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家懷有敵意的報紙，比一千把刺刀更為可怕。”——拿破崙
一
香港社會有“四不”：
1.司法不能說；
2.媒體不能惹；
3.樓市不能倒；
4.民意不能違。
這是一種判斷，也是一種現狀，背後黏連著深刻的現實基礎、文化環境和制度邏輯。它們客觀地存在於香港，不管合理不合理、必然不必然。
四個方面，四大話題。
比如：“司法不能說”。
在香港，市民所指的“官”，不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問責官員，就是特指“法官”。其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可見一斑。近年來，因為行政弱勢、立法混亂，司法獨大的問題更加凸顯。
比如：“樓市不能倒”。
在香港，樓市是立城之本、經濟之源，直接關聯香港的繁榮穩定，關係市民的生存發展。社會對房價的關切，可能更甚於政治。奇怪的是，有房無房的大都反對填海造地。
比如：“民意不能違”。
在香港，由於末任港督彭定康的精心佈局，港人的民主意識在回歸前得到“啟蒙”，在回歸後肆意生長。選舉活動的炙熱與民粹主義的泛起，使得“認受性”成為“權威性”的代名詞，“民意”成為政府施政和反對派活動的共有武器。
四個方面，四大課題。
司法強勢，行政弱勢，行政主導制如何重塑？
房價奇高，樓市獨大，利益的格局如何調整？
眾聲喧嘩，民調紛亂，真正的民意如何把握？
這些，都關乎體制，關乎政治，都是香港的生態寫照，都埋伏著香港的沉屙積弊。
它們是構成香港問題的內核部分，又是呈現香港問題的主要載體。它們“牽一髮而動全身”。
靖海侯將逐一展開對這些方面的深度分析。
今天只談另一項：
“媒體不能惹”。
從政治的角度。
二
香港媒體，名聲在外。
好的、壞的，皆是如此。
先說“好名聲”，比如“跑得快”。
靖海侯在香港多次看到：為了捕捉特首林鄭月娥拜訪中聯辦的鏡頭，他們可以在中聯辦門外頂風冒雨、守上好幾日；修例風波中，天天站到衝突現場一線，在汽油彈與催淚彈中來回奔走，一兩個人一直播就是一整天；但凡問責官員開會進場離場、出差離港返港，一秒鐘內伸到他眼前的話筒一定有十幾個。
在香港，不可能有漏掉的新聞，只會有刨根問底式的追尋與發現；不可能存在媒體的失聲失語，只會有反復播報的各色人物和各種觀點。
它們的聲音不是太小，而是太大；
它們的關注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它們，無時無刻不有，無事無處不在。
這一點，連中央駐港官員也不得不承認。在他們赴港上任，第一次公開露面時，往往都會從這裡說起。以此，表達對香港記者的敬佩；以此，拉近與香港媒體的距離。
2017年9月，王志民接任張曉明赴香港履新，在第一場正式公開活動上，他說：
“在十五、六年的香港工作生活中，我在很多場合都從新聞界記者朋友們的身上深深感受並由衷敬佩香港同胞的敬業拼搏和務實進取精神。可以話，你哋真系好搏，真系抵贊！（可以說，你們真得很努力，真得很贊）”
2020年1月，駱惠甯接替王志民赴香港履新，第一時間與香港記者見面，他說：
“大家好，讓你們久等了。我剛到中聯辦上班，同事告訴我，有記者在辦公樓門口等候，今天風大，我說請媒體朋友們進來吧。我在大廳與大家見面。從你們身上我感受到了香港記者的勤奮和敬業。”
在香港，這種認識更是普遍的。
勤奮，讓香港記者贏得了某種認可，也讓香港社會顯得極其嘈雜。而當這種勤奮源自職業的卑微、生存的艱難或裹挾政治的立場時，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大量真假難辨的報導、似是而非的真相，社會陷入爭議、撕裂、風波不斷的新聞旋渦中。
也正是因為這勤奮，香港記者和香港媒體成為香港社會的主角。他們發現話題也製造話題，見證新聞也推動新聞。某種程度上，他們是旁觀者也是當事人，是導演也是編劇。
以新聞報導的方式影響“新聞”，
以驅動自己的方式驅動社會，
他們讓人正視，也讓人畏懼。
三
香港媒體於兩地，評價不一。
對內地來說，香港媒體善八卦，瑣碎聒噪，世俗到極致。
對香港來說，香港媒體善揭批，死纏爛打，苛刻至無情。
不同的評價維度，不妨礙對香港媒體氣質的共同判斷：
採訪霸道，提問惡毒，報導誇張，用詞兇猛。
例子不勝枚舉。
我們聚焦其政治性的一面。
一個司空見慣又很典型的場景。2019年8月13日，特首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見記者。部分問答如下：
記者：其實很多市民，剛才林太你說過，現在的社會已經去到慌亂的局面，你將自己政治誤判諉過於人、死不認錯、發動了人民鬥人民的方法去挽救你自己垂死的政治生命，其實你何時才肯拿出你的政治承擔去結束市民的恐懼？現在目前最大要做的事就是結束市民恐懼，你何時才肯辭職？何時才可以叫警方收手？麻煩你認真點回答，你之前叫我認真點工作，大家同事，麻煩你認真點回答。
行政長官：各位傳媒朋友，提問都是要基於一些事實…
記者：不要教記者做事，你做回自己要做的事，麻煩回應市民。
類似的提問，在香港，屢見不鮮。
2019年7月23日，林鄭月娥攜一眾司局長見記者，香港電台利君雅如此提問並追問：
“噚晚你瞓唔瞓得著（昨晚你睡得著覺嗎）？”
“你地唔好咁啦，講人話啦（你們不好這樣啦，說人話）。”
2019年7月2日，林鄭月娥見記者，記者這麼說：
你仲覺唔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會唔會落地獄呢？（你還覺不覺得自己還能上天堂？會不會下地獄啊？）
同樣的事，同樣發生在特區政府其他官員身上。
長久以來，長此以往，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1.特首的個人權威被持續打壓，甚至喪失尊嚴；
2.政府的管治威信被持續消解，所以步履艱難；
3.政府與媒體的關係持續緊張，變得水火不容；
4.媒體被自己和社會雙向“激勵”，更加咄咄逼人。
這就是香港特有的媒體生態、官員置身的輿論環境。
對特區政府來說，沒有什麼不可以問，所以必須直面；
對新聞媒體來說，沒有什麼不可以問，所以毫無顧忌。
這些年，內地有些官員或抱怨“為官不易”。以靖海侯的感受，比之香港的官員，他們工作的條件和環境，要好得多；需要考慮的方面和顧及的影響，要少得多。
但這些，也僅是對林鄭長官、特區政府、問責官員而言。香港媒體對待資本家和反對派，時常表現出“謙恭”“溫柔”的一面。或者可以說：
他們更願意且“自覺”地將矛頭對準特區政府，並以為這是最大的“政治正確”。
他們還“成功”地達到了這些目的：
塑造了自己“不畏政權”的形象；
主宰了市民對特區政府的觀感；
左右了很多社會事件的發展方向。
某種角度上，他們本身就是一隻極具動能和勢能的反對力量，在“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旗幟下，一直橫衝直撞，一直所向披靡。
他們不是全部，卻是主流。
四
如果只是求全責備，問題還好說。
事實是，在香港，不管是極右媒體還是所謂的“中間媒體”，都客觀上甚至主觀上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
他們以揭批政府為榮。而當其上升到政治層面，這種揭批也已經成為政治鬥爭一部分。並且，他們以話語權製造民意、驅使民意，獲得了與政府較量的武器和資本。
他們的手法很多，舉其中兩例。
1.下手快，出手狠，大作“原罪”文章，在每屆特區政府成立之前、之初，就努力把施政團隊搞成“跛腳鴨”。
很典型、生動的兩個畫面：
2012年2月，唐英年宣佈參選行政長官後，媒體揭發其大宅有僭建問題。記者借來數台挖掘機，將鏡頭伸到其大宅上空拍攝。
2018年1月，鄭若驊剛上任律政司司長，同樣有媒體揭露其大宅僭建問題。記者又找來數個無人機，放飛至其大宅上空拍攝。
找黑料，挖黑料，曝黑料，炒作黑料，在香港媒體的一個個探照燈和聚光燈下，很多特區政府的重要官員一上任便被捲入是非之中，疲于應對、自信受挫，甚至手足無措。
但這種揭批無疑是具有選擇性的。
比如鄭若驊，接任律政司司長之前，享有極高的業內地位和個人威望，絕對的專業精英人士，為何一當司長就被戳成篩子一樣？
比如林鄭月娥，擔任特首之前，在全港官員中擁有最高的民望、最漂亮的民調數字，為何一當特首就步了梁振英的後塵？
這是一種策略：
把官員從道德高地拉下來，斬傷其公信力，讓其說話沒人聽、沒人信，施政自然事事受質疑、處處受羈絆。
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香港媒體在發展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地位，拋卻了是非善惡，他們追逐影響力，著迷至入魔。
2.造概念，扣帽子，大作“恐怖”文章，將涉及兩地經濟社會交流的具體事宜政治化、妖魔化，推銷“陰謀論”。
最典型的莫過於高鐵“一地兩檢”和修例事件。
大量充滿“爭議”、引述“偏見”、帶有聳人聽聞標題的報導，鋪天蓋地而來，短時間內就讓一些事情顯得“不正常”“不簡單”，讓社會烏雲密佈、草木皆兵。
他們會通過謊言來實現，或者通過引述謊言、辯論謊言來實現，他們總是可以辦得到。因為：
這是香港社會政治基礎在媒體上的折射和體現。
靖海侯曾經問過一名在修例風波中參加遊行的中產人士，為何會相信某水果報的報導。他說：
“我不相信某報，但我願意相信某事。”
香港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
香港媒體生態的問題，亦然。
他們：在開放中走入閉環，在新聞中實踐政治。
所以，修例風波中，無數記者和假記者只將鏡頭對準警察，就等著他們“犯錯”；警方要求提供相關視頻證據，他們會斷然拒絕；即便只有幾個黑衣人去搞事破壞，媒體也總會第一時間得知消息，為他們宣傳。
最誇張的兩件事：
官方搞新聞發佈會，黑衣人搞“民間記者會”，兩件事撞車的時候，特區政府舉辦的港臺竟優先為後者直播。
反對派要搞遊行，某報紙竟然把宣傳海報放在頭版，公然煽動市民參與。
不考慮文匯、大公的支持，在香港的輿論場上，特區政府孤獨到讓人可憐。
五
國安法公佈施行，人們關注其中一條罪行。
“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煽動官民對立，渲染兩地矛盾，將怨恨引向特區政府和北京，此類香港媒體的動作數不勝數。
國安法會有效約束他們嗎？
難。
1.新聞自由在香港，深入人心；
2.新聞記者在香港，絕少規管；
3.新聞媒體在香港，遍地都是。
對媒體的任何新的約束，都會觸發極大的社會關注，政治上的風險很高；香港最大的記者團體是香港記協，而它和教協一樣，早已淪為反對派政治組織；在香港，誰都可以辦媒體，雖然政府可以決定讓誰去政府總部參加記者會，但他們在社會的舞臺上一樣廣闊。
去年發生香港警察總部的一件事，很是典型。
警方召開記者會。有假記者現場舉標語，大鬧會場。警方要求放下或離開。記者聽而不聞、視若無睹。最後警方竟然說：
“這個是我們的場子。”
細品，其中多少無力與無奈。
近日的一則新聞更值得關注。
受黑暴和疫情影響，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第三批“保就業計畫津貼”。黎智英的傳媒體集團收到補貼共計2981萬港元。
問題有二：
1.港府為什麼會給反中亂港頭目批准？
2.黎智英的媒體為什麼也可以申請？
社會基礎。政治現實。
改變香港媒體生態，任重而道遠。
六
特區政府也有新的行動。
在香港，民間最具“公信力”的媒體無疑是香港電台。這一公營機構，經費來自財政撥款，人員屬於公務員。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機構，一樣站在了特區政府的對立面，在修例風波中視警察為敵，甚或已成為反對派媒體中的“扛把子”。
而靖海侯也在修例風波現場看到，TVB的記者被黑衣人驅逐，香港電台的記者與他們談笑風生。
消息說，自7月15日起，政府將派出管治和管理專責小組，開展對香港電台的檢討工作。
這一步，
是新的開始。
也只是開始。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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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政治，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毛澤東
一
國安立法，觸動了英國人的神經。聲稱對香港負有“承諾”及“道義責任”的他們，出臺了一項新舉措：
賦予BNO護照居英權。
BNO，即英國國民（海外），是1980年代，英國基於香港前途考慮，專門為香港人打造的另一種國籍身份。其目的有二：1.香港回歸後，以此維持與英國的聯繫；2.香港回歸前，以此防堵大量香港人移民英國。
擁有幾百年殖民經驗的英國，無疑手法老練、用意很深。一方面，他們只提供領事服務，而不賦予BNO任何實質性的權利（如居留權、選舉權等），收買人心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他們將宗主國的身份保留了下來，用BNO護照上的“BRITISH PASSPORT”幾個字宣示了英國在香港的持續存在，客觀造就的影響很遠。
回歸前，英國在香港埋了很多雷，這只是其中之一。另一項關乎身份問題的，是秘密操作的“居英權計畫”，面向香港政界、商界的各行精英。至今，仍無人說清楚，他們有多少人，現在特區建制內的，還有多少人。（此事，以後靖海侯再作深度分析）
靖海侯不想在此探討BNO的影響，只想分析我們面對這一舉措，應有的態度。
現在什麼態度？
官方。6月初，外交部發言人說：“中國來去自由”；7月2日，外交部發言人說：“所有香港中國同胞，包括持有BNO護照者，都是中國公民。”
內地民間。不少網路自媒體甚至一些“主流”媒體，對此戲虐嘲諷，表示“歡迎”。不少吃瓜群眾以為香港“暴徒”逃離，為輸出英國拍手稱快，表示“歡送”。
需要注意的是，官方的態度其間有很微妙的變化，愈發嚴謹。從不強留到不承認，政治上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回應也越來越強硬，很簡單：
這不是“來去自由”的問題，這是英國赤裸裸地干涉中國內政。
民間的態度反而很簡單。具體分析：
1.“暴徒”出走，客觀上實現了香港的“淨化”，這是“好事”；
2.英國收留“暴徒”，從此成為英國的麻煩，這也是“好事”；
3.這些要移民的人，背棄家園祖國，不值得挽留。
民間的這種態度有相當的普遍性。然而，
這種態度是不成熟及不負責任的。
香港持有BNO的，在有效期的有35萬，已失效但可以續期的有250多萬。這290萬人占到了香港總人數的38%。
這群人是香港的重要構成。
自然，不是所有BNO的持有者都會移民。自然，BNO中選擇移民的也未必都是反中亂港分子。
1.畏罪潛逃的，一定是極少數；
2.害怕擔憂的，肯定有不少；
3.暫時出去觀望的，可能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正如香港回歸前。
一個背景是，去年修例風波，前前後後參與上街“遊行示威”的，將可能是百萬級的數字。
他們自以為有“原罪”。
但，管治香港，離不開具體的人；一個繁榮的香港，需要相對穩定的人口存量。而為一些“用腳投票”的人暗自慶倖或歡欣，更遠離政治擔當的本義。
所以，我們應有的態度是：
1.不希望、不鼓勵BNO持有者移民；
2.即便他們移民，也不應全部一棍子打死；
3.留一道“旋轉門”，讓移民的能回家；
4.不拋棄、不放棄，展現民族和政治的胸懷。
二
這是一個不能不承認、不能不正視的問題。
回歸以來，經歷非法“占中”特別是修例風波後，在看待香港、香港人上，內地一些人正犯著和一些香港人看待內地一樣的錯誤，有誤解，有偏見：
他們把從新聞裡看到的香港，視同香港的全部；把歧視內地人，視為香港人的普遍心態。他們認為香港早已沒落，深圳早已超越香港，認為香港的繁榮已經屬於過去，認為香港經濟停滯、民生凋敝，已經成為祖國的負累。
存在於兩地之間的“認知藩籬”，沒有因不斷加強和推進的融合而消解，反而正在造成更嚴重的“雙向誤解”的問題，讓信任變得更脆弱、溝通變得更困難。
這種心理的形成，不無原因。
內地人眼中和心裡的香港，無非幾種：
1.影視作品裡的香港；
2.內地新聞報導尤其是自媒體裡的香港；
3.出差旅遊時看到和感受的香港。
問題是，這些“香港”是真正的香港嗎？
影視作品裡的香港越美好，與現實感受的衝突就越大，接受起來就越困難，失望就越大。
新聞報導裡的香港越嘈雜，越會鞏固對香港的刻板印象，以為香港已經亂到不可收拾，處處都是反對派。
出差旅遊時看到和感受的香港，則會因環境的陌生、語言的隔閡、人情的淡漠，產生一種莫名的排斥感，拉大心理的距離。
它們是香港的一面，它們不是香港的每一面。
而誤解和偏見，正有此而生。
三
幾個例子。
2017年9月，有內地朋友來香港遊玩。在一海鮮酒樓吃飯時，朋友大倒苦水：“這個破地方，喊個服務員都費勁，連個笑臉都沒有。”
他說：“是不是歧視我們內地人？”
他不明白，香港的全球笑臉指數基本墊底。他想要的笑臉，港人同樣難以見到。
2019年，修例風波時。內地看到黑衣人毆打內地人的報導。有朋友關心提醒：“你在街上不要說普通話，小心被打！”
他不知道，那時候更害怕被打的，是下班回家的警察，是擺街站反暴力的建制派。
就在今年，還有朋友對靖海侯說，深圳GDP已經超過香港了，“那邊是夕陽西下，沒搞頭”。
他可能不清楚，香港的人均GDP仍然遠超深圳，品質和成色遠非深圳可比。
更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前幾年我回內地農村探親，年長的農民大叔也告訴我：“香港那個破地方，全是反動派，趕緊回來吧。”
各種似是而非認知、真真假假的消息，已經讓一些內地人對香港的誤解，沉澱為深刻的偏見。從城市到農村，從精英到農民，都在確立一種印象：
曾經，香港可能是好的；
現在，香港肯定是不好的。
早在2016年，靖海侯就寫過一篇文章，一篇略有影響力的文章，剖析了“唱衰”香港的言行。當時，靖海侯說：
香港，依然歡笑大於唏噓。
香港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
經歷了修例風波後，靖海侯的觀點依然沒變。
這是靖海侯“眼裡”的香港：
香港的煙盒設計極其恐怖。去附近的7.11買煙，店員總是拉出一抽屜的煙，讓靖海侯挑稍微“好看”些的。甚至有時候，會拆開新的一條。而他，是主動的。
新聞裡報導了毆打內地人的事。路遇附近的街坊，她總是提醒靖海侯，少出門，要小心些。
朋友的孩子在香港大學畢業。家人勸其回去，他表示一定要留在香港。他說：他的同學九成以上都不願意離開。
香港人，不愛笑，卻未必不善良；
香港，不平靜，但未必已沒落。
正如靖海侯此前所言：
香港是一座社會文明極高、政治文明極低的城市。
作為一個居民，待久了，你會發現她社會公平公正，事事省心，處處值得留戀；
作為一個商人，待久了，你會發現她政府公開透明，講法治，重信用，幹什麼都很從容；
她山清水秀、地傑人靈，郊野公園美到令人髮指；她繁榮昌盛、商業蓬勃，一條街上都有來自全球各地的七八家銀行；她的福利項目、教育質素，官員對市民的謙恭和敬畏程度，都是一個發達地區該有的樣子。即便是修例風波時，這條街上火光沖天，隔壁街上卻是熱鬧依舊，百米內外宛若兩個世界。
那個時候，很多朋友問：可不可以來香港？
我的答案都是YES。
香港有問題，有很嚴重的問題。
香港有家底，有很厚實的家底。
她讓人揪心，恰是因為她仍然是中國最好的城市。
因為政治問題，內地一些人有了認知的偏差，產生了情感的障礙。他們從愛到恨，從關注到麻木，從重視到不屑，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四
“誤解”是“雙向”的。
內地一些人如此，香港一些人也一樣。
我們需要承認和正視的一個現實是：回歸23年的今天，相比香港回歸之初，人心的距離更遠了。
關於這個問題，靖海侯曾經專門請教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名教授，一名長期搞民調的教授。他說：
2008年是一個分界點。此前，國民身份認同率持續攀升；此後，國民身份認同率一路下滑。
教授對原因有分析，三點：
1.自由行。無數內地人沖到香港，客觀上造成奶粉、教育資源、醫院床位的部分緊張；
2.汶川大地震。當時出現一些校舍豆腐渣工程，深深傷害了自發捐款的無數港人的心；
3.香港本土思潮的興起和運動，有另外一股力量扯住了“人心回歸”的步伐。
教授的分析有局限，但人心回歸無疑慢了下來。2012年起，香港政治升溫，從國民教育科開始，“泛政治化”的陰霾聚攏壓迫，經過非法“占中”和修例風波，香港已是非藍即黃的社會。而黃藍之間的界碑，根本上，就是“深圳河”，就是看待內地的態度。
香港人眼中和心裡的內地，也有幾種：
1.歷史上的計劃經濟時代的內地；
2.本地新聞報導裡的內地；
3.國際輿論場上的內地；
4.在香港斥鉅資買樓的內地；
5.跨過深圳河的內地。
這幾種，相比內地看待香港，更狹隘。
1.歷史上的內地，有過他們逃港的祖先；
2.本地新聞裡，鮮有正面報導；
3.西方話語體系裡，社會主義是被妖魔化的名詞；
4.土豪與文明的主觀悖離；
5.公民素質與政府效率的感觀。
對一些香港人來說，接受一個不斷發展進步的內地，情感上有障礙，資訊上難佐證，國際上缺乏支持，社會上的問題仍然很多。而他們所長久接受的教育、被塑造的西方價值觀，更不允許他們選擇“落後”。
所以，對內地的好，他們視而不見、見而不信、信而不堅。
這些香港人，特別是回歸後的一帶，對內地的認知偏見，是與生俱來的，環境養成的，生態塑造的。
他們以為香港極右媒體裡的中國，就是一個客觀的中國。
很多內地人對此很不理解。他們說，是因為港人來內地少，不瞭解。他們認為，港人崇洋媚外，是精神缺鈣。他們覺得，你愛來不來，內地仍然埋著你的祖宗。
相比矯正內地人對香港的認知偏差，矯正香港人對內地的認知偏差，要難得多。
1.這種偏差來自於歷史的回憶；
2.這種偏差來自于恒常的灌輸；
3.這種偏差來自于師長與同輩。
這是認知上的“系統病”。
日前，香港著名政界人士葉劉淑儀，以教育舉例說，要矯正香港的教育問題，大概需要5—10年。
在靖海侯看來，葉太還是太樂觀了。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愛國愛港的老太太伍淑清說過一句話：香港已經失去了年輕一代，甚至是年代的二代。這個說法可怕而準確。
多邀請港人去內地，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嗎？
也未必。
在香港現有的准“港獨”議員裡，鄭松泰就曾在北大讀過書。而被黑衣人“封神”、在年輕人中享有“至高威望”的梁天琦，還是小時候從內地過去的。
一名建制派青年曾對靖海侯說，特區政府每年組織7萬余名香港青年去內地參觀。而發生非法“占中”時，他們其中很多人沖到了“前線”，修例風波中也是。
他們對內地人的認知偏見，更深。
五
內地人對香港的誤解，與時事有關。
所以內地人可以轉態、可以寬容。
香港人對內地的誤解，與政治有關。
所以香港人有些頑固、有些矯情。
這是一種“雙向誤解”，正是人心回歸的“藩籬”。
也正是這個背景，內地人可以通過瞭解，看到香港的可愛與可貴；香港人必須通過生態的重塑，理解內地的可信與可靠、不易與特殊。
從某種程度來說，這些對內地懷有深刻偏見的人，“恐中”“拒中”的人，都是受害者。
是的，他們是受害者。受害於這環境、這生態。讓他們自然而然地得出了這判斷，產生了這偏差，並遭受了這折磨。
這是特區政府要解決的問題。
這裡，靖海侯只想說說內地。
香港政治的矛與盾，就是兩地關係和體制問題。
其升溫，不僅僅是香港一方面，內地也有一方面。
自媒體報導時，可否“就人說人，就事說事”，不要打擊一大片？
談到海南自貿島時，可否不作無謂的聯想，否定香港地位？
再到香港旅遊時，可否想想自己有無心理戒備，錯讀了“表情”？
推動社會治理時，可否願意再到香港取經，肯定其值得肯定的一面？
真正的自信，不是歡送別人移民，而是相信他們會回來；
真正的胸懷，是體諒並拯救，不是怨懟和拋棄。
畢竟，香港750萬人，都是我們的同胞。
六
國安法公佈施行。
有人說，這是香港“二次回歸”的開始。
“二次回歸”就是“人心回歸”。
這回歸，一定不會在彼此的誤解中實現。
這回歸，一定會是在“團結大多數”中實現。
林鄭月娥上台之初便說，其施政重在“同心同行”。
今天，在香港內部，依然如此。
今天，在兩地之間，也需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