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第四波疫情連續出現過百感染病例，不少市民要求採取更嚴格的遏制措施，如強制性檢測、強制性隔離、強制性使用健康碼等。
雖然前面加一個“強制性”字眼，好像與“文明”、“自由”社會有點相悖而行，但以可控的代價和短暫的不自由，換來長久的市民安心出行、經濟自由流動、社會回歸正常，何樂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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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行政長官公開說不會採取強制性檢測，只會是“應檢盡檢”和“願檢即檢”；政府推出的“安心出行”，也是自願掃碼。
強調“自願”，表面上看是“人性”管理，但實質是“半桶水”的怠政表現。
的確，香港的檢測、隔離、數字健康都做了，比一些國外做得更進一步，你若批評政府不作為，似乎有點不公道。
當我們深究一下，在“自願”的前提下，只做一半疑似人群，同時將這一半與另一半健康人群混在一起，等於政府什麼都沒做。
此前耗費大量資源、人力，成為疫情不斷“輪回”的形象工程。
政府承認，香港與內地、澳門包括台灣比較，確實不及這幾個地區抗疫有成效。
那麼，市民在問，香港處於大中華地區之中，一向在經濟發展、法治建設等方面領跑，為什麼這次表現這麼差勁？
是病毒故意選擇香港來肆虐，還是香港決策層另有顧忌？
疫情爆發以來，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的抗疫措施，歐洲、美國、亞洲各有不同做法，誰成功誰失敗，已是不爭的事實，不需要在這裡論述。
香港背靠內地，與深圳一河相隔，按理說最應該也最容易借鑒內地的做法，但有官員卻迷思地認為，香港如果學習內地的做法，會被指模糊了“兩制”的區別。
猛一聽以為是冷笑話，回顧一下香港四波疫情不斷輪回，這就是香港的防疫措施始終不到位，導致防疫失敗的核心原因。
在防疫當前，我們應該堅持的不是“兩制”，而是共同行動。
首先，病毒可沒有這個本事分辨“兩制”，不會對深圳河以北施以溫柔，深圳河以南則以放肆。
這是醫學常識，我相信政府中人也不會這麼無知。
但“兩制”的心魔卻使決策層不敢勇於採用內地的成功做法，哪怕是有所變通，也擔心政治不正確。
總認為香港與內地不同，制度不同，民心不同，採取內地的做法，會引起社會反彈。客觀後果，不是社會反彈，而是疫情反彈，這是典型的政治幼稚病。
其次，兩地必須共同構築一道防毒墻，才能阻止病毒蔓延。
世衛組織都在呼籲，面對病毒，世界各國必須一致行動。
災難和困難不應是兩地間隔的邊界線，而應是以“清零”為防疫目標和出發點。
如果大家目標一致，那麼採取什麼抗疫方法，還需要在乎這是內地做法，還是英國做法、美國做法？
只要秉持科學精神和生命至上理念，共用一切成功的方法，香港是可以堅決遏制疫情蔓延態勢的。
第三，現在各國在呼籲建立全球公共衛生防疫體系，不分彼此共同行動。
習主席在不久前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五次峰會上指出，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加強全球公共衛生體系，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傳染性疾病。
所謂全球公共衛生體系，一定意義上是一個相對統一標準和行動準則，包括法律的一致性。
以什麼為標準？當然不能排除中國已經實踐成功的防疫成果。
“近水樓臺先得月”。香港最應該是近鄰得利，而不是為了強調“兩制”，另搞一套與內地有所區別的防疫行動。
若然成功，當然沒有問題，如果不成功，政府如何在公共衛生體系中，分享成果和經驗？
據朋友圈轉發的照片，這幾天大批港人回內地避疫，深圳灣口岸人滿為患，人頭湧湧。
在回灣區的人潮之中，既有商界富豪，也有專業精英，既有年老的退休長者，也有年輕的創業者。
他們說忍耐到了極限，即使回內地要隔離14天，也在所不惜。
病毒是我們當今最大的敵人，也是人類社會迫切要共同解決的問題。
人類經歷了百年來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超過百萬人失去生命，世界經濟陷入衰退，社會民生遭遇重創。
各種經濟資料已經顯示，疫情的破壞超出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
既然國家領導人向世界各國發出構建全球公共防疫體系的倡議，那麼這個體系一旦建立起來，對香港而言，不再有“兩制”之別，只有共同行動之義。
再重複一次，病毒不會分辨“兩制”，抗疫不應區別你我，只要是成功的經驗，拿來用就是了。
如果這個心魔不除，下一場的較勁將是用誰家疫苗了。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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