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淮南子》有雲，兵者三勢：氣勢、地勢、因勢。解決香港問題，也當研判形勢，把握態勢，鞏固趨勢。
二
建制派士氣大振，反對派士氣大損，主被動局面逆轉，戰略防守與戰略進攻狀態互換。
三
聚焦國安法、利用國安法，建制派將重整陣型、發展力量，追擊窮寇、擴大陣地，以更具積極且自信的狀態活躍在香港社會。
四
正視政治現實、規避法律風險，反對派將放棄硬碰硬的政治策略，捨棄街頭路線，重拾議會路線，作適當調整和長期蟄伏。
五
香港的選舉熱度將持續升溫，在議會中爭取更多席位、在特首選委會博取更多席位，將成為反對派的核心目標乃至唯一目標。
六
建制派在選舉上將承受更大壓力，用幾近極限的催票能力與反對派貼身肉搏。
七
利用相對有利的社會政治基礎，反對派將把提高催票能力視為活動空間和工作重心，對其內部不同政團的協調力度將更大。
八
香港藍黃陣營將更加涇渭分明。建制派的整體性會更強，反對派也不會分裂，反而會走出“烏合之眾”的一面，變得更為緊湊、更有組織性。
九
國安法將成為建制派一切鬥爭的“尚方寶劍”，而反對派反抗的唯一武器就是以各種民調顯示的“民意”。
十
特區政府將圍繞國安法的執行與宣傳，展開系列動作與佈局。教育領域將成為特區政府施政的主要抓手和主要載體。
十一
特區政府的人事變動將陸續有來，問責團隊和公務員隊伍的界限將模糊化，公職人員所謂的“政治中立”要賦予新內涵、建制新倫理。
十二
國安法大幅提升了行政長官的權威性，行政長官將顯得更有底氣和擔當，說話、決策都會更堅定、從容。
十三
行政長官與中聯辦的交流互動將更加順暢、頻繁，中西環關係於社會的觀感將更為融洽。
十三
香港警方被高度限權的局面將有所改觀，警方的執法力度會持續加大，政治忠誠度會持續增強。
十四
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將持續緊張，議會裡的亂象會減少，但爭吵將更多、更瑣碎。
十五
行政與司法之間的關係將更微妙，司法與行政的角力和較量將會上升，“司法獨大”的局面將受到行政的挑戰。
十六
由於國安法的制度和執行機制設計，司法內部會因為法官的分流，出現兩派分化的現象，甚至可能出現“泛政治化”的問題。
十七
國安法施行之初的社會緊張情緒會逐漸消散，政治上的學術討論將更加激烈，KOL的聲音將更具影響力。
十八
反對派將在發展政團外，以發展“社團”或“工會”的形式，培育長期鬥爭的種子，瞄準再下一次的立法會選舉。香港社會的派系化會更加凸顯。
十九
反對派與國際勢力的表面勾連和實際勾連將會減少，並由此帶來其內部完整性和系統性的提升。
二十
在西方反制和包圍下，香港的國際聲譽將遭受衝擊，政治風暴眼相比自由經濟體的特點被突出。
二十一
香港資本家的政治參與度將降低。
二十二
伴隨著又一波移民潮，反對派在國外的力量有所壯大，來自國外港人的刺耳聲將更多。
二十三
駐港國安公署不會成為香港的焦點話題。角色更吃重的，將是香港的國安委。
二十四
蘋果日報這樣的報紙會在香港一直存在，香港中間派和右派的新聞媒體將更活躍。
二十五
香港社會對內地議題的關注會持續下降，兩地融合的步伐將繼續保持不慍不火狀態。
二十六
國家對香港的優惠照顧將進一步加大，香港在國家治理層面的重要性將進一步提升。
二十七
與反對派的聯繫，無論中央和港府層面，都不會有新的突破。
二十八
台灣將繼續利用香港議題大作文章，“去中國化”的步伐還會加快。
二十九
修例風波中的反中亂港頭目，絕大部分不會被抓。
三十
香港還會是那個香港，有所節制但依然複雜、暗流湧動、讓人煩惱的香港。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四家懷有敵意的報紙，比一千把刺刀更為可怕。”——拿破崙
一
香港社會有“四不”：
1.司法不能說；
2.媒體不能惹；
3.樓市不能倒；
4.民意不能違。
這是一種判斷，也是一種現狀，背後黏連著深刻的現實基礎、文化環境和制度邏輯。它們客觀地存在於香港，不管合理不合理、必然不必然。
四個方面，四大話題。
比如：“司法不能說”。
在香港，市民所指的“官”，不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問責官員，就是特指“法官”。其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可見一斑。近年來，因為行政弱勢、立法混亂，司法獨大的問題更加凸顯。
比如：“樓市不能倒”。
在香港，樓市是立城之本、經濟之源，直接關聯香港的繁榮穩定，關係市民的生存發展。社會對房價的關切，可能更甚於政治。奇怪的是，有房無房的大都反對填海造地。
比如：“民意不能違”。
在香港，由於末任港督彭定康的精心佈局，港人的民主意識在回歸前得到“啟蒙”，在回歸後肆意生長。選舉活動的炙熱與民粹主義的泛起，使得“認受性”成為“權威性”的代名詞，“民意”成為政府施政和反對派活動的共有武器。
四個方面，四大課題。
司法強勢，行政弱勢，行政主導制如何重塑？
房價奇高，樓市獨大，利益的格局如何調整？
眾聲喧嘩，民調紛亂，真正的民意如何把握？
這些，都關乎體制，關乎政治，都是香港的生態寫照，都埋伏著香港的沉屙積弊。
它們是構成香港問題的內核部分，又是呈現香港問題的主要載體。它們“牽一髮而動全身”。
靖海侯將逐一展開對這些方面的深度分析。
今天只談另一項：
“媒體不能惹”。
從政治的角度。
二
香港媒體，名聲在外。
好的、壞的，皆是如此。
先說“好名聲”，比如“跑得快”。
靖海侯在香港多次看到：為了捕捉特首林鄭月娥拜訪中聯辦的鏡頭，他們可以在中聯辦門外頂風冒雨、守上好幾日；修例風波中，天天站到衝突現場一線，在汽油彈與催淚彈中來回奔走，一兩個人一直播就是一整天；但凡問責官員開會進場離場、出差離港返港，一秒鐘內伸到他眼前的話筒一定有十幾個。
在香港，不可能有漏掉的新聞，只會有刨根問底式的追尋與發現；不可能存在媒體的失聲失語，只會有反復播報的各色人物和各種觀點。
它們的聲音不是太小，而是太大；
它們的關注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它們，無時無刻不有，無事無處不在。
這一點，連中央駐港官員也不得不承認。在他們赴港上任，第一次公開露面時，往往都會從這裡說起。以此，表達對香港記者的敬佩；以此，拉近與香港媒體的距離。
2017年9月，王志民接任張曉明赴香港履新，在第一場正式公開活動上，他說：
“在十五、六年的香港工作生活中，我在很多場合都從新聞界記者朋友們的身上深深感受並由衷敬佩香港同胞的敬業拼搏和務實進取精神。可以話，你哋真系好搏，真系抵贊！（可以說，你們真得很努力，真得很贊）”
2020年1月，駱惠甯接替王志民赴香港履新，第一時間與香港記者見面，他說：
“大家好，讓你們久等了。我剛到中聯辦上班，同事告訴我，有記者在辦公樓門口等候，今天風大，我說請媒體朋友們進來吧。我在大廳與大家見面。從你們身上我感受到了香港記者的勤奮和敬業。”
在香港，這種認識更是普遍的。
勤奮，讓香港記者贏得了某種認可，也讓香港社會顯得極其嘈雜。而當這種勤奮源自職業的卑微、生存的艱難或裹挾政治的立場時，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大量真假難辨的報導、似是而非的真相，社會陷入爭議、撕裂、風波不斷的新聞旋渦中。
也正是因為這勤奮，香港記者和香港媒體成為香港社會的主角。他們發現話題也製造話題，見證新聞也推動新聞。某種程度上，他們是旁觀者也是當事人，是導演也是編劇。
以新聞報導的方式影響“新聞”，
以驅動自己的方式驅動社會，
他們讓人正視，也讓人畏懼。
三
香港媒體於兩地，評價不一。
對內地來說，香港媒體善八卦，瑣碎聒噪，世俗到極致。
對香港來說，香港媒體善揭批，死纏爛打，苛刻至無情。
不同的評價維度，不妨礙對香港媒體氣質的共同判斷：
採訪霸道，提問惡毒，報導誇張，用詞兇猛。
例子不勝枚舉。
我們聚焦其政治性的一面。
一個司空見慣又很典型的場景。2019年8月13日，特首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見記者。部分問答如下：
記者：其實很多市民，剛才林太你說過，現在的社會已經去到慌亂的局面，你將自己政治誤判諉過於人、死不認錯、發動了人民鬥人民的方法去挽救你自己垂死的政治生命，其實你何時才肯拿出你的政治承擔去結束市民的恐懼？現在目前最大要做的事就是結束市民恐懼，你何時才肯辭職？何時才可以叫警方收手？麻煩你認真點回答，你之前叫我認真點工作，大家同事，麻煩你認真點回答。
行政長官：各位傳媒朋友，提問都是要基於一些事實…
記者：不要教記者做事，你做回自己要做的事，麻煩回應市民。
類似的提問，在香港，屢見不鮮。
2019年7月23日，林鄭月娥攜一眾司局長見記者，香港電台利君雅如此提問並追問：
“噚晚你瞓唔瞓得著（昨晚你睡得著覺嗎）？”
“你地唔好咁啦，講人話啦（你們不好這樣啦，說人話）。”
2019年7月2日，林鄭月娥見記者，記者這麼說：
你仲覺唔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會唔會落地獄呢？（你還覺不覺得自己還能上天堂？會不會下地獄啊？）
同樣的事，同樣發生在特區政府其他官員身上。
長久以來，長此以往，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1.特首的個人權威被持續打壓，甚至喪失尊嚴；
2.政府的管治威信被持續消解，所以步履艱難；
3.政府與媒體的關係持續緊張，變得水火不容；
4.媒體被自己和社會雙向“激勵”，更加咄咄逼人。
這就是香港特有的媒體生態、官員置身的輿論環境。
對特區政府來說，沒有什麼不可以問，所以必須直面；
對新聞媒體來說，沒有什麼不可以問，所以毫無顧忌。
這些年，內地有些官員或抱怨“為官不易”。以靖海侯的感受，比之香港的官員，他們工作的條件和環境，要好得多；需要考慮的方面和顧及的影響，要少得多。
但這些，也僅是對林鄭長官、特區政府、問責官員而言。香港媒體對待資本家和反對派，時常表現出“謙恭”“溫柔”的一面。或者可以說：
他們更願意且“自覺”地將矛頭對準特區政府，並以為這是最大的“政治正確”。
他們還“成功”地達到了這些目的：
塑造了自己“不畏政權”的形象；
主宰了市民對特區政府的觀感；
左右了很多社會事件的發展方向。
某種角度上，他們本身就是一隻極具動能和勢能的反對力量，在“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旗幟下，一直橫衝直撞，一直所向披靡。
他們不是全部，卻是主流。
四
如果只是求全責備，問題還好說。
事實是，在香港，不管是極右媒體還是所謂的“中間媒體”，都客觀上甚至主觀上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
他們以揭批政府為榮。而當其上升到政治層面，這種揭批也已經成為政治鬥爭一部分。並且，他們以話語權製造民意、驅使民意，獲得了與政府較量的武器和資本。
他們的手法很多，舉其中兩例。
1.下手快，出手狠，大作“原罪”文章，在每屆特區政府成立之前、之初，就努力把施政團隊搞成“跛腳鴨”。
很典型、生動的兩個畫面：
2012年2月，唐英年宣佈參選行政長官後，媒體揭發其大宅有僭建問題。記者借來數台挖掘機，將鏡頭伸到其大宅上空拍攝。
2018年1月，鄭若驊剛上任律政司司長，同樣有媒體揭露其大宅僭建問題。記者又找來數個無人機，放飛至其大宅上空拍攝。
找黑料，挖黑料，曝黑料，炒作黑料，在香港媒體的一個個探照燈和聚光燈下，很多特區政府的重要官員一上任便被捲入是非之中，疲于應對、自信受挫，甚至手足無措。
但這種揭批無疑是具有選擇性的。
比如鄭若驊，接任律政司司長之前，享有極高的業內地位和個人威望，絕對的專業精英人士，為何一當司長就被戳成篩子一樣？
比如林鄭月娥，擔任特首之前，在全港官員中擁有最高的民望、最漂亮的民調數字，為何一當特首就步了梁振英的後塵？
這是一種策略：
把官員從道德高地拉下來，斬傷其公信力，讓其說話沒人聽、沒人信，施政自然事事受質疑、處處受羈絆。
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香港媒體在發展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地位，拋卻了是非善惡，他們追逐影響力，著迷至入魔。
2.造概念，扣帽子，大作“恐怖”文章，將涉及兩地經濟社會交流的具體事宜政治化、妖魔化，推銷“陰謀論”。
最典型的莫過於高鐵“一地兩檢”和修例事件。
大量充滿“爭議”、引述“偏見”、帶有聳人聽聞標題的報導，鋪天蓋地而來，短時間內就讓一些事情顯得“不正常”“不簡單”，讓社會烏雲密佈、草木皆兵。
他們會通過謊言來實現，或者通過引述謊言、辯論謊言來實現，他們總是可以辦得到。因為：
這是香港社會政治基礎在媒體上的折射和體現。
靖海侯曾經問過一名在修例風波中參加遊行的中產人士，為何會相信某水果報的報導。他說：
“我不相信某報，但我願意相信某事。”
香港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
香港媒體生態的問題，亦然。
他們：在開放中走入閉環，在新聞中實踐政治。
所以，修例風波中，無數記者和假記者只將鏡頭對準警察，就等著他們“犯錯”；警方要求提供相關視頻證據，他們會斷然拒絕；即便只有幾個黑衣人去搞事破壞，媒體也總會第一時間得知消息，為他們宣傳。
最誇張的兩件事：
官方搞新聞發佈會，黑衣人搞“民間記者會”，兩件事撞車的時候，特區政府舉辦的港臺竟優先為後者直播。
反對派要搞遊行，某報紙竟然把宣傳海報放在頭版，公然煽動市民參與。
不考慮文匯、大公的支持，在香港的輿論場上，特區政府孤獨到讓人可憐。
五
國安法公佈施行，人們關注其中一條罪行。
“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煽動官民對立，渲染兩地矛盾，將怨恨引向特區政府和北京，此類香港媒體的動作數不勝數。
國安法會有效約束他們嗎？
難。
1.新聞自由在香港，深入人心；
2.新聞記者在香港，絕少規管；
3.新聞媒體在香港，遍地都是。
對媒體的任何新的約束，都會觸發極大的社會關注，政治上的風險很高；香港最大的記者團體是香港記協，而它和教協一樣，早已淪為反對派政治組織；在香港，誰都可以辦媒體，雖然政府可以決定讓誰去政府總部參加記者會，但他們在社會的舞臺上一樣廣闊。
去年發生香港警察總部的一件事，很是典型。
警方召開記者會。有假記者現場舉標語，大鬧會場。警方要求放下或離開。記者聽而不聞、視若無睹。最後警方竟然說：
“這個是我們的場子。”
細品，其中多少無力與無奈。
近日的一則新聞更值得關注。
受黑暴和疫情影響，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第三批“保就業計畫津貼”。黎智英的傳媒體集團收到補貼共計2981萬港元。
問題有二：
1.港府為什麼會給反中亂港頭目批准？
2.黎智英的媒體為什麼也可以申請？
社會基礎。政治現實。
改變香港媒體生態，任重而道遠。
六
特區政府也有新的行動。
在香港，民間最具“公信力”的媒體無疑是香港電台。這一公營機構，經費來自財政撥款，人員屬於公務員。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機構，一樣站在了特區政府的對立面，在修例風波中視警察為敵，甚或已成為反對派媒體中的“扛把子”。
而靖海侯也在修例風波現場看到，TVB的記者被黑衣人驅逐，香港電台的記者與他們談笑風生。
消息說，自7月15日起，政府將派出管治和管理專責小組，開展對香港電台的檢討工作。
這一步，
是新的開始。
也只是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