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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香港疫情反復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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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香港疫情反復之謎

2020年09月12日 13:19 最後更新:11月24日 14:03

新冠肺炎病毒,秉持“政治中立”的原則,正在感染每一個就要放鬆警惕的人。不管他是“港獨”分子,還是“和理非”,抑或是對他們僅僅有一些“同情”的路人。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普及社區檢測計畫”,自9月1日啟動實施,至今已有11天了。

11天裡,及更早前,特區政府不遺餘力地推展此計畫,敬盼動員市民參與。花了大功夫,宣傳單張也做得清雅,一番苦口婆心的努力,終於讓150萬人作出了“為己為人”的選擇。或許只有在特區政府主事官員的心裡,才知道這數字來得多麼不易。

但,香港有750萬人。

便捷,專業,安全,從到私立醫院排隊花數千元檢測到全民免費,並沒有激起其餘600萬市民的檢測意願。他們其中一些人,可能也曾有跨出門去,走到社區採樣中心的衝動;但低頭看看媒體不斷推送過來的關於檢測計畫的“另一種聲音”,終究還是在糾結中放棄了。

這計畫有“DNA送中”的風險?!

奇怪的認知,荒謬的聯想,內地同胞難以理解的現象,正在香港發生。

香港疫情爆發,已是第三波。

悲劇的是,這並不必然。


早在2019年12月31日,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就意識到“情況不尋常”,1月8日,特區政府就刊登了公告,依法採取“先訂立後審議”的方式出臺了相關法案。法案明確:這是一種嚴重的傳染病。

9個月過去了,經歷2013年“非典”侵襲的香港,沒有在新冠肺炎病毒面前表現出其成長性的一面,更沒有在內地舉世公認的成功防疫經驗中取到真經。1月份第一波,3月份第二波,7月份第三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且第三波爆發後短短數日即超過以往所有感染人數。直至今天,陰霾不散,病患不絕。

防疫挫敗,原因是複雜的。

是特區政府反應慢嗎?不是。是相關部門做得不夠嗎?也不儘然。是市民不懼病毒,向歐美國家的人一樣不願戴口罩嗎?更不是。

一些很重要的原因,已經人所共知:1.想搞“運動”的不想讓人們乖乖坐在家裡;2.想搞“陰謀”的不想讓特區政府管控成功;3.想把問題複雜化的不想把問題簡單化。

疫情爆發以來,香港一直有一股力量,要給防疫貼上政治的標籤,讓特區政府包括市民的防疫行動“政治化”。

於是,維港兩岸“反智”的現象出現了。當特區政府推出限聚令,反對派說這是打壓“運動”;當特區政府組織“普及社區檢測計畫”,反對派說這是“基因送中”;當港版“健康碼”被提上日程,兩地有望恢復正常交流,反對派說這是“電子手銬”。

“生命至上、舉國同心、捨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疫表彰大會上總結的抗疫精神。這是內地用1個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勢頭,用2個月左右的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以內,用3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的抗疫經驗。香港呢?就這麼看著,就這麼錯過。

為了政治,以生命為籌碼;害怕同心,所以撥弄是非;醫護罷工、拒絕檢測,治病的變成制“毒”的;不相信科學,只相信謠言,文明退格倒流;人與人之間還在拉扯、撕裂,命運背道而馳。香港問題,輻射到疫情中,欲要感染這裡的一切。

此天災,此人禍。

國安法公佈施行後的香港,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國安法公佈施行後的香港,還是風波不止、暗流湧動。疊加疫情這一今年最大的變數,香港的形勢似乎更複雜了。

重塑香港的機會在疫情中出現過:1.香港社會精神的檢閱與訓練,大難當頭,“在獅子山下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2.香港政治文明的覺醒與養成,明是非,知進止,各方有共識,讓“每一個生命都得到全力護佑”;3.香港治理能力的審視與提升,不瞻前顧後,不畏手畏腳,“志不求易,事不避難”,為了最大的公眾利益敢於鬥爭、敢於勝利。

並不盡如人意。事實是:

疫情的到來,積聚了香港社會的負能量,讓是與非、黑與白、公與私、善與惡的分野,更直觀地飄浮起來,顯示著這座城市的不正常、不進步、不理智。

1.秉持生命至上的原則,推遲立法會選舉,反對派在國安法後的短暫平靜後又上躥下跳;2.在世衛組織已經表態、絕大多數國家都有共識後,香港一些媒體仍然用“wu.han肺炎”冠名病毒;3.對從歐美過來的病毒攜帶者視若無睹,卻要求政府封關內地同胞;4.還要遊行,還要“示威”,還喊出修例風波中的“港獨”口號,在7月1日、8月31日、9月6日非法聚集。

截至9月11日,香港已有4925名確診病例,累計死亡99人。

這一數字,寫滿了反對派對生命的冷漠,揭示了香港“高度政治化”後的悲涼。

反對派不是不害怕病毒。讓反對派更惶恐的,是人心。

香港抗疫若成功,對反對派來說有四重“風險”:

1.可能增加特區政府的公信力、認受性;
2.可能凝聚全港市民的集體感、民生觀;
3.可能消解遊行示威的勢能與動能;
4.可能讓兩地合作交流更順暢、更有基礎。

反對派一定要折騰。

只有疫情頻發,才好讓市民覺得政府無能;只有死亡數增加,才能讓社會怨氣不算加重;只有保持遊行示威的頻次和熱度,才可以彰顯他們存在且被繼續利用的價值;只有疫情帶來的阻隔,才可以阻擋兩地人民相向而行的腳步。

他們不會安靜下來,會從一切社會問題和社會事務中,找到政治活動的理由。疫情尚在如此,疫情過後也會如此。疫情在他們眼中,就是高鐵“一地兩檢”,就是國民教育科,就是“自由行”,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話題,或許還是一個可以大作文章的話題。

反對派要掌控的人心,最畏懼的也是人心。煽惑、分裂,讓此社會政治基礎永遠陷入躁動與震盪中,才有了他們渾水摸魚、興風作浪的資本和空間。

他們樂此不疲。

最典型的,莫過反對派于對“普及社區檢測計畫”的攻擊。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750萬香港市民是我們的同胞。香港疫情頻發,他們不急,中央急,內地同胞急。

9月10日,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接受採訪時說:

“中央收到我們(特區政府)的請求以後,馬上就答應了,無條件的要人出人,要錢出錢,要支持給支持,要政策給政策,馬上組織了相關的支援隊伍。”

第一時間響應,第一時間馳援,選派最有經驗的醫護人員,拿出最高的專業水準,保證最快的檢測效率,助力特區政府推展“普及社區檢測計畫”。採樣150萬人,發現18宗病毒攜帶案例,全免費。中央努力了、盡力了。

荒謬的是,計畫開展11天裡,香港一些媒體和人士針對檢測計畫和內地支援的攻訐,不休不止,愈演愈烈。

攻訐的理由,充滿了臆想與揣測、謊言和謠言,自然不堪一擊。問題是,為什麼他們可以誤導一大批人,讓其他600萬市民卻步?為什麼中央體現如此關懷表達如此誠意,投入如此多的資源,還不足以讓香港社會體察?

靖海侯曾說,香港問題是“極少數人”的問題,更是“大多數人”的問題。此乃根本。

這是認識論。

具體到方法論層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宣傳不力。

香港回歸後,問題長期存在,至今積重難返。

所以至此,主要有四個方面:1.縱容反對派久矣,正本清源的工作遲緩;2.體制改革未行,既得利益階層板結,群眾失望;3.特區政府管治人才乏缺,強於專業、弱於政治、怯于擔當,施政方向模糊、遊移;4.“一國兩制”論述不足,話語權長期被反對派左右把持。

在這裡,靖海侯要說的便是第四個方面。

“一國兩制”論述大概包含三個體系:1.理論創新,體現“一國兩制”方針可以行穩致遠的長效性;2.實踐總結,呈現“一國兩制”事業能夠與時俱進的時代性;3.宣傳教育,展現“一國兩制”實踐整體成功前進的趨勢性。

而對香港社會和普通的市民來說,第3點最重要。

修例風波中,愛國愛港陣營已有共識:法律戰是主抓手,輿論戰是主戰場。但在這次硬碰硬的正面交鋒中,我們清楚無誤地看到了自己的短板與不足。而掌握“洗腦”機器的反對派,長期以來,一直打在我們的這一“七寸”上。

中宣部部長黃坤明說:在人的頭腦裡搞建設,沒“幾把刷子”是幹不了的。

香港,正缺少“幾把刷子”。1.建制派媒體沒有成功搭建起適合香港社會的話語體系;2.建制派的KOL,及善言、立言的寫手少之又少;3.市場化的傳播力量屈指可數。

自立才能自強。否則,看著反對派開動“洗腦”機器幾十年,也是有心無力。

要做的,這是一個方面,“大立”;另一個方面,還要“大破”。

國安法公佈施行後,很多建制派人士對靖海侯說,某水果日報現在該整頓了吧。靖海侯總是回復:難。原因很簡單:香港社會走不出“新聞自由”的誤區,特區政府拿不出“新聞規管”的勇氣。


9月1日,林鄭月娥見記者時表示:

「從今天開始、從我這屆政府開始,我們很重視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正確的說話要有膽量說出來,否則不斷把不正確的說話或混淆的說話傳播開去,便失去了原本的意義。」

此表態,值得表揚;僅此方面,遠遠不夠。

當黎智英8月10日被警方帶走的時候,當香港警隊進入壹傳媒大廈搜查的時候,人們曾有想像:蘋果玩完。但一個月過去了,蘋果沒玩完,還在日日叫囂,言辭甚至比事發前還“兇猛”。

不改變香港的媒體格局和輿論生態,香港問題解決不了,中央對香港的深切關懷傳達不到,兩地的“認知藩籬”和“雙向誤解”難以消除。

國安法具體標出了國家安全法律的“禁區”,而具體厘定“新聞自由”實踐的邊界,同樣重要,並與國安法屬一體工程,彼此高度關聯,相互深刻影響,缺少一個,都不足以實現“定紛止爭”的目的。

不能再拖了。

疫情對香港的打擊,無疑是現實且深遠的。

朋友說,疫情若再不受控制,將會“陰乾”香港。靖海侯深以為然。不需舉例說明,這也是人人都能看到的結局。

但需要正視和明白的是,香港社會在疫情中表現出的“反智”現象,只是表像。並非市民真的被反對派的說法說打動,而是基於長期被灌輸的理念、長期被塑造的認知,選擇了相信。

前幾年,靖海侯曾與香港一名同情反對派的人士交流。他說:反對派裡派系林立,烏煙瘴氣,很多小丑。但投票時,還是會“含著淚”投給他們。

靖海侯要說的是,反對派在“洗腦”工程上,是“成功”的。他們甚至已經在一些市民中種下了一種和他們一樣的“反對情結”,根植其中,徘徊其中,難以自拔。

要改變香港氣象,是不是也可以“含著淚”,發些狠,把他們心裡的“那根刺”拔出來呢?

勇敢些吧。

時不我待。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國安法亮劍,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說,反中亂港分子已“陣腳大亂”。

此事實。

然而,事實讓愛國愛港者振奮,事實也讓愛國愛港者困惑。

現存香港的反對派頭目,最為內地所熟知者,莫過於“禍港四人幫”——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何俊仁。

“禍港四人幫”出自新華社2019年8月23日的一則評論。熟知香港政治的人可能清楚,此四人,招搖過市,劣跡斑斑,可以代表香港反對派的一種,卻未必能代表香港反對派的全部,其是否所謂“修例風波”的“幕後大台”,也有爭論。

黎智英等人當然是不折不扣的反中亂港分子。然而,黎智英等人更像香港反對派的遺老,在不斷被邊緣化的反對派政治廣譜上衰變、掙扎,僅憑歷史上或有的虛無的“地位”及手上殘存的經濟、人脈、話語權等各種資源,修補著他們作為反對派“旗幟”的幻覺。

他們是“明日黃花”,亦如其垂垂老矣的自然生命,政途早已進入暮年末路。

在修例風波中,黎智英等人所扮演的角色,對形勢惡化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也通過各種對黑衣暴徒或明或暗的支持,使暴力暴動走向癲狂與氾濫,但他們更多時候更像“投機客”“收割者”,踏在香港青少年的“炮灰”上編織陰謀、實踐陽謀。其客觀表現出來的煽惑力沒那麼大,在“連登仔”心目中的地位也沒那麼高,他們是過氣且迂腐的“前輩”,甚至是反對派內鬥中要被拍死的前浪,遠不足以左右修例風波的前進方向。

可以說:黎智英等人在時代拋棄的同時,也被反對派不斷滋生的新力量所拋棄。在國安法公佈施行後,更註定了其人生最後一程的淒涼。

香港問題積重惡化,以致修例風波爆發。

修例風波作為香港的一場浩劫,不可能是反對派心血來潮,更不可能不給香港留下任何“後遺症”。

爆發並非偶然,影響必定深遠。其中有三個方面,恐還會潛存於香港社會,讓香港正反兩種力量陷入長期纏鬥的局面,並註定了解決香港問題的任重道遠。

1.自2016年“旺角暴亂”,香港本土激進勢力抬頭,香港反對派中的傳統力量逐漸式微,香港政治光譜中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的趨勢已成。修例風波作為本土派主導製造的一次政治運動,即深刻揭示並極大鞏固了香港政治的這一現實。香港本土派的動員力、組織力以及破壞力,或還在慣性發展中。

2.修例風波對香港有系統性、全方位的影響,但其犖犖大者,不是暴力抬頭,不是經濟受挫,而是“反動”理念的深度傳播、深刻輻射、深層次下沉。整個修例風波中,少至幾十萬人參與各種違法活動,讓香港社會的相當一部分從此附有“原罪”。在國安法下,他們將長期陷入焦慮和“被迫害的臆想”之中,構成香港社會政治基礎建設的最大變數。

3.2019年暴力暴動的“經常化”,大幅拉低了香港法治的下限;香港本就不高的政治文明發展成果土崩瓦解,曾經引以為傲的社會文明蒙上厚厚塵垢。國安法後,香港的正本清源之路,相比修例風波前,難度更大了。

這些分析,關乎一個重要的判斷:

左右香港局勢的,並非一兩個反中亂港頭目,而是香港社會一直存在,且還因修例風波得到放大、擴散乃至“激勵”的一種反中亂港的歷史慣性。縱是黎智英等人悉數被法律嚴懲,它也不會獲得教訓的啟示,依然有再次“突然”冒起並橫衝直撞的可能。

9月4日,香港警務處在facebook專頁,呼籲市民不要參加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活動。時隔半年之久,這一在修例風波中頻現的警方動作,如今再現,讓人警覺。

更何況,在黎智英等人之外,反對派早已培植出屬於自己的“新生代力量”,既衝擊著香港社會固有的政治秩序,也走出了反對派長期奉行的“政治套路”。這股力量,更年輕的力量,才是香港當前和未來危機四伏的根本。

正視香港問題,必須正視這股力量,必須正視反對派客觀上已完成“反覆運算”的現實。而這股力量表面上的代表人物,就包含黃之鋒。

黃之鋒無疑是香港社會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他政治發聲最頻繁,政治活動最頻密,政治主張也最不加掩飾。自2011年創立“港獨”組織學民思潮,以14歲之齡步入政壇以來,他上時代週刊封面,被反華勢力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一路“高歌猛進”,現今正可謂香港反對派的“頭面人物”。

正因為如此,人們對仍然大放厥詞、高調表態的黃之鋒還沒被抓起來大惑不解。

國安法公佈施行前,人們認為他一定會被逮捕;國安法公佈施行後,人們認為他一定會被逮捕。然而黃之鋒就像“薛定諤的貓”,在香港社會裡糾纏、跳躍、閃現,似乎永遠處在“不死不活”的狀態,現今既沒有被逮捕,現今也可能隨時被逮捕。

有兩個問題需要作深入的分析:1.黃之鋒有罪嗎?2.黃之鋒必然會被抓起來嗎?

愛國愛港者的答案,是一定的。反對派和黃之鋒的答案,也是一定的。

6月30日,黃之鋒一手創辦的“港獨”組織香港眾志宣佈解散,其主要成員羅冠聰隨後潛逃並遭通緝,主要成員周庭8月10日也被逮捕。

作為香港眾志的靈魂人物,黃之鋒不可能是無辜的。他一直走在反中亂港的路上,在內煽惑不止,在外勾連不斷,最活躍,最囂張,最徹底,已是罄竹難書。羅冠聰和周庭之流,在其面前,充其量不過是嘍囉。而人們看得到的是,今天,黃之鋒還可以去中環山頂遛狗,還繼續在facebook讕言,仍然保持著挑釁和“戰鬥”狀態,好好地“活動”在大眾視野中。

對此,香港社會其實存在三種態度:

1.建制派:擒賊先擒王,必須要抓黃之鋒,不抓有損國安法的權威;
2.反對派:槍打出頭鳥,必然要抓黃之鋒,抓黃之鋒才能“殺雞給猴看”;
3.中間派:不是不抓,時候未到。

抓黃之鋒,已是香港社會的共同判斷:

必要,必然,必將。

黃之鋒還沒有被抓,實則有三重背景。

其一,或許讓人“大跌眼鏡”,便是國安法的設定。

國安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本法施行以後的行為,適用本法定罪處刑。

此條是關於國安法追溯力的明確規定。對此,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7月1日介紹有關情況時再次給出了明確的意見:

“香港國安法關於追溯力問題的規定與國際上刑事法律通常的規定是一致的,就是不溯及既往,這一點是明確的,也表明我們這部法律是遵循了現代法治原則。”

“不溯及既往”的原則一定是審慎確定的,合法合理,關照了香港的政治現實,卻未必合乎義憤填膺的人們的感情。因為“不溯及既往”的明確規定,實際上宣告了:

1.國安法生效前,所有的反中亂港行為無罪;
2.國安法生效前,所有的反中亂港分子的“身份”失效;
3.國安法生效後,反中亂港行為才按照本法重新定義;
4.國安法生效後,反中亂港分子才按照本法重新定位。

黃之鋒今天還沒有被抓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國安法選擇給了他有一條“生路”。

第二重背景,在於黃之鋒本人。

國安法公佈施行後,反中亂港分子有的“變臉”,有的潛逃,或有一些人也開始覺悟。他們表現出來的不同程度的“被動馴服”,客觀上減輕了特區執行國安法的壓力。

黃之鋒亦然,解散香港眾志,又因官司纏身法庭不允離境,無法再到國際社會勾連,其新的犯罪可能降低。或者說,他正以“策略性的調整”規避國安法的懲治,通過表面的偽裝偷取了尚且自由的空間。

國安法公佈施行後,黃之鋒依然大言炎炎,然其所作所為,都在努力往“言論自由”上靠。憑藉這一點,他以為“有恃無恐”。

第三重背景,在於反對派的保護。

香港的反對派,因為外國反華勢力的介入,整體上就是傀儡和棋子。而我們所知的反對派人物,都不是真正的“幕後大佬”,都是安排露面、可以露面、需要露面的兵卒。

戴耀廷如此,黎智英如此,鄭松泰如此,黃之鋒也是如此。

被反對派和外國反華勢力“造星”成功的黃之鋒,他們認為有巨大的煽惑力和動員力,是可以長久保留在香港的一面反動旗幟和定時炸彈,他們需要“保護”他。

他們認為,只要讓黃之鋒相對超脫,不與具體的反中亂港行為產生聯繫,不直接參與具體的反中亂港活動,黃之鋒就會“安全”。

他們認為,黃之鋒不能單純地當作“炮灰”利用,他的“價值”就在於“存在”、持久的“存在”,他是以“時間換空間”戰略的最佳執行者。

黃之鋒不會領會國安法的苦心設定,反對派也不會接受國安法正在塑造的香港局勢,他們一直在法律邊緣行走,準備伺機而動。

但,黃之鋒未必不希望不被抓。

原因很簡單。

1.國安法生效後,黃之鋒的犯罪活動會收斂,縱是黃之鋒被捕,刑罰也未必很重;這對一個早就決意搞政治的人來說,代價並不大;

2.作為一名年僅23歲的政客,他以為自己還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折騰,而每一次被捕,都可能加大其政治資本與籌碼,推高其虛妄的政治地位;

3.他的被捕勢必引起國際反華勢力對國安法的新一輪更猛烈的攻擊,無論當下還是長遠,他們都認為“利大於弊”。

建制派期待警察在抓黃之鋒的路上,黃之鋒可能也在期待警察在抓自己的路上。

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恰在於此。

最危險的人物,可能還不是黃之鋒。

以靖海侯的觀察,因“旺角暴亂”獲罪正在香港石壁監獄甲級囚牢服刑的梁天琦,更可能是香港最大的危險源。

修例風波中響徹街道、校園、樓宇,被印上各種“港獨”旗幟的口號,正是出自其口。香港本土派的激進暴力路線,他也是始作俑者。

而他,今年只有29歲。

一名曾為梁天琦大學室友的朋友對靖海侯講,這人在同輩中具有極高的“威望”,是香港不少年輕人心目中的“英雄”。

2024年,梁天琦將出獄。

關於這個人,以後專文解剖。

香港路,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