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糾正的「政治狂熱症」

「一個人每天應該嘗試聽一支小曲，讀一首好詩，觀賞美好的圖畫，還有，如果可以的話，說一點理性的話。」----歌德

有時說理性的話，會比想像中困難。

看著中大學生會幹事會臨時行政委員會8月13日在facebook撰寫「家書」，就讓我想起上述歌德的名句。

中大學生會的家書，是寫給新入學的中大學生，認為新生選擇中大，「也許是被『暴大人』過去一年之勇氣而感動」。

中大學生自命學校為「暴大」(暴徒大學之簡稱)，並向師弟師妹灌輸成為「暴大人」為榮的理念，不知家長看到了，是熱烈支持，還是冷汗直冒？

中大學生會在家書提及，去年11月中大二號橋發生的警方與示威者衝突，形容中大風景依舊，因為有中大人及港人當時「以肉身抵擋子彈水炮，誓死保衛校園」。又指數以百計的「義士」以血汗和青春守護校園，希望學生珍惜。

了解人世事物，尤如瞎子摸象。中大學生會把去年中大二號橋事件形容為「誓死保衛校園」事件。言下之意，是學生守護了校園，阻擋警察入侵。或許這是大象之腳。

把鏡頭拉濶一點，可以看到大象的全貌，警察並不是平白無端要入中大搞搞學生，是有人發動「大三罷」，佔據中大旁的二號橋，把雜物、磚頭和汽油彈擲落吐露港公路，企圖封鎖這條來往新界及九龍的大動脈。警察只是想制止癱瘓公路事件。中大學生會將一個利用校園作為掩護、發動「大三罷」癱瘓香港的攻勢，變成一個學生浪漫守護校園的感人故事，把非法的暴力，完全浪漫化了。

在去年「中大事件」白熱化的時候，我曾講過一個故事，當時的中大學生深信警方會攻入校園，造成「港版屠城事件」。在幾天的對峙當中，有中大教員去到二號橋附近，想看看當時的狀況。他遇到一個中大學生，該學生很緊張地提醒他，千萬不要登上校方撤離教職員的巴士，因為校方其實和警方配合，會把教職員車去別的地方屠殺。中大教員當時無言以對，只覺學生已到了被逼害妄想狂的地步。

在這種無敵想像的背後，其實是一種政治狂熱主義（Fanaticism）在作祟。Fanaticism來自拉丁語，是指不加批判而癡迷的信念或行為。美國傳播學者波茲曼(Neil Postman)在他的《瘋話與蠢話》(Crazy Talk, Stupid Talk)一書中指出：「所有狂熱信仰的關鍵在於他們自我肯定......是狂熱的，不是因為它們是『虛假的』，而是因為它們以這樣一種方式表達它們永遠不會被證明是虛假的。」簡言之，狂熱的信徒相信自己永遠正確。

波茲曼的《瘋話與蠢話》(Crazy Talk, Stupid Talk)。

波茲曼說，「瘋狂的談話，即使是溫和的形式，也要求保持神秘感，暫停批判性，毫無疑問地接受它的前提，以及完全放棄語言應該與現實聯繫起來的想法…..瘋狂談話的問題...幾乎是無法糾正的。它不涉及一個暫時的判斷失誤，可以在理性一點的時刻就作出改變。瘋狂的談話通常提出一種觀點，認為這是道德的、進步的，它的假設，隱喻和結論，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正因如此，最終使它變得瘋狂，因為它無法超越自身，它正正把自己埋在了自己的基礎之中。」

香港現時的學生，可以說他們是對民主主義的狂熱崇拜，已經演變成一種民主的教條式普世主義（dogmatic universalism of democracy），跌入了波茲曼所說的「瘋狂的談話」描述的形態中。

表面上追求民主，但卻自稱「暴大人」，完全失去了民主的理性與包容。相信自己永遠正確，與其意見相左者，就是暴政的走狗。

患上政治狂熱症，短期「幾乎是無法糾正的」，只能加以規範。合法合規，應該是政府和校方，對大學生的最基本要求。

盧永雄

香港社會十分政治化，甚至到達非理性的程度。前天發生兩件事情，令人十分感嘆。

一、 圍攻出庭作證的母親。15歲女學生陳彥霖的死因聆訊昨日開始，陳彥霖的母親出庭作證時說女兒精神失常，曾經試圖自殺。她離開法庭的時候，被大批人用粗口追罵，甚至指她是「假阿媽」。彥霖媽媽因女兒過身本來已十分傷痛，還要遭受辱罵再打擊。

    按《死因裁判條例》第47條「因藐視行為而交付羈押」。當中條款（1）指明，「凡任何人在研訊過程中或在往返研訊地點途中，故意侮辱死因裁判官、協助死因裁判官的人員或證人」，皆屬違法。法庭可以發出手令，把犯事者關押於監獄不超過兩個月。前天這些嚴重騷擾證人的行為，已涉嫌觸犯了法律。由於陳彥霖母親的證詞與自己相信的事情不符，便指她為「收錢假阿媽」，還對她百般羞辱，完全偏離香港作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常態。

二、 學者憑感覺決定自己毋需檢測。一個大學傳染病學者一直反對全民檢測，認為沒有針對性的檢測是浪費子彈。他在一個電台訪問時表示，「全民檢測成效很低，加上自己有嚴格管理生活，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外出購物亦不會除下口罩，受感染的機會極微，不會懷疑自己是隱形傳播者，故不會參與檢測。」

這個「覺得自己不是隱形傳播者，就不參加檢測」的說法，引發很大的爭議。如果出自一個市井之徒之口，大家無話可說。但由一個一流學府的傳染病學者說出來，的確令人無語。大學學者憑「感覺」行事，你還相信科學嗎？

相信社會上絕大多數的隱形傳播者，都不會覺得自己受感染。否則他一早就會就醫，或者自行做檢查。之所以要做全民檢測，正正是要找出那些覺得自己沒有被感染的隱形傳播者。而現實上亦見到很多受到感染的案例，其生活非常規律，主要活動地點是上班地點和家中，而坐交通工具都戴上口罩，但結果還是被感染了。作為一個學者，說自己憑感覺覺得沒有被感染，就不參加檢測，令人有點震驚。

無論追罵人是「假阿媽」的抗議者，到順著感覺走的大學者，其共通點似乎是泛政治化，沒有按科學和理性的原則思考問題，在偏見帶引下，堅持自己「覺得」一定對的答案。這些事情，在人類幾千年文明發展以來，都會反覆出現，可以說是黑暗時代。

我讀大學時，要接受通識教育，修讀了一個西方文明的歷史課，當中提到天文學家哥白尼的故事，我至今仍然記得。哥白尼是文藝復興時代波蘭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他生於1473年，當時的社會相信「地心說」，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哥白尼透過天文觀測，相信地球並非宇宙的中心，而是環繞著太陽運行，提出了「日心說」。

但當時的教會堅信傳統的「地心說」，一直打壓哥白尼。哥白尼在臨死前（1543年）發表《天體運行論》，是現代天文學的起點，而有名的天文學家伽利略也追隨哥白尼的學說。天主教神父英哥利是哥白尼學說的主要反對者。英哥利在哥白尼死後73年（1616年）寫了一篇文章，譴責哥白尼學說在「哲學上站不住腳，神學上屬於異端學說」。

當時的大教宗保祿五世針對伽利略，頒佈了一項法案，警告他不要再支持哥白尼學說。1633年，伽利略因為追隨哥白尼學說，被指控有異端邪說的嚴重嫌疑，最終被判終身軟禁。直至1758年，天主教才從《禁書目錄》中去掉了對於「日心說」的相關著作的禁令。

現代西方社會文明的起源，就是堅持相信科學和理性，去除一些政治及宗教上的偏見。

香港如今極度泛政治化，社會廣泛地被偏見包裹著，從精英到民眾，都只是隨著感覺走，都只會講大眾啱聽的說話。結果整個社會都迷失理性，不斷沉淪。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