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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回歸藩籬:香港與內地的“雙向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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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回歸藩籬:香港與內地的“雙向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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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回歸藩籬:香港與內地的“雙向誤解”

2020年07月06日 22:09 最後更新:11月25日 15:47

“所謂政治,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毛澤東

國安立法,觸動了英國人的神經。聲稱對香港負有“承諾”及“道義責任”的他們,出臺了一項新舉措:

賦予BNO護照居英權。

BNO,即英國國民(海外),是1980年代,英國基於香港前途考慮,專門為香港人打造的另一種國籍身份。其目的有二:1.香港回歸後,以此維持與英國的聯繫;2.香港回歸前,以此防堵大量香港人移民英國。

擁有幾百年殖民經驗的英國,無疑手法老練、用意很深。一方面,他們只提供領事服務,而不賦予BNO任何實質性的權利(如居留權、選舉權等),收買人心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他們將宗主國的身份保留了下來,用BNO護照上的“BRITISH PASSPORT”幾個字宣示了英國在香港的持續存在,客觀造就的影響很遠。

回歸前,英國在香港埋了很多雷,這只是其中之一。另一項關乎身份問題的,是秘密操作的“居英權計畫”,面向香港政界、商界的各行精英。至今,仍無人說清楚,他們有多少人,現在特區建制內的,還有多少人。(此事,以後靖海侯再作深度分析)

靖海侯不想在此探討BNO的影響,只想分析我們面對這一舉措,應有的態度。

現在什麼態度?

官方。6月初,外交部發言人說:“中國來去自由”;7月2日,外交部發言人說:“所有香港中國同胞,包括持有BNO護照者,都是中國公民。”

內地民間。不少網路自媒體甚至一些“主流”媒體,對此戲虐嘲諷,表示“歡迎”。不少吃瓜群眾以為香港“暴徒”逃離,為輸出英國拍手稱快,表示“歡送”。

需要注意的是,官方的態度其間有很微妙的變化,愈發嚴謹。從不強留到不承認,政治上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回應也越來越強硬,很簡單:

這不是“來去自由”的問題,這是英國赤裸裸地干涉中國內政。

民間的態度反而很簡單。具體分析:

1.“暴徒”出走,客觀上實現了香港的“淨化”,這是“好事”;
2.英國收留“暴徒”,從此成為英國的麻煩,這也是“好事”;
3.這些要移民的人,背棄家園祖國,不值得挽留。

民間的這種態度有相當的普遍性。然而,

這種態度是不成熟及不負責任的。

香港持有BNO的,在有效期的有35萬,已失效但可以續期的有250多萬。這290萬人占到了香港總人數的38%。

這群人是香港的重要構成。

自然,不是所有BNO的持有者都會移民。自然,BNO中選擇移民的也未必都是反中亂港分子。

1.畏罪潛逃的,一定是極少數;
2.害怕擔憂的,肯定有不少;
3.暫時出去觀望的,可能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正如香港回歸前。

一個背景是,去年修例風波,前前後後參與上街“遊行示威”的,將可能是百萬級的數字。

他們自以為有“原罪”。

但,管治香港,離不開具體的人;一個繁榮的香港,需要相對穩定的人口存量。而為一些“用腳投票”的人暗自慶倖或歡欣,更遠離政治擔當的本義。

所以,我們應有的態度是:

1.不希望、不鼓勵BNO持有者移民;
2.即便他們移民,也不應全部一棍子打死;
3.留一道“旋轉門”,讓移民的能回家;
4.不拋棄、不放棄,展現民族和政治的胸懷。

這是一個不能不承認、不能不正視的問題。

回歸以來,經歷非法“占中”特別是修例風波後,在看待香港、香港人上,內地一些人正犯著和一些香港人看待內地一樣的錯誤,有誤解,有偏見:

他們把從新聞裡看到的香港,視同香港的全部;把歧視內地人,視為香港人的普遍心態。他們認為香港早已沒落,深圳早已超越香港,認為香港的繁榮已經屬於過去,認為香港經濟停滯、民生凋敝,已經成為祖國的負累。

存在於兩地之間的“認知藩籬”,沒有因不斷加強和推進的融合而消解,反而正在造成更嚴重的“雙向誤解”的問題,讓信任變得更脆弱、溝通變得更困難。

這種心理的形成,不無原因。

內地人眼中和心裡的香港,無非幾種:

1.影視作品裡的香港;
2.內地新聞報導尤其是自媒體裡的香港;
3.出差旅遊時看到和感受的香港。

問題是,這些“香港”是真正的香港嗎?

影視作品裡的香港越美好,與現實感受的衝突就越大,接受起來就越困難,失望就越大。

新聞報導裡的香港越嘈雜,越會鞏固對香港的刻板印象,以為香港已經亂到不可收拾,處處都是反對派。

出差旅遊時看到和感受的香港,則會因環境的陌生、語言的隔閡、人情的淡漠,產生一種莫名的排斥感,拉大心理的距離。

它們是香港的一面,它們不是香港的每一面。

而誤解和偏見,正有此而生。

幾個例子。

2017年9月,有內地朋友來香港遊玩。在一海鮮酒樓吃飯時,朋友大倒苦水:“這個破地方,喊個服務員都費勁,連個笑臉都沒有。”

他說:“是不是歧視我們內地人?”

他不明白,香港的全球笑臉指數基本墊底。他想要的笑臉,港人同樣難以見到。

2019年,修例風波時。內地看到黑衣人毆打內地人的報導。有朋友關心提醒:“你在街上不要說普通話,小心被打!”

他不知道,那時候更害怕被打的,是下班回家的警察,是擺街站反暴力的建制派。

就在今年,還有朋友對靖海侯說,深圳GDP已經超過香港了,“那邊是夕陽西下,沒搞頭”。

他可能不清楚,香港的人均GDP仍然遠超深圳,品質和成色遠非深圳可比。

更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前幾年我回內地農村探親,年長的農民大叔也告訴我:“香港那個破地方,全是反動派,趕緊回來吧。”

各種似是而非認知、真真假假的消息,已經讓一些內地人對香港的誤解,沉澱為深刻的偏見。從城市到農村,從精英到農民,都在確立一種印象:

曾經,香港可能是好的;
現在,香港肯定是不好的。

早在2016年,靖海侯就寫過一篇文章,一篇略有影響力的文章,剖析了“唱衰”香港的言行。當時,靖海侯說:

香港,依然歡笑大於唏噓。
香港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

經歷了修例風波後,靖海侯的觀點依然沒變。

這是靖海侯“眼裡”的香港:

香港的煙盒設計極其恐怖。去附近的7.11買煙,店員總是拉出一抽屜的煙,讓靖海侯挑稍微“好看”些的。甚至有時候,會拆開新的一條。而他,是主動的。

新聞裡報導了毆打內地人的事。路遇附近的街坊,她總是提醒靖海侯,少出門,要小心些。

朋友的孩子在香港大學畢業。家人勸其回去,他表示一定要留在香港。他說:他的同學九成以上都不願意離開。

香港人,不愛笑,卻未必不善良;
香港,不平靜,但未必已沒落。

正如靖海侯此前所言:

香港是一座社會文明極高、政治文明極低的城市。

作為一個居民,待久了,你會發現她社會公平公正,事事省心,處處值得留戀;

作為一個商人,待久了,你會發現她政府公開透明,講法治,重信用,幹什麼都很從容;

她山清水秀、地傑人靈,郊野公園美到令人髮指;她繁榮昌盛、商業蓬勃,一條街上都有來自全球各地的七八家銀行;她的福利項目、教育質素,官員對市民的謙恭和敬畏程度,都是一個發達地區該有的樣子。即便是修例風波時,這條街上火光沖天,隔壁街上卻是熱鬧依舊,百米內外宛若兩個世界。

那個時候,很多朋友問:可不可以來香港?
我的答案都是YES。

香港有問題,有很嚴重的問題。
香港有家底,有很厚實的家底。
她讓人揪心,恰是因為她仍然是中國最好的城市。

因為政治問題,內地一些人有了認知的偏差,產生了情感的障礙。他們從愛到恨,從關注到麻木,從重視到不屑,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誤解”是“雙向”的。
內地一些人如此,香港一些人也一樣。

我們需要承認和正視的一個現實是:回歸23年的今天,相比香港回歸之初,人心的距離更遠了。

關於這個問題,靖海侯曾經專門請教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名教授,一名長期搞民調的教授。他說:

2008年是一個分界點。此前,國民身份認同率持續攀升;此後,國民身份認同率一路下滑。

教授對原因有分析,三點:

1.自由行。無數內地人沖到香港,客觀上造成奶粉、教育資源、醫院床位的部分緊張;
2.汶川大地震。當時出現一些校舍豆腐渣工程,深深傷害了自發捐款的無數港人的心;
3.香港本土思潮的興起和運動,有另外一股力量扯住了“人心回歸”的步伐。

教授的分析有局限,但人心回歸無疑慢了下來。2012年起,香港政治升溫,從國民教育科開始,“泛政治化”的陰霾聚攏壓迫,經過非法“占中”和修例風波,香港已是非藍即黃的社會。而黃藍之間的界碑,根本上,就是“深圳河”,就是看待內地的態度。

香港人眼中和心裡的內地,也有幾種:

1.歷史上的計劃經濟時代的內地;
2.本地新聞報導裡的內地;
3.國際輿論場上的內地;
4.在香港斥鉅資買樓的內地;
5.跨過深圳河的內地。

這幾種,相比內地看待香港,更狹隘。

1.歷史上的內地,有過他們逃港的祖先;
2.本地新聞裡,鮮有正面報導;
3.西方話語體系裡,社會主義是被妖魔化的名詞;
4.土豪與文明的主觀悖離;
5.公民素質與政府效率的感觀。

對一些香港人來說,接受一個不斷發展進步的內地,情感上有障礙,資訊上難佐證,國際上缺乏支持,社會上的問題仍然很多。而他們所長久接受的教育、被塑造的西方價值觀,更不允許他們選擇“落後”。

所以,對內地的好,他們視而不見、見而不信、信而不堅。

這些香港人,特別是回歸後的一帶,對內地的認知偏見,是與生俱來的,環境養成的,生態塑造的。

他們以為香港極右媒體裡的中國,就是一個客觀的中國。

很多內地人對此很不理解。他們說,是因為港人來內地少,不瞭解。他們認為,港人崇洋媚外,是精神缺鈣。他們覺得,你愛來不來,內地仍然埋著你的祖宗。

相比矯正內地人對香港的認知偏差,矯正香港人對內地的認知偏差,要難得多。

1.這種偏差來自於歷史的回憶;
2.這種偏差來自于恒常的灌輸;
3.這種偏差來自于師長與同輩。

這是認知上的“系統病”。

日前,香港著名政界人士葉劉淑儀,以教育舉例說,要矯正香港的教育問題,大概需要5—10年。

在靖海侯看來,葉太還是太樂觀了。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愛國愛港的老太太伍淑清說過一句話:香港已經失去了年輕一代,甚至是年代的二代。這個說法可怕而準確。

多邀請港人去內地,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嗎?
也未必。

在香港現有的准“港獨”議員裡,鄭松泰就曾在北大讀過書。而被黑衣人“封神”、在年輕人中享有“至高威望”的梁天琦,還是小時候從內地過去的。

一名建制派青年曾對靖海侯說,特區政府每年組織7萬余名香港青年去內地參觀。而發生非法“占中”時,他們其中很多人沖到了“前線”,修例風波中也是。

他們對內地人的認知偏見,更深。

內地人對香港的誤解,與時事有關。
所以內地人可以轉態、可以寬容。

香港人對內地的誤解,與政治有關。
所以香港人有些頑固、有些矯情。

這是一種“雙向誤解”,正是人心回歸的“藩籬”。

也正是這個背景,內地人可以通過瞭解,看到香港的可愛與可貴;香港人必須通過生態的重塑,理解內地的可信與可靠、不易與特殊。

從某種程度來說,這些對內地懷有深刻偏見的人,“恐中”“拒中”的人,都是受害者。

是的,他們是受害者。受害於這環境、這生態。讓他們自然而然地得出了這判斷,產生了這偏差,並遭受了這折磨。

這是特區政府要解決的問題。
這裡,靖海侯只想說說內地。

香港政治的矛與盾,就是兩地關係和體制問題。
其升溫,不僅僅是香港一方面,內地也有一方面。

自媒體報導時,可否“就人說人,就事說事”,不要打擊一大片?
談到海南自貿島時,可否不作無謂的聯想,否定香港地位?
再到香港旅遊時,可否想想自己有無心理戒備,錯讀了“表情”?
推動社會治理時,可否願意再到香港取經,肯定其值得肯定的一面?

真正的自信,不是歡送別人移民,而是相信他們會回來;
真正的胸懷,是體諒並拯救,不是怨懟和拋棄。

畢竟,香港750萬人,都是我們的同胞。

國安法公佈施行。

有人說,這是香港“二次回歸”的開始。

“二次回歸”就是“人心回歸”。

這回歸,一定不會在彼此的誤解中實現。
這回歸,一定會是在“團結大多數”中實現。

林鄭月娥上台之初便說,其施政重在“同心同行”。

今天,在香港內部,依然如此。
今天,在兩地之間,也需如此。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列寧

資本主義社會裡,資本為王,資本家為王。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沒有例外。

在香港待久了的人,會有這樣的發現:

1.連續二十多年排名世界第一的自由經濟體,處處壟斷。市民的衣食住行基本被幾大資本家的產業鏈所包攬;從電力、煤氣到電訊網路,從便利店7.11、超市welcome到街市領展,從公交、地鐵到大排檔。每條街、每座樓、每個行業的背後,都有一個家族的身影,緊緊鎖住人們消費選擇的自由。

2.作為“小政府、大社會”的典範,特區政府公共服務的觸角無所不及。為4成以上的市民提供了公共房屋,與各大資本家每年就公共服務收費標準協商議價,直接購買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和服務專案;在政府的財政預算案裡,細至換幾部電梯、裝幾台空凋、聘幾個人手......一個資本主義地區編織的社會福利保障網路,比內地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問題奇怪就奇怪在這裡

雖然壟斷行業、行市,推高物價、房價,但香港的資本家一直享有超然地位,社會不仇富、市民不怨恨;
雖然提供福利、福祉,堅守公正、公開,但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備受詬病,甚或成為“眾矢之的”。

造成階層板結、民生困頓的一身輕鬆,被人敬仰;
致力社會流動、改善民生的一身是非,被人叱責。

是市民愚昧嗎?

當然不是。原因有四:

1.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標準和運行規則,已完成對所有人的內化;
2.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而資本家注重守法、操守和形象;
3.“上流難”“上樓難”等民生問題由來已久,資本家製造問題的方式沒有變,但負責解決問題的,始終沒有拿出治標治本之策;
4.香港回歸後,行政主導體制被弱化,特區政府威望大幅降低。

資本家是老闆,得罪不起;特區政府是公僕,必須問責。

柿子要撿軟的捏。

不反對資本家,恰是香港市民的理性態度和現實選擇。

2018年,靖海侯從深圳返港,搭一資本家的順風車。路上,靖海侯問他:香港是自由經濟體,政府要少干預。市民買不起房,起點工資十幾年不漲,為何不仇恨資本家?他笑言:“完全不會。我隨便扔點錢,他們就匍匐在我的腳下。香港拜金!”

這正是問題的一面。
香港問題不是經濟民生問題,而主要是政治問題的一面。

把矛頭對準特區政府,經濟民生訴求就成了政治訴求。

他們或許也對資本家不爽,也曾經遊行反對“地產霸權”,但因為有了這一迷思,他們便覺得造成“地產霸權”的、維護“地產霸權”的,就是香港的政治體制。

而有些資本家,無疑樂見這一局面。

在一般市民的眼裡,
香港的資本家,分為三種:

1. 地產界裡的資本家;
2. 建制派裡的資本家;
3. “娛樂圈”裡的資本家;

分類也是他們社會地位的排序。

香港真正的超級富豪,都在地產界裡。他們表面上都不會離政治很近,更不需要自己親自參與政治,他們只需要有自己的代言人,在每個政治派別裡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他們代表著曾經的“香港夢”,是香港男人的終極偶像。

建制派裡的資本家,他們把龐大的產業放在內地,親身參與政治活動,旗幟鮮明,從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卻往往不在財富實力的第一梯隊中。他們在香港的社會地位,相比其政治地位,總是要遜色一些。

還有一些資本家,被活躍在香港的“娛樂圈”中。他們不問政治,不關心社會時事,甚至也不公開參與商業活動。他們是萬千港女“逐夢”的對象,以致在香港,“小三”上位,都是社會的傳奇、美麗的神話。

從政治的角度,唯有第一類人面目最模糊。

正是因為這種模糊,讓“泛政治化”下的他們顯得神秘、重要,及難以琢磨。

但他們真的模糊嗎?未必。

他們只是以選擇不站隊的方式,
站在了他們自己一邊。

李嘉誠。
一個比劉德華更能稱為“民間特首”的人。
一個在“政治邊緣”又時常陷入政治風暴的人。

每逢社會重大事件,各方都期待李嘉誠的發聲。
客觀上,他有被動的一面;
每逢社會重大事件,李嘉誠都會發聲。
實際上,他可以決定是否把握這份主動;
每逢社會重大事件,李嘉誠都會給自己招惹是非。
往往是,他總是需要作出進一步的解釋。

他似乎時常感到“委屈”。

2015年,面對北京囤地不開發的爭議,他說這是“毫無根據的指責”。2019年,媒體批評他“對年輕人網開一面”的言論,他說“別有用心散播惡毒猜疑和假消息”。

“泛政治化”下,早已實現經濟自由的李嘉誠,也不能倖免。
這是社會的力量,環境的力量,如“李超人”強大者也無法抗拒。

問題是:李嘉誠應該感到委屈嗎?

從最近的事情說起。

5月27日,李嘉誠就“港區國安法”表態。注意其言詞:

任何國家對自身國家安全問題都有權責,大家不必過分解讀;
通過“港區國安法”,希望可以紓緩中央對香港的擔憂,發揮長遠穩定發展的正面作用;
特區政府責無旁貸,要鞏固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強化國際社會的信任。

這是李嘉誠一貫的表態方式:左右兼顧,上下平衡。

從正面解讀:1.承認國家有權責;2.希望發揮正面作用;
從反面解讀:1.源於中央擔憂;2.不能破壞港人信心,立法要有“兩制”意識,不能越界;3.國際社會關注,不可不重視國際影響。

一體兩面,各取所需。
李嘉誠做到了,也被社會感知到了。
他說出去的話,就是這種效果。

委屈嗎?

最能體現李嘉誠“中庸”之術的,當然還是他在修例期間刊登的二則廣告。

一則:“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刊登於東方日報、大公報、頭條日報、晴報、信報等);
一則:中間有反暴力標誌,上寫“最好的因、可成最壞的果”,左寫“愛自由、愛包容、愛法治”,右寫“愛中國、愛香港、愛自己”,下寫“以愛之義、止息怒憤”(刊登於明報、星島日報、成報、文匯報、香港商報、經濟日報等)。

廣告刊出後,社會譁然。因為“好事者”又翻出了“黃台之瓜,何堪再摘”的典故,那源自對“上”的勸諫;因為“好事者”發現了藏尾詩:“因果由國,容港治己”。

結果是,“反暴力”的李嘉誠,被“挺暴力”的追封為“最強黃絲”,被“反暴力”的香港工聯會領袖,扣上了一頂“曱甴王”的帽子。

委屈嗎?

這位九十多歲的超級富豪,以“愛國愛港”的名義,用自以為“智慧”的方式,造成了一種極其負面的影響,落得了一個裡外不是人的下場。

這就是大是大非面前,曖昧的代價。

沒有人會懷疑一個富一代的“精明”;
沒有人會質疑一個九十歲老人的“智慧”。

李嘉誠已經表達了他的“政見”:

維持香港現狀,都不要動。

這種心理,非李嘉誠獨有,反映了香港相當一批資本家的立場:

1.他們需要一個穩定的香港,可以維持既得利益格局;
2.他們需要一個不那麼穩定的香港,可以讓政府分身無術,在經濟民生問題上無暇拿資本家開刀;
3.他們需要一個兩地之間有融合又有嫌隙的地帶,可以扮演促進者的角色,獲得促進者的重視,贏取促進者的利益;
4.他們需要鞏固自己的商業帝國,不能讓中資長驅直入,不能在大一統後失去發揮政治能量的空間。

他們有錢,一直左右香港,還要一直左右香港。

他們以為:
反對派和建制派拉開距離,市民和政府之間拉開距離,兩地之間拉開距離,他們就成了被各方爭取的對象,有了最好的要價的資本,便會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們以為:
香港形成一種推進民主的壓力和氛圍,有更高程度的選舉,他們便可以在建制內外實現對公權力的制衡,影響政府施政和改革的方向,維護和提升自己的利益。

他們以為懂政治。

2017年,一位香港朋友對靖海侯說:香港的商人要發展,無非兩個方向,一個是去內地,一個是去海外。而去內地,要成為“關鍵少數”;去海外,就不能表現得“跟得北京太緊”。這是他們的政治賬,也是他們的經濟賬。

這番話,耐人尋味。

但他們不懂政治。

資本家逐利,最識時務,常帶有濃厚的投機主義和功利主義心態。他們終究是短視的。

香港問題發展到今天,已經觸及香港和國家的根本。維持現狀,就是坐視香港失控。擺在每個人面前的,都是大是大非的選擇,已經沒有了和稀泥、搞曖昧的空間。他們更忘了,維護好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對他們是多麼重要。

“精明”如李嘉誠尚不能左右逢源,其他人可以嗎?

國安法的公佈施行,代表著中央治港思路的調整。
這是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

時代大潮,浩浩蕩蕩,
在時代的力量面前,任何人都是渺小的。

想必李嘉誠,就已經體會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