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國安法公布施行，香港局勢深刻裂變，香港政治社會的系統性調整重塑正在發生，還將持續發生。
局勢在變化，市民有感受，各方有關注。
不同的判斷維度和思考角度，編織成了香港今天新的時代定位和圖景，更蘊含了香港再出發的方向和路徑。
分析他們，能夠看清香港的進行時，以及將來時。
二
對香港國安法出台後的香港形勢，林鄭月娥曾有相對完整的表述。
11月25日，她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說：
“過去四個多月，《香港國安法》為恢復香港穩定帶來顯著效果：鼓吹「港獨」及與外部勢力勾結的情況已逐步減退；部分頭面人物明顯收斂；激進的組織停止運作或解散；涉嫌違法人士畏罪潛逃；而街頭暴力行為也大幅減少。經歷了一年的社會動盪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香港市民終於可以重新依法享有其基本權利和自由。”
這是香港特首的總結，也是香港特首的判斷。
在施政報告“附篇”中，此總結與判斷更為精煉：
“香港國安法是香港走出困局，由亂到治的轉機。特區政府會竭盡所能、履責盡職，負起實施國安法的主要責任。建立了健全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後，香港便能遠離暴亂、恢復穩定。”
從這些，我們至少可以看出林鄭月娥要表達的三層意思：
1.正是香港國安法，才幫助香港從困局中突圍；
2.香港國安法的主要作用，在於恢復香港穩定；
3.恢復和保持香港穩定，工作才剛剛開始。
於是，在施政報告中，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句很有分量的話：
“當前其中一項急切要做的事，是對特區的憲制秩序和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林鄭月娥明顯對此已有深思熟慮。12月4日，她又在特區政府主辦的“國家憲法日”網上座談會說重申了這句話。
人們應該為此感到欣慰。
在香港局勢向好、反中亂港勢力土崩瓦解之時，作為香港特首的林鄭月娥沒有麻痹懈怠，明曉方位方向，還有緊迫感和使命感。
或者說，當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今年6月8日，第一次公開點破“香港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問題”後，林鄭月娥也有了此政治判斷與覺悟，真正開始把握作為一個特首所應該面對和解決的主要問題，所應該確定和著眼的工作重心，真正找到了以何履職盡責、何以履職盡責的基礎和“法門”。
三
在形勢的發展變化中，香港中聯辦也需要與時俱進，也在與時俱進。
作為中央駐港第一派出機構，香港中聯辦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怎麼看、怎麼辦的問題關系重大。
這方面，同樣可以從12月4日香港特區政府主辦的“國家憲法日”活動中，發現端倪。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的致辭，體現了其一貫嚴謹的風格，著眼全國、立足香港，闡述憲法的地位、憲法的功能、憲法的要求，再次強調了“一國兩制”實踐在香港不能變樣、不能走形的根本基礎和保障。
這致辭表達的意思，是回到初心的初心，重申“一國兩制”香港事業的坐標；是回到基礎的基礎，重申基本法和憲法的關系；也是回到法律的法律，重申香港國安法的地位和責任。
而關於香港最新形勢，駱惠寧更給出了一個微妙卻凸顯良苦用心的判斷。他說：
“幾個月來，香港國安法威力初顯，香港進入了由亂向治的關鍵時期。”
了解國家政治話語表達體系的人明白，類似這樣的判斷，是大事。它關乎形勢的判斷，也關乎工作的評價；關乎認識的發展，也關乎任務的開展。
這句話大有內涵。
1.“進入”劃定了“治”的新階段，告別了“亂”的舊時期；
2.“向治”而不是“已治”，強調的是“轉向”而不是“轉折”：
3.“關鍵時期”突出緊迫性、機遇感，有使命催征的意味。
其中最核心的一個字便是“向”。
在這方面，各方面此前有不同說法。
得香港國安法之利，香港建制派開始揚眉吐氣，言此為“由亂轉治”；特區政府手腳被解放，行政主導得到加強，說此為“由亂到治”。兩個方面，都從其在國安法後極大拓展的舞台和空間上嘗到了“勝利”的滋味，相關表述相對較滿。
而港澳辦也有自己的表述。
11月17日，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上致辭說：“以香港國安法出台為標志，香港開啟了由亂及治的新局面。”
國務院港澳辦用“及”字，香港中聯辦用“向”字，都有深刻用意。
基於港澳辦的職能定位，用“及”字是勾勒前景、強調目標方向；基於中聯辦的職能定位，用“向”字是認領任務、強調努力方向。
而兩辦要表達的無非是同一個意思：
1.解決香港問題，已經有了方向；
2.解決香港問題，離這方向還有距離；
3.解決香港問題，必須沿著這個方向一直干下去。
一個“及”字，凸顯了港澳辦的政治底氣與信心；一個“向”字，凸顯了中聯辦的政治理性與自覺。
單就駱惠寧來說，這體現了他的認識論，也體現了他希望香港和中聯辦應有的節奏感和行動力。
這便是寶貴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做好香港工作最需要的理念。
這正如靖海侯在《疫情之後，香港可能的另一面》一文中說的：
放棄政治上幼稚的“決戰思維”，繼續爬坡過坎、深耕細作，保持戰略定力與耐心。
四
有了解決香港問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香港在經歷浩劫後，已經走在了謀求繼續發展的路上。
撥亂反正的政治工作是當務之急，推動繁榮的經濟工作也十分緊迫。
林鄭月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對此有考慮。她說：
“ 自我發表《2019年施政報告》以來，過去一年，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新冠疫情肆虐，加上因去年下半年社會動蕩對商業活動的影響，本港經濟急速下滑，失業率持續上升，各行各業大受打擊。隨著今年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社會恢復穩定，但經濟復蘇的路看來仍是荊棘滿途。”
對於香港經濟發展，特別是在深圳GDP超越香港後，香港社會的壓力陡然增大。而在內地漂亮打贏防疫攻堅戰後，在香港疫情還在持續反復的今天，人們更是憂心忡忡。
很明顯，要解決香港的經濟問題，同時也為解決香港的政治問題騰出時間和空間，有效防範疫情，也已是香港的當務之急、林鄭月娥的當務之急。
而在此問題上，香港社會包括林鄭月娥似乎還是沒有想明白。
她似乎在堅持什麼，在具體管治事務上，還沒有完成如政治認識一樣的迭代進化。
最典型的，就是她對全民檢測的態度。
五
香港疫情又在爆發中。7天來，確診人數四度破百，全城又深染焦慮恐慌情緒。
很多人重又呼吁全民檢測。
11月31日，林鄭月娥在抗疫記者會上，再次表明了對全民檢測的態度。這段話很長，卻值得細讀：
“關於全民強制檢測，它並不是一個應該做、不過暫時不做的選項，它似乎並不是一個切實可行和有成效、有科學根據的選項。我們的說法並不是說現時這情況再不能夠遏制我便會推出全民強制檢測，並不是這樣。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在甚麼時候做全民強制檢測才有效，我都已形容過給大家知道。每一種病毒都有潛伏期，所以如果你要一個群組全部進行檢測，譬如香港700多萬人人口在一個時間要全部進行檢測，把所有已經確診感染或會感染的人全部識別出來，然後把他們隔離治療，使社會上沒有了這些傳播者或傳播鏈，它的做法是需要在一段相當短時間內，每一個人都要接受病毒檢測，然後這人在其他人未做完之前不可以返回社區，否則的話會不斷地再有感染機會 。在這段時間、這個地方正做百分之一百全民強制檢測時，亦不應該讓其他人進來，因為即使我們「外防輸入」做到多準繩，怎樣都會有一些走漏，因為潛伏期的問題，即使你把他關起14日，但原來去到第18日、20日，他都可能會感染其他人。在這種情況下，事實上我們覺得不會達致一個我們想看到的結果；但反之它會帶來很多問題──在這麼短時間怎樣去動員組織、怎樣去照顧一些被頒禁足令的市民在這一段被禁足期間的日常生活起居──尤其是今日已經進入一個這麼嚴峻的疫情，我們有很多優先要做的事情，我並不覺得去做一個全民強制檢測會幫我們遏制這疫情。我留意到社會有很多聲音，甚至有些可能是醫學界人士的聲音，所以我們都很客觀地在上周末，即兩日前，與四位專家會面，再逐一去問他們。四位都一致告訴我，他們不支持、不贊成在香港做全民強制檢測。”
這段話是特區政府新聞處公布的版本。實際上，她那天說得話更多，有些話還讓人不怎麼舒服，包括內地同胞。
靖海侯當時曾總結過林鄭月娥的觀點：
林太30日的發言，已將對全民檢測的態度和盤托出，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1.現在不會做；2.今後也不打算做；3.全面檢測不科學、不必要、不現實。
這是很難讓人接受的看法。
須知，9月8日，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總書記習近平總結了5點抗疫精神，其中一點就是“尊重科學，對科學精神的尊崇和弘揚”。
而全民檢測無疑是內地成功抗疫的一條經驗。
也正因為如此，在林鄭月娥實際上公開否定全民檢測後，一些人質疑林鄭月娥的政治敏銳性。
靖海侯以為，林鄭月娥對全民檢測的態度，可能就是她對全民檢測的態度。她只是立足香港社會的傳統規則和運作慣性，從技術性角度看待全民檢測，大可不必小題大做，懷疑其對內地抗疫做法的評價，或以此懷疑其政治立場。或者說，在全民檢測一事上，她又把自己變成了技術性官僚。
實行全民檢測，香港有困難是一定的，困難在於：社區不能封閉，市民較重自由，缺乏集中動員和作系統性安排的能力。
然而，正如林鄭月娥自己的思考角度，這僅是技術性問題。
或者說，我們反過來問，如果不要全民檢測，香港能控制住疫情嗎？
明顯不能。要不然，一切能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香港的疫情為什麼還會反復？
有朋友說，林鄭月娥態度的根源在於對香港仍然抱有的“獨特性”的認識。即：強調香港的特殊性，認為香港的抗疫模式一定不會是內地那樣，一定是獨特的。
這是典型的路徑依賴。這也是對抗疫科學性的重大誤解。
很簡單的道理，在治病救人一事上，制度從來不是攔路虎。
這是科學，且已經實踐檢驗的科學。要做到“外防輸入，內防反彈”，有效管控人員進出，全面摸清病患現狀，全民檢測繞不過去。
正如香港不敢確立“病例清零”的目標一樣，在全民檢測上，香港的畏難情緒很重，卻又堅持固有認識。如此下去，香港防控疫情之路，必然遙遠漫長，香港經濟復蘇之路，必然遙遠漫長。
試一試，又如何？
六
香港正在發生的變化是系統的，香港由亂向治、由亂及治，還需要更多系統的變化。
在要不要全民檢測一事上暴露的“矛盾”與“分歧”，實際上暴露的是香港管治團隊在具體管治理念和行動上，坐標系和參照系的問題。
要不要告別路徑依賴，從“小政府、大社會”過渡到適度積極、主動作為狀態；
要不要更新治理經驗，在某些方面向內地學習借鑒，強弱項、補短板，博采眾長；
要不要在加強政治訓練、提高政治能力的同時，也提升自己抓改革、謀發展、搞建設的能力。
正視問題，首先是正視現實；正視自己，首先是正視不足。
把握住駱惠寧所說的“‘由亂向治’的關鍵時期”，需要香港理清穩定與繁榮的關系、安全與發展的關系，再主動一點，再謙虛一些，莫錯失良機、因小失大。
這，需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在整肅政治局面的同時，也拿出魄力和勇氣，刷新施政的局面。
這件事，還得主要靠特區自己。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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