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流傳甚廣的段子。
把大象關冰箱裡，共需幾步？答：三步。第一步，把冰箱門打開；第二步，把大象放進去；第三步，把冰箱門關上。
此段子，初聞令人發笑，深思不明覺厲。在其突破常識、荒謬不堪的一面之外，實則蘊含著相當“嚴謹”的邏輯：在只是把大象關進冰箱的步驟問題上，“三步走”就是一個完整的路線圖；至於如何做到的方法論，無需回答。
借用之，解決香港住房問題，共需幾步呢？照搬以上邏輯，也可以說只有三步：第一步，找到地；第二步，蓋起樓；第三步，讓人住進去。
如此，香港社會的一個老大難問題就這麼輕而易舉地解決了。
滑稽不滑稽？
二
修例風波以來，香港社會有本土恐怖主義，也有魔幻現實主義。
近期，香港房地產協會發表《粵港澳聯合開發新區——桂山島“創世新城”2012-2049計畫》，提出由珠海提供桂山島土地，通過填海獲得70平方公里的土地，興建28萬間住宅共50-70萬香港市民居住，由香港管理，施行香港法律。
簡而言之，該協會的意思就是在內地搞一塊“飛地”，交給香港。
更早前的9月份，香港明報旗下《亞洲週刊》的文章中，對此還有更宏大的“規劃”。其“獨家爆料”說，香港有多位學者提出向中央“借地”桂山島填海，並發表了《關於填海建設大灣區自由貿易島的建議》。建議書寫明，此島填海後實行“一島兩制”，人口規劃150萬人，並稱“已聽取各方專家意見，引起中央關注”。
其思路也闊，其手筆也大。然而，太陽底下無新鮮事，此“宏圖大略”其實還是老調重彈。
2018年時，香港新民黨就提出此建議。2019年“兩會”期間，香港民建聯就提出在廣東省建設“香港村”。2020年“兩會”前，民建聯一次性公佈23項建議、提案，其中一個便是“在珠海市桂山島及港珠澳大橋珠海段南側指定水域填海建造‘香港城’”，以此解決香港住房、經濟發展瓶頸問題。
他們，想得很美。
三
這些建制派團體、人士，自信滿滿、不遺餘力地推銷新的“創世方案”，還放風說“中央有意”。
林太坦言：沒聽中央講過。
她說，收到了智庫和人大代表的建議。但“中央重視環保”，而這屬“破壞中央政策”。
她反問：“這不如讓香港自己填海”“在內地水域填，為何不在（香港）大嶼山、交椅洲填？”
香港01一篇《與青年民建聯商榷——勿將大灣區當成“香港問題回收站”》指出，此議題，就是將香港問題簡化為“土地不足”，再推給內地和中央的典型例子。
另一篇評論則直接以一字定論此舉：蠢。
知名評論人周八駿最近評價此事說：試問，內地民眾看在眼裡，會產生怎樣的想法？為什麼所有要求中央撥地支援香港在內地發展新城鎮的方案都要求由特區政府管轄並實行香港制度？難道「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實施還不足夠、必須向內地延展？
“香港本地情況和香港與內地關係已經發生並繼續發生深刻重大變遷，香港請求中央支援，不能只顧香港一些人意願，而是應當恪守三項原則──一是請求中央支援香港自身發展，二是支持中央對香港和內地居民一視同仁，三是請求中央允許香港在內地（如大灣區廣東省9城市）發展，遵守內地制度。”
周八駿有真知灼見。
四
對此問題，靖海侯也早有論述。
5月份，就香港文匯報刊出的《在南海邊畫一個圈......給香港？》一文，靖海侯評論到：
香港的問題與民生有關，卻不全因民生問題造就，甚至民生問題都未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此其一。解決香港民生問題，內部不是沒有空間，資源不是不夠充足，脫離香港尋求“飛地”屬逃跑行為，有損管治體制與形象，此其二。歷史已反復證明，恩惠不足以貢獻人心回歸，對香港一些人來說，恰恰缺的是該有的馴服、應有的敬畏，此其三。其四，提出“畫圈”設想者，縱然愛國愛港，格局未必開闊，動機也要剖析，這不僅是個政治問題。其五，捨得要平衡，權利義務要對等，合法、合理、合情三者，這個恐怕一個也站不住腳。
這是更高層面、更深層次的概論，我們先就事論事。
還是回到老問題。
之一：香港缺土地嗎？
資料說話。1.香港1100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中，已開發建設的只有270平方公里，僅占土地總面積的24.3%，房屋用地更只占6.9%；2.在香港4400公頃的農地中，有上千公頃屬於四大地產商，一直處閒置、荒廢狀態。
比較深港發展，網友總戲言，站在深港邊界看，深圳這邊大樓鱗次櫛比、燈火通明，香港那邊漆黑一片，盡是野草山巒。
香港人皆知，香港從來不缺土地。
香港住房問題，本質上是利益格局問題，利益分配問題，是地產商與特區政府的角力問題，也是特區政府的改革魄力和政治擔當問題。
之二：內地一定要“借地”給香港嗎？
香港有土地供應空間，也有土地開發計畫。2018年，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計畫”，指出將在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分階段填海興建人工島，填海面積達1700公頃，其中七成可用于興建公營房屋，容納70-110萬人居住。
進入施政報告的計畫，必已調研論證，必已統籌科學性與可行性。而事實是，雖然“明日大嶼計畫”在反對派阻擾下遲遲未能有效推進，但目前仍在計畫之列，仍在謀劃之中，仍屬規劃香港土地與住房問題的既定安排，仍在立法會的議程裡。
內地“借地”給香港，理由可以有。1.香港沒有地，此理由前已說明，並不成立；2.特區政府沒有辦法，此理由也不成立，不然不會有“明日大嶼”；3.香港市民更願意移居內地。此理由成立與否，看看香港的社會政治基礎就不難判斷。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內地希望“借地”給香港。而此“希望”無非建立在香港管治水平高且能帶動內地相關發展的基礎上。但，比較深港，理由還成立嗎？
建制派自有其提出“借地”的動機和基礎。一方面，他們認為中央支持香港，所以支持香港尋求“域外解決辦法”；另一方面，他們認為特區政府自己解決不了，與其被動等待不如另闢蹊徑；還有一方面，就是他們認為他們是建制派，他們愛國愛港，他們的初衷是好的，他們的建議不會面臨政治上的質疑。
但他們的建議不好，一點都不好。1.他們模糊了“高度自治”的空間，讓香港民生問題外溢，給內地和中央造成新的困擾；2.他們否定了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進而否定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內生動力，放棄了香港自身的努力；3.他們低估了內地的建設能力，和對土地建設的同樣訴求，進而也否定了內地的管治水平；4.他們要建“香港城”，把香港制度搬到內地，突破了“一國兩制”的框架設計，讓內地也面臨複雜、割裂的不確定性，更讓內地可能面臨香港政治問題的直接衝擊。
沒有必要，沒有意義，沒有共贏。內地“借地”於香港，非現實之策，非長久之計，不是解決香港民生問題也不是解決內地發展問題的良藥。相反，它只能擴展矛盾、增多是非、放大爭議，讓複雜的局面更複雜、困難的管治更困難。
終究在實行“一國兩制”，終究要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逃避，逃跑，逃脫，不是解決香港問題應有的態度。
五
靖海侯要說，旗幟鮮明反對在內地建“香港城”。
靖海侯還要說的是，香港的建制派亟需提高參政議政能力。
10月13日，香港01發表評論文章：《政黨建議之“最”背後：政治論述離地、短視、空洞》。文中觀點或有偏頗，但指出的核心問題無疑是坊間共識。
在《香港建制派：針尖上的舞者》一文中，靖海侯曾指出他們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精英化。建制派社團領袖更多富二代，“高位截癱”的問題客觀存在。
膚淺化。有“低級紅”的現象，缺乏與反對派論述的能力和素養。
老齡化。青年政治人才集聚不夠，論資排輩的事常常發生。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來自群眾和融入群眾兩個方面都做得還不夠好。
從參政議政角度，他們的問題同樣嚴重：
空喊口號，缺乏系統性論述，立場多實踐少；
空喊改革，缺乏可行性意見，提案多建言少；
空言建設，缺乏前瞻性眼光，倡議多謀劃少。
他們患染的官僚習氣、依賴心理、狹隘思想，不可謂不嚴重。而最為直接的表現，就是建制派人才乏缺，在與反對派鬥爭中“脫穎而出”的多是露出“牙齒”的人，而在助力特區政府施政上卻沒有幾張“清晰”的面孔。
六
建制派在努力，需要調整的只是努力的方向。
國安法時代，香港局面漸穩，重建香港的“視窗期”將至。此時，正是建制派重整陣型、重振精神、重新出發的時候。
建制派需要重新審視工作的重心，在鬥爭與建設上達成平衡，在政治表態與政治實踐上實現統一，在堅守該堅守的與改革該改革的上尋求突破。
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會見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時說，大家要“提高工作水準”。
三年過去了，經歷過修例風波的大考驗，香港建制派應該證明自己有所提高，在與時俱進，證明自己有愛國立場的同時，還有建設香港的能力。
香港建制派，不能辜負中央的信任，不可濫用中央的信任。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一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林鄭月娥接受採訪時表示：
“香港近年有一股過分強調本土文化的風氣，繼而排斥內地及內地人....”
林鄭月娥說，這是“一小撮人”的心態。
二
問題有兩個方面：
1.香港有排斥內地和內地人的風氣；
2.排斥內地和內地人的只是一小撮人。
然而，這一判斷激起很多內地人更多的疑惑：
1.排斥內地及內地人的果真只是一小撮香港人嗎？
2.內地和內地人為什麼會讓香港人排斥，他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3.這種風氣什麼時候興起的，將會是怎樣的發展態勢？
三
香港是多元社會。香港人看待內地和內地人，態度不一，情形有別。
有的對內地及內地人有感情，視為手足，如傳統左派和現在的香港警隊；
有的對內地及內地人有好感，視為同胞，如一般建制派人員；
有的愛恨交加，或愛內地不愛內地人，如北上發展的利益驅動者；或愛內地人不愛內地，如香港老一輩有國家情懷的的傳統右派；
還有的無感，有的生恨。
正如香港人在政治光譜上的分佈，他們對內地和內地人的態度不能一概而論。既非如內地一些人被媒體報導“養成的錯覺”，香港人普遍排斥、歧視內地和內地人，也非如林鄭月娥所言，僅僅是一小撮人，排斥和歧視只是小概率事件。
以靖海侯在香港的體察，香港人對內地有“意見”是普遍現象，對內地有優越感也已長期存在，但對具體的內地人上升至“排斥和歧視”程度，且有直接現實表現的，並不多。而其表現，主要在以下方面或者以下時候才會出現：
1.發生重大法律政治爭議時；
2.選舉活動和大型社會運動時；
3.特區政府推出兩地重要合作事項時；
4.特區政府施政出現重大失誤時。
香港或香港人，對內地和內地人的所謂“排斥和歧視”，有具體而零碎的表現，但更多時候只是一種主觀的解讀、抽象的判斷，僅存在於兩地社會的整體認知、表面認知中，而對每一個生活在香港的內地人而言，這種事情並不必然，也並不經常。
修例風波時，黑衣人辱駡毆打內地人的新聞時有報道。彼時，很多朋友問靖海侯，是不是特別不適合去香港，靖海侯的回答都是“NO”，反而會建議朋友們趁著這個時候來，因為人少東西便宜，且僅作為一個“遊客”的話，也不存在人身安全風險。
給出這建議，並非源于靖海侯的盲目樂觀。修例風波大大小小幾十場暴力破壞活動，靖海侯都在前線“觀戰”，與黑衣人的距離常在咫尺之間。開始時或有恐慌，但次數多了，就開始從容出入，並沒有太多擔心。或者說，即便你在現場，看著黑衣人投擲汽油彈，但如果不與黑衣人發生直接、正面的衝突，被盯上和圍毆的概率幾乎等於零。
這當然並非由於黑衣人的克制。事實是，如果靖海侯當時隨便作出一個動作，比如對著他們拍大頭照，或者喊出愛國愛港口號，或者將他們設置的路障搬走，靖海侯馬上就會被視為“敵人”，有生命危險。而在不產生“角色衝突”的情況下，彼此可以做到“相安無事”。
香港對內地和內地人最不友好的，莫過於常年在香港上水一帶反對“水客”的一類人。靖海侯在《我所認識的香港反對派》一文中舉過一例。
某“港獨”分子。對內地人充滿敵意，多次組織激進分子在上水一帶騷擾內地人。電話聯繫。非常努力、吃力地用蹩腳的普通話與靖海侯交流，侃侃而談。當談到港珠澳大橋時，他說是“大白象工程”。靖海侯以虎門大橋舉例，讓他放長遠看。他原話是：“是嗎？”
同樣，靖海侯在與他的交流中，並沒有感受到他對靖海侯本人的“排斥和歧視”，感受到的只是其面上的立場、整體的觀點和一種泛泛的情緒。
可能讓很多人錯愕甚至不能接受的是，靖海侯在香港，在與各種各類普通市民的相處中，不僅沒有感受到“排斥和歧視”，還感受到了他們的熱情與善良。
2017年2月，靖海侯曾發表過一篇文章：《不妨換個角度看香港》。當時這麼寫到：
“許多真相被道出,更多真相被穩瞞”。真正的香港和香港真實的面貌，不止於媒體裡。那些爆出的問題，未必是香港主流社會的病狀。刺耳的聲音，更未必是主流民意的代表。
比如“歧視內地人”。筆者在香港生活、工作期間，所見所聞，上至社會精英、下至普通市民，乃至一些民主人士，還沒有碰到一個對內地人不友好、有歧視的。
之前，筆者還專門作了一項社會實驗，在全港各個地方以標準的山東普通話問路，結果是無一不耐心指引，甚至還有幾個人怕我聽不懂、找不到，特意把我領到目的地和公交站。
人的成見與隔閡有太多想像的成分。當我們把自己還原成一個具體的人，放置于具體的時空之下，就不會標籤化、符號化對方，就沒有內地人、香港人之分，就會呈現出人性中共同且美好的一面，善待彼此每一次偶然的相遇。
雖然之後發生了修例風波，但靖海侯今天仍然沒有改變這一觀點。
因此，可以說，香港確有“排斥和歧視”內地及內地人的現象，但總體上有其場景和特點：
1.“排斥和歧視”內地，大於“排斥和歧視”內地人；
2.社會層面上的“排斥和歧視”，大於個人感知的“排斥和歧視”；
3.“排斥和歧視”是政治風氣而非社會文化。
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小撮人”；所以，我們說，這不是“一小撮人”。
四
看待香港問題，人們總覺得沉重、複雜、疑惑。
靖海侯曾總結為四種原因：
1.今天的香港與我們記憶中的香港（影視作品、流行音樂）相差甚遠，情結上難以接受；
2.香港的歷史，關乎一段國家貧弱時期的屈辱記憶，好不容易恢復行使主權，把它拿了回來，沒想到她如此“離心離德”，情理上難以接受；
3.香港回歸以後，中央把能給香港的優惠政策都給了，能照顧的都照顧了，懷著巨大的誠意給了香港在世界其他國家絕無可能給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權力和寬容，情感上難以接受；
4.香港回歸23年了，香港的政治局面並沒有持續改善，而是不斷惡化，甚至出現了回歸以來，乃至1967年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這種發展情勢也讓人難以接受。
在香港人為何“排斥和歧視”內地及內地人上，人們同樣有此疑惑。
但這靖海侯看來，所謂“香港人排斥和歧視內地人”是個偽命題。
1.此“排斥和歧視”，與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高度關聯，所謂“風氣”不過是香港社會主流政治取向的投射；
2.此“排斥和歧視”，與香港反對派的政治路線高度關聯，與其說是“風氣”，不如說是一種“需要”，是香港反對派的一種政治策略和政治手腕；
3.此“排斥和歧視”，不主是因為內地或者內地人的原因，而主要是內地體制的原因，“排斥和歧視”的本質是符號化、標籤化的。
一言以蔽之，“排斥和歧視”是政治態度、政治手段、政治現象，是香港社會“泛政治化”的一個變種。
“排斥和歧視”產生和存在的原因，也在於此：
1.香港反對派要“兩制”不要“一國”，所以要區隔兩地，進而把內地和內地人置於對立面；
2.香港社會要香港的“特色”不要內地的“特色”，對“香港內地化”有莫名隱憂，進而維持與內地和內地人的心理距離；
3.香港輿論主陣地在反對派手中，且有“逐臭”文化，不怕事大，總是放大一些內地和內地人的不文明現象，努力借此“證明”內地體制和內地文明的不堪。
此外那些更具體的原因，如“自由行”後內地人搶奪香港人資源、“中資”長驅直入、內地高速發展帶來的心理失衡等，不過也是表像。
或者也可以說，在“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不能在香港形成普遍而正確的認知下，在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前，在香港反對派沒有調整或媒體生態沒有淨化的大環境裡，“排斥和歧視”內地及內地人的現象或聲音，一定會發生，且一定會持續發生。
兩地相向而行還是背道而馳，決定了香港人對內地和內地人的態度。
五
消除此風氣，需要很多方面做很多工作。
這裡，我們只談特區政府應有的態度、應有的作為。
來看看近來的兩件事。
其一。10月15日，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宣佈，香港與新加坡就建立“航空旅遊氣泡”達成原則性協議，參與“旅遊氣泡”的旅客施行兩地互認檢測，不再強制隔離。
特區政府推出此舉措，屬疫情下救市之舉。但措施公佈後，不少市民表達了不解甚或憤怒。
無疑，香港發展旅遊業，內地才是大戶，兩地人流需求量非新加坡所能比。而目前內地疫情已得到完全控制，新加坡疫情與香港相若，何以內地人赴港，至今仍需強制隔離，而港府卻首先選擇與新加坡互認檢測安排？
其二。10月14日，林鄭月娥發佈新一份施政報告的日子。前一天，林鄭月娥突然宣佈，由於需要進一步尋求中央政策支援，決定押後宣讀施政報告，並一下子推遲至11月底。
例行發佈施政報告，是特區大事。特區政府每年為此精心籌備，準備時間、投入精力不可謂不多。今年推遲發表，有原因，有情由，但發表前突然推遲，且一下子推遲這麼長時間，必然引起政壇議論、坊間揣測。人們會問：早幹嘛去了？
這兩件不同的事，均有不好的影響，均與本文的主題有關。
與新加坡一事上：1.無視內地疫情受控，首先選擇與新加坡互認檢測安排，在怕什麼？2.無視兩地同胞希望早日通關的強烈訴求，首先惠及他國人員，在想什麼？
其客觀影響是：1.尋求與內地早日通關，不在特區政府的緊要安排內；2.特區政府覺得內地事務太敏感，能不碰就不碰；3.處理內地事務相比處理其他海外聯繫，更複雜、更麻煩。
杯弓蛇影，因噎廢食。
施政報告一事上：1.按程序，特區政府發表施政報告前須報港澳主管部門，如今突然推遲，人們必然有遐想。2.按常理，施政報告港府已籌備久矣，中央涉港政策港府也不可能不知情，推遲不必如此突然。3.按權力，發表施政報告是港府的事，中央出不出台涉港政策是中央的事，每年的例行動作也得“等靠要”嗎？
其客觀影響是：1.讓一些市民覺得特區政府施政瞻前顧後，仿若巨嬰。2.讓一些市民揣測上面手伸得太長，施政報告也要管。3.讓反對派找到了“理由”，借此攻擊“高度自治”。
得不償失，事倍功半。
兩件事，暴露了特區政府在處理內地事務上的兩大問題：
1.精神上缺乏擔當，不敢、不會、不能主動推進與內地的交流合作；
2.策略上缺乏智慧，不明、不懂、不知時刻維護中央與內地的形象。
讓複雜的問題更複雜，讓敏感的事務更敏感。特區政府走出的一條南轅北轍的路線，於己不利，於人不利，有損益，無增益，難言明智。
六
特區政府對內地，總是太“客氣”了些。
2018年5月，川港合作會議召開。港澳辦負責人張曉明會上傳達“中央領導同志”四點指示精神，其二為“互相尊重，換位思考”，指出：
“特別是要充分尊重特區政府的意見。比如，處理港澳的事情，同時有幾個方案都可以接受的，應儘量採用特區政府所提方案；中央制定的有利於港澳的政策措施，可以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宣佈的，儘量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宣佈。”
明顯，此一點指示精神，有三重意思：
1.制定涉港政策，中央首先考慮特區政府的想法；
2.公佈涉港政策，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具主動權；
3.中央作換位思考，特區政府也需作換位思考。
彼時，香港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中央對港工作思路的重大變化。
可以說，中央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尊重已經充分體現。
特區政府呢？
還是太“客氣”。
一個典型例子：林鄭月娥去中聯辦，是少得可憐還是多得正常？
所謂“客氣”，就是指特區政府在處理內地事務時，做起來扭扭捏捏而不是大大方方，說起來躲躲閃閃而不是理直氣壯；就是指特區政府堅定地一面表現不夠，顧慮的一面表現太多；就是指特區政府因為敏感而敏感，擔心複雜才複雜。
所以“客氣”，有其情由，根本在於“怕”，怕引起麻煩，怕麻煩上身，也有怕“好心辦壞事”的考慮。
但“客氣”有弊端。或在處理內地事務上不堅定、不主動，或在與內地交往交流時不灑脫、不從容，或者也客觀塑造、印證著香港社會對內地的負面印象，讓有關內地的事情更可疑、更以為不可信。
六
中央以莫大魄力和誠意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內地和內地人以莫大尊重和善意與香港進行互動交流，香港社會沒有“歧視和排斥內人及內地人”的理由。
消除不良風氣，不為反對派製造的思潮誘拐，防範兩地可能進一步加深加重的“雙向誤解”，打破“人心回歸藩籬”，特區政府首先要理清思路，主動作為。
主動為內地議題“脫敏”；
坦然開展兩地互動交流；
特區政府官員多在公開場合講普通話；
林鄭月娥時不時到中聯辦做客... ...
最關鍵的是，必須打掉“兩制”的心理障礙，縮短兩地的心理距離，在面對內地時，再大方一點，再瀟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