整個世界都糧食不足一樣荒謬絕倫。
至於資料外洩問題，筆者的確無法反駁健康碼存在相關隱患。即使市民對私隱保護意識日漸提高，加上政府會提供網絡安全保障，資料外洩的風險仍然不小。然而，問題是，健康碼是否值得我們冒著資料可能外洩的風險下推行。筆者認為，只要健康碼能夠緩和香港的疫情，減少市民在外活動的健康風險，平衡市民在抗抗和自由活動的需要，那麼就是值得的。
其實，隨著手機應用程式及其他科技發展發展日趨發達，個人資料外洩的問題是難以避免。反對派為了$10000都願意向政府部門提供個人資料，現時為了比金錢價值更高的性命和健康卻又將私隱問題視為威脅？
說穿了，反對派再次妖言惑眾，以妖魔化內地的政策和拖垮特區政府的施政。以前筆者或會認為是港人對政權的不信任而造成誤會和矛盾。但是，事實證明，香港就是存在一大堆「為反而反」、「為怕而怕」，不懂理性分析，批判思考的「單細胞動物」，甘心被無理的陰謀論和無謂的恐懼操縱自己。
這班恐懼上腦的人類(?)出於「信念」，會對反對派政黨或人士捐獻，使之為己爭取這樣、反對哪樣，養得反對派肥肥白白的。難怪，反對派對陰謀論樂此不疲，因為，恐懼就是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