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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被孤立”:關於香港未來發展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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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被孤立”:關於香港未來發展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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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被孤立”:關於香港未來發展的隱憂

2020年09月19日 13:10 最後更新:12月01日 12:22

金庸創辦的香港《明報》,17日刊發了一篇評論文章,題目是《杯葛<花木蘭和全民檢測,是否太政治化?》。

文章認為,《花木蘭》搞“政治正確”,全民檢測屬“政治大戲”,二者縱使被政治化,也是“一個巴掌拍不響”。

作者的意思其實就是八個字:因果迴圈,咎由自取。

作者的邏輯其實也是八個字:倒果為因,詈夷為蹠。

真相呢?

在反對派KOL的筆下,在金庸創辦的《明報》裡,“意見”已經超越真相,取代了真相的價值與意義。

對這篇文章的關注點,還可以更多。

一部好萊塢電影,為何也成為反對派抵制的對象?一項本地防疫的安排,為何被陰謀綁架、因政治扭曲?香港一些人“杯葛”(拒絕)電影與檢測的背後,蘊含著怎樣的社會心理?

政治化,內卷化,封閉化——香港社會湧動的思潮,正讓這裡陷入令人焦慮的“熵增定律”中,欲要澆滅其已現黯淡跡象的生機。

內部衰變,外部圍堵,以高度國際化著稱於世的香港,還在被切斷擴展夢想的“花株手臂”。

7月14日,美國總統發出行政命令,不再容許香港出口至美國的貨品使用“”Made in Hong Kong”的產地來源標記。

那能使用什麼標記呢?

Made in China。

香港出口至美國的產品不到香港總出口量的0.1%。美方此舉,針對國安法而來,對雙方的直接影響甚微。如此大費周章,用意很明顯:

1.否定香港獨立的貿易關稅區地位,作為所謂《香港自治方案》的實踐體現;2.否定“一國兩制”事業在香港的發展成果,傳遞香港已經“內地化”的政治信號;3.以否定香港的方式否定中國,以經濟否定的方式實現對香港和中國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否定。

美方此招,無疑是狡猾、陰險的。其邏輯有二:

1.小題大作,重在用形式意義上的制裁,給世人塑造一種認知:香港已不再是曾經的香港;

2.智小謀大,用一種“狡黠”的方式製造香港內部的分化,並推動兩地關係的區隔與緊張:香港“降格”為與內地享同一待遇;

在“Made in Hong Kong”與“Made in China”之間,美方正是想通過“消除差異”的辦法製造差異,用“製造一體”的辦法破壞一體,並將香港直接納入了中美貿易戰的棋局中,把其“Made in China”的制裁壓力直接傾注在香港人的頭上。

涉事的香港廠商會說,我們的產品不同於內地,遭到了“歧視”;特區政府官員會講,香港享有世貿組織賦予的特殊地位,客觀上被“矮化”;有些市民也須會認為,與國家走得太近,便是這結果。

而這些,正是美方所願意看到的。

外國反華勢力的行動邏輯昭然若揭了。

國安法公佈施行後,自知有前科劣跡的他們坐臥不安,又幻想聯翩,為了守住反華的這一“前哨陣地”,他們以策略性的撤退苟全、以戰略性的破壞求變。

他們正在孤立香港。

8月29日,彭博社報導指出,Google和facebook擬撤回設立連接香港的海底電纜計畫。

“太平洋海底電纜計畫”是Google等公司2017年提出的計畫,最初明確了香港、臺灣、菲律賓三個連接目的地。全國人大作出國安立法決定後,美國安全機構和司法部於6月17日促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拒絕連接香港,原因是擔心中國以此獲得截取美國國民個人資訊的途徑。

在美國當局霸道的政治意志前,美國公司作出了不二選擇。

遺棄香港,是陰謀論作祟,更是香港的損失。

互聯網產業在香港,早已落後。發展互聯網產業,正是香港經濟社會轉型的必由之路。創科局成立一波三折,上街購物還要現金,共用經濟尺步難行,大疆、商湯乃至順豐都要放到內地才有蓬勃之勢。如今,一條本來可以擁有、本來值得擁有的互聯網發展高速路,也被“夭折”了。

這段時間,有人常問靖海侯,為什麼總在政治角度分析香港?

孫中山先生講:政治是運用國家的,國家是實行政治的。世界亦然。

政治化的香港,內部是思潮激蕩、風波不止,外部是鬼影叢叢、波詭雲譎。政治化的香港,政治成了一切,籠罩在所有的經濟社會民生事務上,難以摘除,難以分離,並取代了所有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吞噬了所有的簡單與純粹。

只有看清政治的現實與真相,把握政治的脈搏與實踐,才能抽繭剝絲,還原事件的本身,掌控時代的主題。

美國對香港的一系列動作,不能就事論事,別人也不會和你就事論事。否定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切斷香港與美國乃至西方世界的聯繫,美國要做的,就是用政治的野蠻力量撬動香港的經濟基礎,瓦解香港的社會基礎,進而摧垮香港的政治基礎,再以政治解決他們認為的“政治問題”。

他們的動作,還將陸續有來。

近來在香港發生的,還有兩件事。

在香港中文大學紮根多年的港美中心關閉了。這一操弄大學通識課程多年、資助非法“占中”的機構,在國安法後停用網頁、“主動”遷離、停住運作,隨後原為其董事的香港各大高校校長紛紛辭任。

心裡有鬼,規避風險,自然是港美中心關停的原因。但在香港的人都知道,似乎還沒有到非此不可的程度。在靖海侯看來,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美方反華勢力在借國安法,努力完成對香港反中亂港勢力由“輸血”到“造血”的轉變,要香港自己形成反中亂港的“閉環”,壓實反中亂港分子的“責任”。

這也是一種策略性的撤離、戰略性的抽身,目的只是讓香港這個系統能夠保持“不穩定”狀態,如“活火山”一樣,通過擠壓積蓄,催生其再次爆發的“能量”。

另一件事,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秘密出售宿舍。

香港有立法會議員指出:“美領館此事賣樓有其政治意義,可能美國政府認為未來插手香港內部事務的空間變小、角色淡化,從而需要減少工作人員。”

此膚淺之見。

美方減少插手香港事務,可能嗎?插手內地和插手香港哪個更容易?國安法公佈施行以來,直接拘捕美方相關涉嫌人員的概率有多大,何必如此急迫?情報網絡遍及全球的美國,會放棄香港這一“遠東情報總站”,陣地不要了嗎?

國安法前,有的建制派極度悲觀;國安法後,有的建制派盲目樂觀。政治意識淡薄、政治人才乏缺的問題再次凸顯。

也有明白人。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說:“美領館(此舉)企圖製造並傳遞對香港前景不樂觀的消息,其實是配合美國政府,壓迫香港、搞亂香港的做法。”

這話點到了美駐港領事館出售宿舍的兩個實質:1.以壓迫的方式搞亂;2.以撤資的方式示範。

一如靖海侯文中早前的分析。

一個如“高壓鍋”一樣內部躁動不安的香港,更符合美方的利益。而要達成此目的,就是撤離香港、圍堵香港,讓香港人自己撕裂香港、攪亂香港。

香港,正面臨雙向“被孤立”的問題。

2019年8月24日,修例風波正處第二階段。黑衣暴徒在九龍灣用鐵鋸鋸斷一根智慧燈柱,強行打開了另外的19根並破壞了其中的智慧裝置。

(修例風波,靖海侯全程親歷,大概有四個發展階段:7月21日之前,8月31日之前、國慶之後及春節之後,其間不僅有暴力程度的區別,亦有形態和矛盾的演化,容後再講。)

破壞的原因,僅在於黑衣人認為此燈柱不僅用於承載網路功能、收集交通資料,還在於對人的監控和隱私的侵犯。

正處於癲狂狀態、患有深度被迫害臆想症的黑衣人,不會放過他們任何的“假想敵”,在智慧燈柱這一香港發展智慧城市的基礎設施上,再次表現出他們的無知、暴虐。他們要鋸掉它,以及鋸掉香港的未來,達成他們“攬炒”的目的。

一年已過,修例風波漸平,潛存於香港社會的迷思並未消失。

疫情起,兩地交流中斷點。為了在疫情常態化下保持兩地必要的互動,特區政府研究提出“健康碼”計畫。反對派一言斷定,這是“電子手銬”,應聲者云云。

一個靠著開放起家、騰飛的地方,出現了這樣一群人:反對開放,拒絕交流;反對創新,拒絕變革;反對參與一體化,拒絕實現一體化。

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宣揚“港獨”;不是封閉的經濟體,推崇“封關”;不是孤島,卻要把自己變成“孤島”。奇談、謬論、迷思,他們要死死遏制香港的“氣口”,癡癡追逐虛妄的“自由”,蒙蔽了心智,也封堵著香港的反覆運算之路。

對國安法公佈施行後的形勢,靖海侯說“一種力量在撤退,一種力量在崛起,香港新的局勢正在塑造”,這是一面。

另一方面,是香港社會潛行的暗能量、負能量陰魂不散,也在醞釀積聚,並通過“內卷化”的方式扯住這種局面向好的勢頭,讓其不能輕裝上陣,依舊負重前行。

內部的反中亂港勢力在壓迫她,外部的反華勢力也在壓迫她,讓她孤立於內地,孤立於世界,幻想通過打亂她的立身之本和七經八脈,加大其內部的張力,惡化其固有的經濟民生矛盾。

他們要讓香港錯失調整的空間、發展的機遇,實現“攬炒”的可能。

事情還沒那麼嚴重,卻觸發人們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隱憂。

早前,靖海侯聽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無論是修例風波時最黑暗的時刻,還是國安法後,香港金融市場總體穩定,也沒有發生大規模走資的現象。特區政府仍在努力尋求與內地及海外的聯繫合作。

然而,經歷這些事,香港的國際形象受損已是現實。

9月15日,特區政府前保安局局長、現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在TVB訪談節目中說:

"主持人提到香港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的確,正正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在中美‘冷戰’下,夾在最前線的香港變成國際議題。在西方媒體的長期負面報導下,我相信短期內也不能單靠聘請公關公司來扭轉香港的形象。”

“我們必須面對現實,重新定位,例如憑藉我們擁有的普通法制度,爭取成為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國際城市。”

葉太此番話,讓人深思。

面對現實,就是正視西方對香港正在固化的錯判,就要重新確立香港的特殊定位,就必須繼續走國際化路線,破除偏見與屏障,讓世人明白:香港還是那個香港,自由、開放、多元並存、相容並蓄。

最主要的是:香港不會孤立,不會被孤立。

路就擺在那裡。

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強調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靖海侯的一個好朋友,也是靖海侯最欣賞的一名香港青年、國際航運公會中國首席代表劉洋,此前在《香港經濟日報》撰文指出,“疫情制裁夾擊,香港內外循壞尋出路”,此正見,此箴言。

他還說,避免中美脫鉤,首先要確保避免港美脫鉤。

問題是,在美方對香港頻繁施加制裁的情況下,香港可以獨善其身嗎?

或許可以。

靖海侯以為,香港要突破內部壓力、接觸外部封鎖,創建“雙循壞”的可持續發展之道,需要稍稍修正理念。即:

保持與內地的大循環,開創與國際的多循環。

辦好任何事情,都需要牢牢把握主動權。否則就是一廂情願,就會事倍功半。

對香港來說,中央是最好的依靠、內地是最可靠的後盾,長期合作發展形成的機制,乃至長期合作發展造就的龐大利益群體,已經不容其另作他想。兩地間毛細血管均已串聯的經濟格局,正是香港最大的底氣、最堅實的基礎。

反對的人且讓他們去反對。“健康碼”要儘早推出,智慧燈柱要加快佈設,港珠澳大橋一定要用起來。有了兩地的大循環,必然帶動香港本地的小迴圈,“Made in Hong Kong”與“Made in China”縱然有區別,又能有多大影響呢?

難點在於與國際的迴圈。

靖海侯早言,美方所謂《香港自治方案》,可以是無牙老虎,也可以是有牙老虎,美方對香港的制裁可輕可重、可點可面、可淺可深。

從美國總統簽署行政命令,改變香港產品來源地標識開始,美方的用意恐怕已不再是短期行為。在美國尚能主導的世界經濟體制下,此舉將不可避免地予西方社會以錯覺,並逐漸迫使其他跟隨者協同其步調,讓他們在與香港的經濟聯繫中“縮手縮腳”起來。

須知,現今世界裡,意識形態在超越一切。

但美國的圍堵和撤離,英國挖牆腳式的小動作,也不是世界對待香港的全部。香港自有其魅力,無數外國商人和經濟實體深耕多年,對她有感情,對她有需要,對她有珍重。

靖海侯所說的“多迴圈”,就是在反華政治勢力和政府之外,基於香港百餘年奠定的國際交流基礎,把民間的力量調動起來,讓彼此的觸角直接關聯。

因為美國的制裁,林鄭月娥已經註銷了前往美國進行海外聯絡的證件。但香港有750萬人,香港駐美經貿機構還在,特區仍然可以有所作為,仍然可以主動作為。

劉洋說,不妨加大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合作。

這即是一條路,一條不可能被堵死的路。

2018年1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的講話中說:

香港應“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要保持香港國際性城市的特色”,發揮“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鑒、民心相通等方面的特殊作用”。

中國不會想讓香港“內地化”,而是想讓她保持“國際性”;美國也不可能只靠嘴就把香港說成“內地化城市”,美國的商人還需要香港這塊進入內地的跳板;香港的反對派可能更害怕香港“內地化”,害怕歐美對香港實行真正的“孤立政策”。

從這些真實意願不一的態度中,能找到“共識”,能為正處艱難時刻的香港找到出路。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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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林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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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香港疫情反復之謎

 

新冠肺炎病毒,秉持“政治中立”的原則,正在感染每一個就要放鬆警惕的人。不管他是“港獨”分子,還是“和理非”,抑或是對他們僅僅有一些“同情”的路人。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普及社區檢測計畫”,自9月1日啟動實施,至今已有11天了。

11天裡,及更早前,特區政府不遺餘力地推展此計畫,敬盼動員市民參與。花了大功夫,宣傳單張也做得清雅,一番苦口婆心的努力,終於讓150萬人作出了“為己為人”的選擇。或許只有在特區政府主事官員的心裡,才知道這數字來得多麼不易。

但,香港有750萬人。

便捷,專業,安全,從到私立醫院排隊花數千元檢測到全民免費,並沒有激起其餘600萬市民的檢測意願。他們其中一些人,可能也曾有跨出門去,走到社區採樣中心的衝動;但低頭看看媒體不斷推送過來的關於檢測計畫的“另一種聲音”,終究還是在糾結中放棄了。

這計畫有“DNA送中”的風險?!

奇怪的認知,荒謬的聯想,內地同胞難以理解的現象,正在香港發生。

香港疫情爆發,已是第三波。

悲劇的是,這並不必然。


早在2019年12月31日,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就意識到“情況不尋常”,1月8日,特區政府就刊登了公告,依法採取“先訂立後審議”的方式出臺了相關法案。法案明確:這是一種嚴重的傳染病。

9個月過去了,經歷2013年“非典”侵襲的香港,沒有在新冠肺炎病毒面前表現出其成長性的一面,更沒有在內地舉世公認的成功防疫經驗中取到真經。1月份第一波,3月份第二波,7月份第三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且第三波爆發後短短數日即超過以往所有感染人數。直至今天,陰霾不散,病患不絕。

防疫挫敗,原因是複雜的。

是特區政府反應慢嗎?不是。是相關部門做得不夠嗎?也不儘然。是市民不懼病毒,向歐美國家的人一樣不願戴口罩嗎?更不是。

一些很重要的原因,已經人所共知:1.想搞“運動”的不想讓人們乖乖坐在家裡;2.想搞“陰謀”的不想讓特區政府管控成功;3.想把問題複雜化的不想把問題簡單化。

疫情爆發以來,香港一直有一股力量,要給防疫貼上政治的標籤,讓特區政府包括市民的防疫行動“政治化”。

於是,維港兩岸“反智”的現象出現了。當特區政府推出限聚令,反對派說這是打壓“運動”;當特區政府組織“普及社區檢測計畫”,反對派說這是“基因送中”;當港版“健康碼”被提上日程,兩地有望恢復正常交流,反對派說這是“電子手銬”。

“生命至上、舉國同心、捨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疫表彰大會上總結的抗疫精神。這是內地用1個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勢頭,用2個月左右的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以內,用3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的抗疫經驗。香港呢?就這麼看著,就這麼錯過。

為了政治,以生命為籌碼;害怕同心,所以撥弄是非;醫護罷工、拒絕檢測,治病的變成制“毒”的;不相信科學,只相信謠言,文明退格倒流;人與人之間還在拉扯、撕裂,命運背道而馳。香港問題,輻射到疫情中,欲要感染這裡的一切。

此天災,此人禍。

國安法公佈施行後的香港,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國安法公佈施行後的香港,還是風波不止、暗流湧動。疊加疫情這一今年最大的變數,香港的形勢似乎更複雜了。

重塑香港的機會在疫情中出現過:1.香港社會精神的檢閱與訓練,大難當頭,“在獅子山下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2.香港政治文明的覺醒與養成,明是非,知進止,各方有共識,讓“每一個生命都得到全力護佑”;3.香港治理能力的審視與提升,不瞻前顧後,不畏手畏腳,“志不求易,事不避難”,為了最大的公眾利益敢於鬥爭、敢於勝利。

並不盡如人意。事實是:

疫情的到來,積聚了香港社會的負能量,讓是與非、黑與白、公與私、善與惡的分野,更直觀地飄浮起來,顯示著這座城市的不正常、不進步、不理智。

1.秉持生命至上的原則,推遲立法會選舉,反對派在國安法後的短暫平靜後又上躥下跳;2.在世衛組織已經表態、絕大多數國家都有共識後,香港一些媒體仍然用“wu.han肺炎”冠名病毒;3.對從歐美過來的病毒攜帶者視若無睹,卻要求政府封關內地同胞;4.還要遊行,還要“示威”,還喊出修例風波中的“港獨”口號,在7月1日、8月31日、9月6日非法聚集。

截至9月11日,香港已有4925名確診病例,累計死亡99人。

這一數字,寫滿了反對派對生命的冷漠,揭示了香港“高度政治化”後的悲涼。

反對派不是不害怕病毒。讓反對派更惶恐的,是人心。

香港抗疫若成功,對反對派來說有四重“風險”:

1.可能增加特區政府的公信力、認受性;
2.可能凝聚全港市民的集體感、民生觀;
3.可能消解遊行示威的勢能與動能;
4.可能讓兩地合作交流更順暢、更有基礎。

反對派一定要折騰。

只有疫情頻發,才好讓市民覺得政府無能;只有死亡數增加,才能讓社會怨氣不算加重;只有保持遊行示威的頻次和熱度,才可以彰顯他們存在且被繼續利用的價值;只有疫情帶來的阻隔,才可以阻擋兩地人民相向而行的腳步。

他們不會安靜下來,會從一切社會問題和社會事務中,找到政治活動的理由。疫情尚在如此,疫情過後也會如此。疫情在他們眼中,就是高鐵“一地兩檢”,就是國民教育科,就是“自由行”,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話題,或許還是一個可以大作文章的話題。

反對派要掌控的人心,最畏懼的也是人心。煽惑、分裂,讓此社會政治基礎永遠陷入躁動與震盪中,才有了他們渾水摸魚、興風作浪的資本和空間。

他們樂此不疲。

最典型的,莫過反對派于對“普及社區檢測計畫”的攻擊。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750萬香港市民是我們的同胞。香港疫情頻發,他們不急,中央急,內地同胞急。

9月10日,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接受採訪時說:

“中央收到我們(特區政府)的請求以後,馬上就答應了,無條件的要人出人,要錢出錢,要支持給支持,要政策給政策,馬上組織了相關的支援隊伍。”

第一時間響應,第一時間馳援,選派最有經驗的醫護人員,拿出最高的專業水準,保證最快的檢測效率,助力特區政府推展“普及社區檢測計畫”。採樣150萬人,發現18宗病毒攜帶案例,全免費。中央努力了、盡力了。

荒謬的是,計畫開展11天裡,香港一些媒體和人士針對檢測計畫和內地支援的攻訐,不休不止,愈演愈烈。

攻訐的理由,充滿了臆想與揣測、謊言和謠言,自然不堪一擊。問題是,為什麼他們可以誤導一大批人,讓其他600萬市民卻步?為什麼中央體現如此關懷表達如此誠意,投入如此多的資源,還不足以讓香港社會體察?

靖海侯曾說,香港問題是“極少數人”的問題,更是“大多數人”的問題。此乃根本。

這是認識論。

具體到方法論層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宣傳不力。

香港回歸後,問題長期存在,至今積重難返。

所以至此,主要有四個方面:1.縱容反對派久矣,正本清源的工作遲緩;2.體制改革未行,既得利益階層板結,群眾失望;3.特區政府管治人才乏缺,強於專業、弱於政治、怯于擔當,施政方向模糊、遊移;4.“一國兩制”論述不足,話語權長期被反對派左右把持。

在這裡,靖海侯要說的便是第四個方面。

“一國兩制”論述大概包含三個體系:1.理論創新,體現“一國兩制”方針可以行穩致遠的長效性;2.實踐總結,呈現“一國兩制”事業能夠與時俱進的時代性;3.宣傳教育,展現“一國兩制”實踐整體成功前進的趨勢性。

而對香港社會和普通的市民來說,第3點最重要。

修例風波中,愛國愛港陣營已有共識:法律戰是主抓手,輿論戰是主戰場。但在這次硬碰硬的正面交鋒中,我們清楚無誤地看到了自己的短板與不足。而掌握“洗腦”機器的反對派,長期以來,一直打在我們的這一“七寸”上。

中宣部部長黃坤明說:在人的頭腦裡搞建設,沒“幾把刷子”是幹不了的。

香港,正缺少“幾把刷子”。1.建制派媒體沒有成功搭建起適合香港社會的話語體系;2.建制派的KOL,及善言、立言的寫手少之又少;3.市場化的傳播力量屈指可數。

自立才能自強。否則,看著反對派開動“洗腦”機器幾十年,也是有心無力。

要做的,這是一個方面,“大立”;另一個方面,還要“大破”。

國安法公佈施行後,很多建制派人士對靖海侯說,某水果日報現在該整頓了吧。靖海侯總是回復:難。原因很簡單:香港社會走不出“新聞自由”的誤區,特區政府拿不出“新聞規管”的勇氣。


9月1日,林鄭月娥見記者時表示:

「從今天開始、從我這屆政府開始,我們很重視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正確的說話要有膽量說出來,否則不斷把不正確的說話或混淆的說話傳播開去,便失去了原本的意義。」

此表態,值得表揚;僅此方面,遠遠不夠。

當黎智英8月10日被警方帶走的時候,當香港警隊進入壹傳媒大廈搜查的時候,人們曾有想像:蘋果玩完。但一個月過去了,蘋果沒玩完,還在日日叫囂,言辭甚至比事發前還“兇猛”。

不改變香港的媒體格局和輿論生態,香港問題解決不了,中央對香港的深切關懷傳達不到,兩地的“認知藩籬”和“雙向誤解”難以消除。

國安法具體標出了國家安全法律的“禁區”,而具體厘定“新聞自由”實踐的邊界,同樣重要,並與國安法屬一體工程,彼此高度關聯,相互深刻影響,缺少一個,都不足以實現“定紛止爭”的目的。

不能再拖了。

疫情對香港的打擊,無疑是現實且深遠的。

朋友說,疫情若再不受控制,將會“陰乾”香港。靖海侯深以為然。不需舉例說明,這也是人人都能看到的結局。

但需要正視和明白的是,香港社會在疫情中表現出的“反智”現象,只是表像。並非市民真的被反對派的說法說打動,而是基於長期被灌輸的理念、長期被塑造的認知,選擇了相信。

前幾年,靖海侯曾與香港一名同情反對派的人士交流。他說:反對派裡派系林立,烏煙瘴氣,很多小丑。但投票時,還是會“含著淚”投給他們。

靖海侯要說的是,反對派在“洗腦”工程上,是“成功”的。他們甚至已經在一些市民中種下了一種和他們一樣的“反對情結”,根植其中,徘徊其中,難以自拔。

要改變香港氣象,是不是也可以“含著淚”,發些狠,把他們心裡的“那根刺”拔出來呢?

勇敢些吧。

時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