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林鄭月娥接受採訪時表示：
“香港近年有一股過分強調本土文化的風氣，繼而排斥內地及內地人....”
林鄭月娥說，這是“一小撮人”的心態。
二
問題有兩個方面：
1.香港有排斥內地和內地人的風氣；
2.排斥內地和內地人的只是一小撮人。
然而，這一判斷激起很多內地人更多的疑惑：
1.排斥內地及內地人的果真只是一小撮香港人嗎？
2.內地和內地人為什麼會讓香港人排斥，他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3.這種風氣什麼時候興起的，將會是怎樣的發展態勢？
三
香港是多元社會。香港人看待內地和內地人，態度不一，情形有別。
有的對內地及內地人有感情，視為手足，如傳統左派和現在的香港警隊；
有的對內地及內地人有好感，視為同胞，如一般建制派人員；
有的愛恨交加，或愛內地不愛內地人，如北上發展的利益驅動者；或愛內地人不愛內地，如香港老一輩有國家情懷的的傳統右派；
還有的無感，有的生恨。
正如香港人在政治光譜上的分佈，他們對內地和內地人的態度不能一概而論。既非如內地一些人被媒體報導“養成的錯覺”，香港人普遍排斥、歧視內地和內地人，也非如林鄭月娥所言，僅僅是一小撮人，排斥和歧視只是小概率事件。
以靖海侯在香港的體察，香港人對內地有“意見”是普遍現象，對內地有優越感也已長期存在，但對具體的內地人上升至“排斥和歧視”程度，且有直接現實表現的，並不多。而其表現，主要在以下方面或者以下時候才會出現：
1.發生重大法律政治爭議時；
2.選舉活動和大型社會運動時；
3.特區政府推出兩地重要合作事項時；
4.特區政府施政出現重大失誤時。
香港或香港人，對內地和內地人的所謂“排斥和歧視”，有具體而零碎的表現，但更多時候只是一種主觀的解讀、抽象的判斷，僅存在於兩地社會的整體認知、表面認知中，而對每一個生活在香港的內地人而言，這種事情並不必然，也並不經常。
修例風波時，黑衣人辱駡毆打內地人的新聞時有報道。彼時，很多朋友問靖海侯，是不是特別不適合去香港，靖海侯的回答都是“NO”，反而會建議朋友們趁著這個時候來，因為人少東西便宜，且僅作為一個“遊客”的話，也不存在人身安全風險。
給出這建議，並非源于靖海侯的盲目樂觀。修例風波大大小小幾十場暴力破壞活動，靖海侯都在前線“觀戰”，與黑衣人的距離常在咫尺之間。開始時或有恐慌，但次數多了，就開始從容出入，並沒有太多擔心。或者說，即便你在現場，看著黑衣人投擲汽油彈，但如果不與黑衣人發生直接、正面的衝突，被盯上和圍毆的概率幾乎等於零。
這當然並非由於黑衣人的克制。事實是，如果靖海侯當時隨便作出一個動作，比如對著他們拍大頭照，或者喊出愛國愛港口號，或者將他們設置的路障搬走，靖海侯馬上就會被視為“敵人”，有生命危險。而在不產生“角色衝突”的情況下，彼此可以做到“相安無事”。
香港對內地和內地人最不友好的，莫過於常年在香港上水一帶反對“水客”的一類人。靖海侯在《我所認識的香港反對派》一文中舉過一例。
某“港獨”分子。對內地人充滿敵意，多次組織激進分子在上水一帶騷擾內地人。電話聯繫。非常努力、吃力地用蹩腳的普通話與靖海侯交流，侃侃而談。當談到港珠澳大橋時，他說是“大白象工程”。靖海侯以虎門大橋舉例，讓他放長遠看。他原話是：“是嗎？”
同樣，靖海侯在與他的交流中，並沒有感受到他對靖海侯本人的“排斥和歧視”，感受到的只是其面上的立場、整體的觀點和一種泛泛的情緒。
可能讓很多人錯愕甚至不能接受的是，靖海侯在香港，在與各種各類普通市民的相處中，不僅沒有感受到“排斥和歧視”，還感受到了他們的熱情與善良。
2017年2月，靖海侯曾發表過一篇文章：《不妨換個角度看香港》。當時這麼寫到：
“許多真相被道出,更多真相被穩瞞”。真正的香港和香港真實的面貌，不止於媒體裡。那些爆出的問題，未必是香港主流社會的病狀。刺耳的聲音，更未必是主流民意的代表。
比如“歧視內地人”。筆者在香港生活、工作期間，所見所聞，上至社會精英、下至普通市民，乃至一些民主人士，還沒有碰到一個對內地人不友好、有歧視的。
之前，筆者還專門作了一項社會實驗，在全港各個地方以標準的山東普通話問路，結果是無一不耐心指引，甚至還有幾個人怕我聽不懂、找不到，特意把我領到目的地和公交站。
人的成見與隔閡有太多想像的成分。當我們把自己還原成一個具體的人，放置于具體的時空之下，就不會標籤化、符號化對方，就沒有內地人、香港人之分，就會呈現出人性中共同且美好的一面，善待彼此每一次偶然的相遇。
雖然之後發生了修例風波，但靖海侯今天仍然沒有改變這一觀點。
因此，可以說，香港確有“排斥和歧視”內地及內地人的現象，但總體上有其場景和特點：
1.“排斥和歧視”內地，大於“排斥和歧視”內地人；
2.社會層面上的“排斥和歧視”，大於個人感知的“排斥和歧視”；
3.“排斥和歧視”是政治風氣而非社會文化。
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小撮人”；所以，我們說，這不是“一小撮人”。
四
看待香港問題，人們總覺得沉重、複雜、疑惑。
靖海侯曾總結為四種原因：
1.今天的香港與我們記憶中的香港（影視作品、流行音樂）相差甚遠，情結上難以接受；
2.香港的歷史，關乎一段國家貧弱時期的屈辱記憶，好不容易恢復行使主權，把它拿了回來，沒想到她如此“離心離德”，情理上難以接受；
3.香港回歸以後，中央把能給香港的優惠政策都給了，能照顧的都照顧了，懷著巨大的誠意給了香港在世界其他國家絕無可能給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權力和寬容，情感上難以接受；
4.香港回歸23年了，香港的政治局面並沒有持續改善，而是不斷惡化，甚至出現了回歸以來，乃至1967年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這種發展情勢也讓人難以接受。
在香港人為何“排斥和歧視”內地及內地人上，人們同樣有此疑惑。
但這靖海侯看來，所謂“香港人排斥和歧視內地人”是個偽命題。
1.此“排斥和歧視”，與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高度關聯，所謂“風氣”不過是香港社會主流政治取向的投射；
2.此“排斥和歧視”，與香港反對派的政治路線高度關聯，與其說是“風氣”，不如說是一種“需要”，是香港反對派的一種政治策略和政治手腕；
3.此“排斥和歧視”，不主是因為內地或者內地人的原因，而主要是內地體制的原因，“排斥和歧視”的本質是符號化、標籤化的。
一言以蔽之，“排斥和歧視”是政治態度、政治手段、政治現象，是香港社會“泛政治化”的一個變種。
“排斥和歧視”產生和存在的原因，也在於此：
1.香港反對派要“兩制”不要“一國”，所以要區隔兩地，進而把內地和內地人置於對立面；
2.香港社會要香港的“特色”不要內地的“特色”，對“香港內地化”有莫名隱憂，進而維持與內地和內地人的心理距離；
3.香港輿論主陣地在反對派手中，且有“逐臭”文化，不怕事大，總是放大一些內地和內地人的不文明現象，努力借此“證明”內地體制和內地文明的不堪。
此外那些更具體的原因，如“自由行”後內地人搶奪香港人資源、“中資”長驅直入、內地高速發展帶來的心理失衡等，不過也是表像。
或者也可以說，在“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不能在香港形成普遍而正確的認知下，在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前，在香港反對派沒有調整或媒體生態沒有淨化的大環境裡，“排斥和歧視”內地及內地人的現象或聲音，一定會發生，且一定會持續發生。
兩地相向而行還是背道而馳，決定了香港人對內地和內地人的態度。
五
消除此風氣，需要很多方面做很多工作。
這裡，我們只談特區政府應有的態度、應有的作為。
來看看近來的兩件事。
其一。10月15日，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宣佈，香港與新加坡就建立“航空旅遊氣泡”達成原則性協議，參與“旅遊氣泡”的旅客施行兩地互認檢測，不再強制隔離。
特區政府推出此舉措，屬疫情下救市之舉。但措施公佈後，不少市民表達了不解甚或憤怒。
無疑，香港發展旅遊業，內地才是大戶，兩地人流需求量非新加坡所能比。而目前內地疫情已得到完全控制，新加坡疫情與香港相若，何以內地人赴港，至今仍需強制隔離，而港府卻首先選擇與新加坡互認檢測安排？
其二。10月14日，林鄭月娥發佈新一份施政報告的日子。前一天，林鄭月娥突然宣佈，由於需要進一步尋求中央政策支援，決定押後宣讀施政報告，並一下子推遲至11月底。
例行發佈施政報告，是特區大事。特區政府每年為此精心籌備，準備時間、投入精力不可謂不多。今年推遲發表，有原因，有情由，但發表前突然推遲，且一下子推遲這麼長時間，必然引起政壇議論、坊間揣測。人們會問：早幹嘛去了？
這兩件不同的事，均有不好的影響，均與本文的主題有關。
與新加坡一事上：1.無視內地疫情受控，首先選擇與新加坡互認檢測安排，在怕什麼？2.無視兩地同胞希望早日通關的強烈訴求，首先惠及他國人員，在想什麼？
其客觀影響是：1.尋求與內地早日通關，不在特區政府的緊要安排內；2.特區政府覺得內地事務太敏感，能不碰就不碰；3.處理內地事務相比處理其他海外聯繫，更複雜、更麻煩。
杯弓蛇影，因噎廢食。
施政報告一事上：1.按程序，特區政府發表施政報告前須報港澳主管部門，如今突然推遲，人們必然有遐想。2.按常理，施政報告港府已籌備久矣，中央涉港政策港府也不可能不知情，推遲不必如此突然。3.按權力，發表施政報告是港府的事，中央出不出台涉港政策是中央的事，每年的例行動作也得“等靠要”嗎？
其客觀影響是：1.讓一些市民覺得特區政府施政瞻前顧後，仿若巨嬰。2.讓一些市民揣測上面手伸得太長，施政報告也要管。3.讓反對派找到了“理由”，借此攻擊“高度自治”。
得不償失，事倍功半。
兩件事，暴露了特區政府在處理內地事務上的兩大問題：
1.精神上缺乏擔當，不敢、不會、不能主動推進與內地的交流合作；
2.策略上缺乏智慧，不明、不懂、不知時刻維護中央與內地的形象。
讓複雜的問題更複雜，讓敏感的事務更敏感。特區政府走出的一條南轅北轍的路線，於己不利，於人不利，有損益，無增益，難言明智。
六
特區政府對內地，總是太“客氣”了些。
2018年5月，川港合作會議召開。港澳辦負責人張曉明會上傳達“中央領導同志”四點指示精神，其二為“互相尊重，換位思考”，指出：
“特別是要充分尊重特區政府的意見。比如，處理港澳的事情，同時有幾個方案都可以接受的，應儘量採用特區政府所提方案；中央制定的有利於港澳的政策措施，可以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宣佈的，儘量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宣佈。”
明顯，此一點指示精神，有三重意思：
1.制定涉港政策，中央首先考慮特區政府的想法；
2.公佈涉港政策，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具主動權；
3.中央作換位思考，特區政府也需作換位思考。
彼時，香港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中央對港工作思路的重大變化。
可以說，中央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尊重已經充分體現。
特區政府呢？
還是太“客氣”。
一個典型例子：林鄭月娥去中聯辦，是少得可憐還是多得正常？
所謂“客氣”，就是指特區政府在處理內地事務時，做起來扭扭捏捏而不是大大方方，說起來躲躲閃閃而不是理直氣壯；就是指特區政府堅定地一面表現不夠，顧慮的一面表現太多；就是指特區政府因為敏感而敏感，擔心複雜才複雜。
所以“客氣”，有其情由，根本在於“怕”，怕引起麻煩，怕麻煩上身，也有怕“好心辦壞事”的考慮。
但“客氣”有弊端。或在處理內地事務上不堅定、不主動，或在與內地交往交流時不灑脫、不從容，或者也客觀塑造、印證著香港社會對內地的負面印象，讓有關內地的事情更可疑、更以為不可信。
六
中央以莫大魄力和誠意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內地和內地人以莫大尊重和善意與香港進行互動交流，香港社會沒有“歧視和排斥內人及內地人”的理由。
消除不良風氣，不為反對派製造的思潮誘拐，防範兩地可能進一步加深加重的“雙向誤解”，打破“人心回歸藩籬”，特區政府首先要理清思路，主動作為。
主動為內地議題“脫敏”；
坦然開展兩地互動交流；
特區政府官員多在公開場合講普通話；
林鄭月娥時不時到中聯辦做客... ...
最關鍵的是，必須打掉“兩制”的心理障礙，縮短兩地的心理距離，在面對內地時，再大方一點，再瀟灑一些。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