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列寧
一
資本主義社會裡，資本為王，資本家為王。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沒有例外。
二
在香港待久了的人，會有這樣的發現：
1.連續二十多年排名世界第一的自由經濟體，處處壟斷。市民的衣食住行基本被幾大資本家的產業鏈所包攬；從電力、煤氣到電訊網路，從便利店7.11、超市welcome到街市領展，從公交、地鐵到大排檔。每條街、每座樓、每個行業的背後，都有一個家族的身影，緊緊鎖住人們消費選擇的自由。
2.作為“小政府、大社會”的典範，特區政府公共服務的觸角無所不及。為4成以上的市民提供了公共房屋，與各大資本家每年就公共服務收費標準協商議價，直接購買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和服務專案；在政府的財政預算案裡，細至換幾部電梯、裝幾台空凋、聘幾個人手......一個資本主義地區編織的社會福利保障網路，比內地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問題奇怪就奇怪在這裡：
雖然壟斷行業、行市，推高物價、房價，但香港的資本家一直享有超然地位，社會不仇富、市民不怨恨；
雖然提供福利、福祉，堅守公正、公開，但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備受詬病，甚或成為“眾矢之的”。
造成階層板結、民生困頓的一身輕鬆，被人敬仰；
致力社會流動、改善民生的一身是非，被人叱責。
是市民愚昧嗎？
當然不是。原因有四：
1.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標準和運行規則，已完成對所有人的內化；
2.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而資本家注重守法、操守和形象；
3.“上流難”“上樓難”等民生問題由來已久，資本家製造問題的方式沒有變，但負責解決問題的，始終沒有拿出治標治本之策；
4.香港回歸後，行政主導體制被弱化，特區政府威望大幅降低。
資本家是老闆，得罪不起；特區政府是公僕，必須問責。
柿子要撿軟的捏。
不反對資本家，恰是香港市民的理性態度和現實選擇。
2018年，靖海侯從深圳返港，搭一資本家的順風車。路上，靖海侯問他：香港是自由經濟體，政府要少干預。市民買不起房，起點工資十幾年不漲，為何不仇恨資本家？他笑言：“完全不會。我隨便扔點錢，他們就匍匐在我的腳下。香港拜金！”
這正是問題的一面。
香港問題不是經濟民生問題，而主要是政治問題的一面。
把矛頭對準特區政府，經濟民生訴求就成了政治訴求。
他們或許也對資本家不爽，也曾經遊行反對“地產霸權”，但因為有了這一迷思，他們便覺得造成“地產霸權”的、維護“地產霸權”的，就是香港的政治體制。
而有些資本家，無疑樂見這一局面。
三
在一般市民的眼裡，
香港的資本家，分為三種：
1. 地產界裡的資本家；
2. 建制派裡的資本家；
3. “娛樂圈”裡的資本家；
分類也是他們社會地位的排序。
香港真正的超級富豪，都在地產界裡。他們表面上都不會離政治很近，更不需要自己親自參與政治，他們只需要有自己的代言人，在每個政治派別裡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他們代表著曾經的“香港夢”，是香港男人的終極偶像。
建制派裡的資本家，他們把龐大的產業放在內地，親身參與政治活動，旗幟鮮明，從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卻往往不在財富實力的第一梯隊中。他們在香港的社會地位，相比其政治地位，總是要遜色一些。
還有一些資本家，被活躍在香港的“娛樂圈”中。他們不問政治，不關心社會時事，甚至也不公開參與商業活動。他們是萬千港女“逐夢”的對象，以致在香港，“小三”上位，都是社會的傳奇、美麗的神話。
從政治的角度，唯有第一類人面目最模糊。
正是因為這種模糊，讓“泛政治化”下的他們顯得神秘、重要，及難以琢磨。
但他們真的模糊嗎？未必。
他們只是以選擇不站隊的方式，
站在了他們自己一邊。
四
李嘉誠。
一個比劉德華更能稱為“民間特首”的人。
一個在“政治邊緣”又時常陷入政治風暴的人。
每逢社會重大事件，各方都期待李嘉誠的發聲。
客觀上，他有被動的一面；
每逢社會重大事件，李嘉誠都會發聲。
實際上，他可以決定是否把握這份主動；
每逢社會重大事件，李嘉誠都會給自己招惹是非。
往往是，他總是需要作出進一步的解釋。
他似乎時常感到“委屈”。
2015年，面對北京囤地不開發的爭議，他說這是“毫無根據的指責”。2019年，媒體批評他“對年輕人網開一面”的言論，他說“別有用心散播惡毒猜疑和假消息”。
“泛政治化”下，早已實現經濟自由的李嘉誠，也不能倖免。
這是社會的力量，環境的力量，如“李超人”強大者也無法抗拒。
問題是：李嘉誠應該感到委屈嗎？
從最近的事情說起。
5月27日，李嘉誠就“港區國安法”表態。注意其言詞：
任何國家對自身國家安全問題都有權責，大家不必過分解讀；
通過“港區國安法”，希望可以紓緩中央對香港的擔憂，發揮長遠穩定發展的正面作用；
特區政府責無旁貸，要鞏固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強化國際社會的信任。
這是李嘉誠一貫的表態方式：左右兼顧，上下平衡。
從正面解讀：1.承認國家有權責；2.希望發揮正面作用；
從反面解讀：1.源於中央擔憂；2.不能破壞港人信心，立法要有“兩制”意識，不能越界；3.國際社會關注，不可不重視國際影響。
一體兩面，各取所需。
李嘉誠做到了，也被社會感知到了。
他說出去的話，就是這種效果。
委屈嗎？
最能體現李嘉誠“中庸”之術的，當然還是他在修例期間刊登的二則廣告。
一則：“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刊登於東方日報、大公報、頭條日報、晴報、信報等）；
一則：中間有反暴力標誌，上寫“最好的因、可成最壞的果”，左寫“愛自由、愛包容、愛法治”，右寫“愛中國、愛香港、愛自己”，下寫“以愛之義、止息怒憤”（刊登於明報、星島日報、成報、文匯報、香港商報、經濟日報等）。
廣告刊出後，社會譁然。因為“好事者”又翻出了“黃台之瓜，何堪再摘”的典故，那源自對“上”的勸諫；因為“好事者”發現了藏尾詩：“因果由國，容港治己”。
結果是，“反暴力”的李嘉誠，被“挺暴力”的追封為“最強黃絲”，被“反暴力”的香港工聯會領袖，扣上了一頂“曱甴王”的帽子。
委屈嗎？
這位九十多歲的超級富豪，以“愛國愛港”的名義，用自以為“智慧”的方式，造成了一種極其負面的影響，落得了一個裡外不是人的下場。
這就是大是大非面前，曖昧的代價。
五
沒有人會懷疑一個富一代的“精明”；
沒有人會質疑一個九十歲老人的“智慧”。
李嘉誠已經表達了他的“政見”：
維持香港現狀，都不要動。
這種心理，非李嘉誠獨有，反映了香港相當一批資本家的立場：
1.他們需要一個穩定的香港，可以維持既得利益格局；
2.他們需要一個不那麼穩定的香港，可以讓政府分身無術，在經濟民生問題上無暇拿資本家開刀；
3.他們需要一個兩地之間有融合又有嫌隙的地帶，可以扮演促進者的角色，獲得促進者的重視，贏取促進者的利益；
4.他們需要鞏固自己的商業帝國，不能讓中資長驅直入，不能在大一統後失去發揮政治能量的空間。
他們有錢，一直左右香港，還要一直左右香港。
他們以為：
反對派和建制派拉開距離，市民和政府之間拉開距離，兩地之間拉開距離，他們就成了被各方爭取的對象，有了最好的要價的資本，便會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們以為：
香港形成一種推進民主的壓力和氛圍，有更高程度的選舉，他們便可以在建制內外實現對公權力的制衡，影響政府施政和改革的方向，維護和提升自己的利益。
他們以為懂政治。
2017年，一位香港朋友對靖海侯說：香港的商人要發展，無非兩個方向，一個是去內地，一個是去海外。而去內地，要成為“關鍵少數”；去海外，就不能表現得“跟得北京太緊”。這是他們的政治賬，也是他們的經濟賬。
這番話，耐人尋味。
六
但他們不懂政治。
資本家逐利，最識時務，常帶有濃厚的投機主義和功利主義心態。他們終究是短視的。
香港問題發展到今天，已經觸及香港和國家的根本。維持現狀，就是坐視香港失控。擺在每個人面前的，都是大是大非的選擇，已經沒有了和稀泥、搞曖昧的空間。他們更忘了，維護好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對他們是多麼重要。
“精明”如李嘉誠尚不能左右逢源，其他人可以嗎？
七
國安法的公佈施行，代表著中央治港思路的調整。
這是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
時代大潮，浩浩蕩蕩，
在時代的力量面前，任何人都是渺小的。
想必李嘉誠，就已經體會到了。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
一
聊聊香港反對派。
我所認識的香港反對派。
二
先來理清一個問題：什麼是香港的反對派？
2017年7月，總書記視察香港。他在講話中說：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那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
聽鼓聽聲，聽話聽音。
從這段話，可以得出幾個方面的判斷：
1.香港社會很嘈雜，重大問題缺乏共識，具體問題爭論不休；
2.有“泛政治化“的問題和傾向，有“泛政治化”的推手和行動；
3.折騰與內耗已經讓香港陷入泥淖之中，難以自拔；
4.中央對香港的情況，是認識、瞭解和掌握的。
“泛政治化”就是香港的現實。原因呢？
香港有一股旨在並持續製造對立與對抗的力量。
這就是香港的反對派。
靖海侯曾總結過反對派行事的“三重邏輯”：
1.破壞就是建設，反對一切建制；
2.不亂不能作為，樂見一切亂象；
3.“兩制”擋駕“一國”，就能橫行無阻。
進一步分析其邏輯基礎，又可以得出他們的“三重理念”：
1.最大的政治正確就是“反政府”；
2.最好的政治手段就是“反穩定”；
3.最穩的政治路線就是“反國家”。
看出來了嗎？區別于其他民主地區的反對派，香港的反對派有一個重要特徵：
他們要的不僅是執政。
或者說，他們要通過顛覆建制的方式實現執政。
（有時候是以參與建制進而顛覆建制的方式）
他們的“藍圖”更宏偉、野心更大。
所以，不難理解他們有如下表現：
阻擾港府正常施政，不懈餘力把每一位問責官員搞成“跛腳鴨”；
“逢中必反”，不管是建高鐵、修大橋，還是發展大灣區；
一年遊行20000餘次；
公開宣稱“暴力有時候也是解決問題的手段”；
以及宣揚“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等。
深陷在政治的“魔咒”中，不能正視和接受基本的政治現實，
所以他們：不會歸順、不能妥協、不懂見好就收。
胡錫進說，香港反對派要學會做“忠誠的反對派”。
可以肯定地說，他們不會學，也學不會。
但他們是一股真實的力量，不可小覷的力量，天天活躍在議會、媒體和社會各界的力量，充斥每個港人耳目的力量。
在香港的政治廣譜上，他們佔據了很大一片位置。
三
多元的香港社會，其實也是一種假像。
“泛政治化”下，人人被裹挾其中。非法“占中”時，同事反目、夫妻別離；修例風波中，同學互毆、師生為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香港社會大潮洶湧，正將吞噬除政治外的一切。
香港的政治光譜很長，卻是非藍即黃，已沒有中間路線。
缺乏政治理性，不守政治倫理，無視政治現實，註定香港反對派的構成一定是三教九流。超出內地同胞的認知，他們其實也有一條完整的“鄙視鏈”：
“港獨”分子鄙視准“港獨”分子；
本地激進分子鄙視本土“和理非”；
本土主義者鄙視“大中華左膠”；
反對派內部傾軋的程度，有時候比對建制派的攻擊還要猛烈。
比如：每年6月x日，反對派團體“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所謂燭光晚會時，學生“港獨”組織會在周邊叫囂；
比如：主張“暴力革命”的梁天琦被視為“英雄”，關注內地、撕毀基本法的“長毛”梁國雄被戲謔嘲諷；
又比如：在黑衣人的“偶像”名單，沒有黎智英，也沒有黃之鋒。
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一個“整體”。
議會、社區，建制內外，他們有策略性的協調；
線上、線下，組織宣傳，他們有系統性的安排；
特區、國際，公關串聯，他們有一致性的步調。
有時候，他們做得比建制派更好：
善利用“遊行”造勢，讓十萬人產生百萬人的效果；
善利用“理念”宣傳，總是揮動“民主自由”的大旗；
善利用“細節”煽惑，靠“熱血”“溫情”的場景籠絡人心。
例子很多。
去年7月1日，黑衣暴徒沖入立法會打砸。短短幾個小時，立法會滿目瘡痍、慘不忍睹。但他們卻在立法會的一區留下一個紙牌、一句話：“文物，請勿動”，以此作為他們有“素養”的證明。
去年修例風波中，黑衣暴徒在九龍破壞中資銀行，順帶打砸了隔壁的“上海銀行”。後來得知該銀行非中資，又特意將寫了“sorry”的紙張貼在該銀行玻璃牆上，以表明其“裝修”行動純粹是政治行為，並不是無差別的恐怖主義活動。
又比如：他們在遊行中，會讓一群小學生打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標語；在警察清場時，會聲嘶力竭地喊出“不要傷害孩子”；會到人流密集的商場裡高呼口號、唱歌；會將各種極具渲染力的文宣海報貼到香港的每一座天橋和每一個社區。
並且，他們早早就把持了高校的學生會，並制定了路線圖。幾年前，他們就開始向中小學學生會滲透，搞埋伏、拉隊伍的眼光相當長遠。
客觀而言、總體而言：
文宣品質上，相比建制派，反對派一騎絕塵；
政治花樣上，相比建制派，反對派層出不窮；
深入市民接地氣上，相比建制派，反對派紮根更深；
就是口才談吐上，相比建制派，反對派也更懂得抓眼球。
最關鍵的是，他們的“政治領袖”更年輕。
並且，他們這些“政治領袖”大都已經坐過牢了。
四
7月1日，國安法正式公佈施行。
這一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最重大舉措，展現出強大的震懾力。
反對派或宣佈退出政壇，或解散組織，或倉皇出逃，給內地民眾一種“分崩離析”的印象。
會嗎？可以肯定的說：
不會。
三個原因：
1.香港問題是系統病、生態病，猛藥能去屙，但不能“治愚”；就像種莊稼一樣，噴藥可以殺蟲，但土壤有問題，收成也不會好。
2.國安法意在“懲治極少數，保護大多數”，不是打擊大一片，反對派不會絕跡，還有活動的空間；
3.如靖海侯此前的分析，經歷修例風波，香港黃藍涇渭分明、視同水火，彼此的恩怨已經透徹骨髓，年輕的反對派只是蟄伏起來，讓人心存幻想，且他們在香港社會普遍存在。
所以，去年修例風波，暴力持續升級，但靖海侯一直不以為可怕。直到有一天，在時代廣場裡，在城市廣場裡，在中環IFC裡，看到無數年輕人聚在一起，高唱“港獨”歌曲，而不少路人停下來加入其中的時候，那種氛圍，那種場面，讓靖海侯驚心了。
他們的理念已經深度下沉。
與反對派的較量，註定是一場長期的纏鬥。
讓我們看看港澳副主任張曉明的一段話（出自7月1日國安法記者會）：
“這裡我想特別強調一點，制定香港國安法絕對不是把香港的反對派陣營或者泛民主派陣營作為一個“假想敵”，不是這個意思。制定這部法律就是要聚焦打擊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而不是整個反對派陣營。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政治上也是多元的，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已經體現了中央的政治包容，你還是可以長期存在，還是可以有不同的政見，包括反對政府的主張。小平同志當年講過，香港回歸之後還是可以罵共產黨，但是不能夠把它變成行動，變成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這也就是說“一國”有底線，“兩制”有邊界。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遊戲規則，也有底線。所以大家都要遵守規則，都不能突破底線。從這點來說，我覺得香港的反對派陣營也應該好好地做一番反思，並且做適當的調整。”
這段話，請細品。
五
問題是，反對派會調整嗎？
會。
注意張主任的用詞：“適當的調整。”
這是一句很高明的話。大概有兩層意思：
1.給你機會，必須要調整；
2.知道你們底細，也只會適當調整。
因為國安法不是“無牙老虎”，而反對派又有“原罪”，所以調整是一定的。
但問題又來了，調整會是根本的改變嗎？
不會。
原因有三：
1.反對派是政治團體，而其政治訴求是“執政”，這與國家對“港人治港”的“港人”標準（即愛國愛港為主體）有根本上的衝突；
2.反對派有國際背景，而其幕後大佬與中國有利益上的根本衝突，他們不允許；
3.反對派有自己特有的社會基礎，而起社會基礎就是反政府、反建制，乃至反內地，否則，他們即被拋棄，失去認受度。
可以肯定的是，國安法施行後：
反對派將更講求策略；
反對派將更注重選舉；
反對派將在更加瑣碎、具體的事務上與政府針鋒相對；
香港的亂象或許會減少，但一定不會大幅減少。
他們終究是反對派。
只對“反對”忠誠。
六
靖海侯接觸過不少反對派，包括“港獨”分子。
某議員。在立法會見面，看上去彬彬有禮、謙虛友善。問其對普通話、國民教育的看法。他回答的很乾脆：“贊成”。聲稱內地也有不少朋友，且願意跟中聯辦交流。但電視、新聞裡的他，永遠站在激進反對派的一邊。
某區議員。前“港獨”議員助理，在餐館見面。先發問：“你們不要把我歸為‘港獨’分子，我還要去深圳呢。”其後多次在街頭偶遇，每每都主動點頭示意。但就這樣一個人，在修例風波中，多次在鬧市播放抹黑警方執法的錄影，在區議會公開羞辱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某“港獨”分子。對內地人充滿敵意，多次組織激進分子在上水一帶騷擾內地人。電話聯繫。非常努力、吃力地用蹩腳的普通話與靖海侯交流，侃侃而談。當談到港珠澳大橋時，他說是“大白象工程”。靖海侯以虎門大橋舉例，讓他放長遠看。他原話是：“是嗎？”
某黑衣人。自費花2萬元買裝備，活躍在所謂“前線”。問其怎麼才會收手，答：“給我發1萬塊我就不去了。”
某水果報資深記者。此前曾派駐北京工作。非常平靜地與靖海侯交流。其間他質問靖海侯：1996年，釣魚島衝突，香港大學生遊行，是唱著《義勇軍進行曲》從銅鑼灣到中環，回歸後為什麼不可能了？
去年修例風波時，靖海侯前前後後接觸了幾十個反對派或認同反對派的人：他們牢騷滿腹，都很健談，似乎也願意和不同政見的人作私下的交流。而私下的他們，看上去都很“平常”。
但他們早已深陷在反對派的“政治魔咒”中，難以自拔。
或者說，做反對派，這可能只是一種隨波逐流，甚至是“一碗飯”。
七
香港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
而政治是複雜的。
解決它，香港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