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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Intel Inside到HK In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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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8日 10:51 最後更新:11:03

華為是否轉去造汽車?近日惹起很多猜測,任正非發火了,日前發出總裁文件︰「以後誰再建言造車,干擾公司,可調離崗位,另外尋找崗位。」有那麼嚴重嗎?

華為被美國施行全面技術禁制,手機被斷供芯片,也不能使用Android作業系統,華為榮耀手機業務要全盤出賣,情況一如1984年的英特爾(Intel),主打的記憶體業務被日本打到無還擊之力,被迫退出市場。英特爾怎樣反敗為勝,原來靠切換跑道,改以電腦處理器(CPU)即俗稱芯片的業務為主,之後20年隨個人電腦的普及,一躍而成資訊科技的霸主。

葛洛夫在《10倍速時代》解說英特爾成功之道。(網上圖片)

葛洛夫在《10倍速時代》解說英特爾成功之道。(網上圖片)

重溫1996年《10倍速時代》(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大家可以找出答案。作者是當時英特爾CEO葛洛夫(Andrew Grove),他說,英特爾的成功在於,「每當你問別人,他的電腦是哪一種電腦,他最可能說的第一句話通常是︰『我有一台386。』而那就是指電腦裡面的處理器芯片。」英特爾於是把自己定為”Intel Inside”,「提醒電腦使用者,裝在他們電腦裡面的處理器才真正是電腦。」英特爾卻不會像IBM生產整台個人電腦。

認為華為走去從頭到尾生產一部實體的華為汽車,華為變成汽車廠商,的確是捉錯用神,更昧於科技產業常識,真是不炒不行。總裁文件中,任正非教仔咁教︰「華為不造整車,而是聚焦ICT技術,幫助車企造好車,造好車,成為智能網聯汽車的增量部件提供商。」ICT即「信息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覆蓋了所有通訊設備和相關的應用軟件。華為上月披露其汽車業務正是包括智能駕駛的計算平台、軟件和人工智能系統,簡言之,華為將像Intel Inside一樣,把Huawei裝進每一輛車,實現Huawei Inside。

Huawei Inside的智慧,可以舉一反三。香港今時今日也有幾分像英特爾當年,幾許風雨之下,本身一些優勢掉失了,但同時出現了「策略轉折點」,葛洛夫在書中提出教訓,「在轉折點來臨之前,你所從事的其實是老舊的行業。在轉折點之後,它更像是全新的行業了。」

香港面對的轉折點,應該是從過去的「國際化」機遇,將轉向中國引領的「雙循環」時代——中國如何從內部經濟發展循環,開拓到百花齊放的國際循環,粵港澳大灣區是重要的引擎——香港將有很多潛力可以發揮。

我們不必如30年前的設想香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台「整車」,強如英特爾不會生產電腦,華為也不會去造汽車,不過,我們需要認真構思如何實現HK Inside。我們不是退而成為大陸的「小零件」,大灣區其實更像一台新的電腦,或是未來的一部智能電動汽車,HK Inside讓我們發揮上進心、競爭力。有人說香港應該保持30年前的香港,我願與大家分享葛洛夫之言︰「10倍速變化,沒有任何警示,一切遊戲規則都作廢了。」共勉之。




黃秉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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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奧威爾確診新冠肺炎

 

說的是George Orwell,英國作家,他在1948年超前預測了大數據時代,寫成《一九八四》的小說,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擬的島國,居民被高科技視頻器材的完全監控底下,結果怎樣?如果有高人再寫續集,今天的奧威爾將繼美國總統特朗普、英國首相約翰遜、Tesla CEO馬斯克等,又一位名人被確診新冠肺炎。

美國新冠患者人數正在激增。(AP圖片)

美國新冠患者人數正在激增。(AP圖片)

《一九八四》書成之後,西方國家對「老大哥在看著你!」的教訓十分在意。1960年代進入信息技術時代,美國人識意到政府真有一天能夠如此侵犯個人私隱,所以一直有「老大哥情意結」,不過,期間沒有人具想像力的提出,信息技術原來可以有效控制病毒大流行,而不只是「扼殺人性、侵害人權、控制思想」。

大數據時代,重要的不是指信息量有多大——早期定義大數據是TB「太字節」即2的40次方,美國國會圖書館10年前所有登記書籍信息量約為15 TB——而是這龐大的數據是否在線以及能否共享。中國雲計算專家王堅舉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數據在線︰一間大學用飯票和電子刷卡有什麼分別?飯票是物理性,飯堂收市後點算可知這天學生用了多少錢的飯票,只此而已。電子刷卡不同,你隨時可知學生在那間飯堂用膳,吃什麼,什麼時候去,就連那些學生從來不去學校飯堂都一清二楚。

有位大學校長認真的分析數據,除了知道怎樣有效改善菜色、配送流程,也得悉不吃學校飯堂的學生原來有那麼多,他們可能是「富二代」嘛,於是動員學生「去食堂吃飯」。王堅表示︰「這個例子說明數據只有在線才有價值。如果沒有數據在線這個過程,很多新東西就發現不了。」世界儲存最大數據的是「歐洲核子研究組識」(CERN),每年要記錄35 PB的數據——「拍字節」即2的50次方,美國郵政局10年前一年處理的信件信息量為5 PB。不過,這樣大的數據除了科技實驗之外,對大家生活不起作用。就等如醫療科技為研究新冠病毒,同樣產生海量的數據,這是為了幾個月一年之後推出疫苗,但最重要的數據是能即時找出不明病毒源頭,追蹤感染擴散流向,否則病毒不止,人傳人確診增加,最終拖垮醫療防疫而失控。這是美國當前新冠困境的寫照,基於防範「老大哥在看著你!」無法做到大規模檢測、健康碼等在線信息功能,不少人寧願把新冠當成感冒算了。

以信息科技抗疫的解決方案被政府管理大數據的性惡論左右,很多社會無法回應現實問題,《一九八四》成為反對者的標準答案,雖是理直氣壯但已經過時,怎麼辦?美國對問題其實先知先覺。麻省理工人智能專家布倫喬爾森(Erik Brynjolfsson)比喻,大數據等如400年前發明的顯微鏡,把觀察社會行為、監測大自然,推進到極之透明的「細胞化」級別,將為人類帶來種種正面影響。2013年奧巴馬推行關於大數據發展計劃,不過,如何收集、共享、管理大數據,引發的爭論比科技研發更複雜困難。如此這般,奧威爾活在今天,便會終於確診到新冠肺炎,也許這是他事前無法預料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