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社會“泛政治化”，香港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以及內地不少民眾對香港事高度敏感，此三方面，持續推高著香港的政治熱度。正讓人們對當前香港發生的一切，都以為有政治意味，充滿了挑戰與挑釁。
這是大環境使然，也是信任失缺的表現。在香港緊繃的政治氛圍下，情緒壓制著理性，感覺左右著認知，很多事情已經被高度複雜化了。
二
疫情再次襲港，兩周病例超過上半年總和。香港人多地狹，亦無社區概念，防控疫情，困難數倍於內地，恰處危急時刻。為救命、救急，特區政府得內地支持，利用亞洲國際博覽館興建“方艙醫院”。醫院甫一啟用，是非已然盈門。
新聞如是報導：“方艙醫院”現自由女神像，有愛國市民立刻向醫管局查詢並投訴。香港醫管局繼而回復，女神像為原有裝飾，為防範拆除引致感染風險，目前不宜改動。
是也非也？
道理其實很簡單：1.如果自由女神像是在”興建“方艙醫院時掛上的，自然是有人蓄意為之、不懷好意，當拆；2.如果自由女神像此前就有，並非有人刻意為之，並無政治動作，則拆與不拆皆可。
此事是大是小，都因此決定：若是前者，即大是大非問題，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須予以揭批；若是後者，即是小題大做，大概也不需要給予特別的重視。更何況，掛在亞博館牆上的，也不僅有自由女神像。
事情既被報導，影響就在所難免。
好的方面有二：1.以小見大，客觀上組織了一次政治教育；2.明曉利害，讓蠢蠢欲動者有所忌憚。
不好的方面有三：1.讓人們固化了對香港不好的印象；2.讓香港社會緊張氛圍繼續蔓延；3.讓政治走在了防疫的前面。
孰輕孰重，大家各自體會。
“泛政治化”是香港的社會病，“泛政治化”也有傳染性。政治上腦、為反對而反對，大搞陰謀詭計，是香港反對派的慣有作風。杯弓蛇影，什麼都針鋒相對，不自覺造就了一種“風聲鶴唳”的局面，是否也中了反對派的圈套，陷入了反對派精心營造的“彀中”？！
三
香港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解決香港的政治問題，無非要分三步走：
1.立政治規矩，建政治秩序，譬如國安法；
2.去政治化，讓政治降溫，重新把社會撥到發展的正軌上來；
3.求大同、存大異，內地的社會主義與香港的資本主義，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香港需要愛國者。愛國與否，不當以空泛的表態來體現，政治覺悟與能力要靠政治效果來檢驗。在香港“方艙醫院”事上，效果又如何呢？因與事實有出入，只會讓更多人產生逆反心理，催生不安與焦慮。
資本主義元素，歐美文化標識，在香港無處不在。若以“某愛國市民”的標準，改造存在於香港的這些東西，估計要把整個社會掀起來重修。而歐美若也以此標準行事，大概我們也看不到好萊塢拍的《功夫熊貓》，還有最近將要上映的《花木蘭》，乃至中國城、唐人街了。
更何況，自由女神像又能說明什麼？其是1886年法國送給美國的禮物，198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北京的世界公園和深圳的世界之窗也矗立著微縮版。而廣州黃崗公園的自由女神像，是1981年重塑的，那個時代尚且有這樣的舉措，今天何至於此？
關鍵是，香港“方艙醫院”的自由女神像，早已有之。
四
林鄭月娥說，國安法的公佈施行，是香港“二次回歸”的開始。靖海侯在此前的文章裡也給出了自己觀點：“二次回歸”就是“人心回歸”。
這回歸，一定不會在彼此的誤解中實現，一定會是在“團結大多數”中實現。
同樣的考慮，也可適用國安法上。國安法公佈施行後，建制派氣勢大振，反對派氣焰大衰，震懾作用持續、有力彰顯。但在國安法的宣傳和引用上，還是出現了背離“懲治極少數，保護大多數”這一原則的現象。
一些建制派人士隨便引用國安法，動輒喊打喊殺，以簡單粗暴的方式給國安法罩上了一層異樣的色彩。不考慮香港的社會制度與文化，不正視香港的社會政治基礎，沒有戰略耐心和定力，隨意揮舞國安法，客觀上就會給可以團結的“大多數”帶來焦慮情緒，甚至以為“草木皆兵”。
而在香港社會發生的一個現象是，近期購買VPN的人明顯增多了，其中有些並非“港獨”分子，僅僅是“淺黃”而已。
所以，兩個必要的策略是：1.國安法利劍高懸，該出手時就出手，斷絕違法作亂者幻想空間；2.適度為國安法降溫，並提醒建制派人士合理、依法引用。
須知，“受益不覺，失之難存”，才是國安法實踐的理想狀態。
五
可以理解愛國市民久盼香港重歸繁榮穩定的心情，可以理解他們需要釋放被反對派長期壓制的愛國熱情，可以支持他們當戰士、敢衝鋒，但上綱上線的言行，無益於香港局面的改善。
客觀而言，在香港建制派裡，有一些低級紅甚至是高級黑。有的小題大做，有的急功近利，有的只熱衷於、只善於表態。喊口號、寫文章，有戾氣無內功，對曉之以情、動之以理的統戰工作，對能征善戰、打拉結合的鬥爭策略，思考不夠，能力有限。
此弊，當改。
六
需要重溫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講話中的幾句話：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那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只有凡事都著眼大局，理性溝通，凝聚共識，才能逐步解決問題。”
這是總書記整個香港社會的殷切希望。反對派需要領悟，建制派同樣需要踐行。
畢竟，讓誤解加深、矛盾加大、內耗加劇，不是真愛香港的初心。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一
2019年2月21日，粵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舉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宣講會。意氣風發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會上說：
“特區政府會會不遺餘力，竭盡所能推動大灣區的發展，並會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透過參與大灣區建設，積極為香港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
就在一周前的2月13日，香港特區政府宣佈提出修訂《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和《逃犯條例》。
四個月後，修例風波爆發。
一切變了模樣。
二
一語成讖。
2017年7月1日，第五屆特區政府成立。林鄭月娥致辭：
“今天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重大日子，我在國家主席監誓和各位見證下，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此刻我懷著謙卑的心情，接受我人生中的最大榮耀，並準備好應對我公務生涯中的最大挑戰。”
1980年8月，林鄭月娥加入港英政府，成為“天之驕子”的政務主任。從那時算起，她已經在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任職累計已近40年。
40年的公務生涯，屢經挑戰。2014年，香港發生非法“占中”事件。79天裡，中環陷入混亂與無序。作為政務司長的林鄭月娥率領政府官員，直面占中人士，與反對派大佬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代表就政制發展進行對話，直言不諱地批評“占中”名為爭取民主，實為亂港之舉：
“將市民福祉做對話籌碼，不符合公眾利益，不符合現實需要，不符合政治倫理，以占‘中’威迫我們接受其方案，不會達到目的”。
那是擔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經歷過的最大挑戰。
誰也不會想到，擔任特首後，她要準備應對的最大挑戰來得如此之快。
2019年2月提出修例計畫；2019年3月刊登政府憲報；2019年6月宣佈暫緩；2019年9月宣佈撤回。
“The bill is dead!”
世人皆知，修例風波，是香港回歸後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機，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政治災難。
然而，修例風波又豈止是林鄭月娥的最大挑戰？！它讓香港變得滿目瘡痍，“一國兩制”實踐遭遇重大挫折，也把“人心回歸”拉回了起點。
且，它讓兩地的融合出現中斷點。
三
林鄭月娥領導下的第五屆特區政府，有新的理念與風貌，在推進兩地合作交流上，有新的思路和謀劃。
本來一切順利。
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橋通車；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印發。
經歷20餘年中央政府的一貫支持，經歷幾任特區政府的不懈努力，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在與祖國同發展共繁榮上，香港本來該進入的是收穫的季節、奔跑的時代、漸近的未來。
因為修例風波，戛然而止。
從去年6月開始，至今，在香港的媒體上，在香港社會的議題中，不僅粵港澳大灣區消失了，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也幾乎消失了。
修例風波形成的基調和主旋律，牢牢鎖住了香港社會的注意力。似乎，已沒人關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進程，關注兩地交流合作的步伐，同發展共繁榮又變得模糊起來。
近日，香港第三波疫情爆發，建制派呼籲中央出手幫香港渡劫。在這件事上，香港一些醫護協會和人士竟也紛紛表示反對。
修例風波有多重的深遠影響。此一，也開始浮現。
四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是指導粵港澳大灣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合作發展的綱領性檔。規劃近期至2022年，遠期展望到2035年。
“到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粵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廣泛，區域內生發展動力進一步提升，發展活力充沛、創新能力突出、產業結構優化、要素流動順暢、生態環境優美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
近期目標很清晰，近期目標很遙遠。從去年2月到現在，一年半的時間就這麼流失了。
問題是，重啟也變得很艱難。正如靖海侯此前的分析，香港今天的社會議題是政治，未來一段時間的社會議題還是政治。
9月份，香港將迎來新一屆立法會選舉。贏取過半席位，建制派志在必得，反對派也志在必得。選戰將不可避免地耗費今年香港各方的主要精力。
由於搞反對派搞“初選”，大量修例風波中激進派“上位”，已提交提名的黃之鋒等人公開表示不會簽署確認擁護特區和基本法。立法會選舉前後，關於取消議員資格的社會爭議還將持續發生。
政治的旋渦，選戰的泥淖，正裹挾著香港的全部。
轉眼就是2022年，香港將迎來新一任特首選舉。因為2019年建制派在區議會大選中慘敗，80%的席位易手，直接導致117個特首選委席位丟失。另一場激烈的選戰，又要短兵相接了。
還有修例風波中大量堆積的刑事案件呢？
無法分身，無暇關注經濟民生的發展與改善。而在本年度立法會任期結束前，關於大嶼山填海造地的計畫又流產了。
五
兩地融合發展，不存在一廂情願就能辦成的事。
廣東、澳門可以專注，香港卻已不能。而離開了香港的主動努力、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只會停留在藍圖裡。
是要繼續抓好選戰嗎？香港民主意識、選舉文化的炙熱，已無法澆滅，而選戰失敗的結果，又有不能承受之重。這是一條不歸路。
是要重拾經濟建設嗎？香港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解決香港問題還得繼續在政治上謀篇佈局。這是香港的鬥爭路線。
或者可以說，在香港問題上，不得不參與鬥爭，卻也客觀上陷入了反對派的邏輯裡，在與他們要進行的長期纏鬥中，支付著發展時間和發展空間的巨額代價。
六
香港需要政治降溫，找到打拉結合的平衡點。
兩地之間存在的議題差異、注意力的分野，對香港“人心回歸”有弊無利。而，陷入香港的一場場選戰中，將不可避免地助長香港的民粹主義和本土主義，讓社會更聒噪和撕裂。
國安法公佈施行了，正在催生香港發生新的變化。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有了解決的能力和手段，修例風波已不可能再重演。香港跑不了。
或許，我們可以在底線之上，更從容些。
這，也就是總書記2017年7月1日在香港講話裡說的：
“求大同、存大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