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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已經打響,香港指揮部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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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已經打響,香港指揮部在哪裏?

2020年12月14日 15:29 最後更新:15:46

香港第四波疫情從11月下旬再度彈起,每天感染人數一直在百位數之間徘徊。

特區政府再度重拾禁聚令、學生提前放假、有條件的公司員工在家辦公、市民不要上街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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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香港機場,全無往日繁忙的景象

今日的香港機場,全無往日繁忙的景象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主任在每天記者會公佈感染人數,已經是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態。

我們作為普通市民,更是很無奈與無助。

今日的香港機場,全無往日繁忙的景象

今日的香港機場,全無往日繁忙的景象

新冠病毒疫情不亞於一場戰爭,接近一年的時間仍在世界各國肆虐,感染和死亡人數一再創新高,各國人民都在與之奮戰。

即使內地已經清零多時,隨著氣候漸冷,個別地方開始出現本地個案,內地是如何應對入冬小反彈?

四川省的彭清華書記香港人都很熟悉。

該省12月7日在成都市郫都區新增1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打破了成都自今年3月以來無本地確診病例的態勢。

就在第一天,彭清華要求省市兩級建立協同應急處置機制,立即開展流調溯源,堅決防止疫情擴散。

當天,成都市政府對郫都區人民醫院、太平村11組、沙西農貿批發市場、郫都區岷陽學校、中冶中央公園社區等五個區域實施全面現場管控和消殺,宣佈封控區為中風險地區,面積2.56平方公里。

成都市其他區域風險等級不變。

與此同時,對封控區進行了全員核酸檢測和環境採樣檢測。

次日,成都已追蹤到與感染者密切接觸的163人,根據溯源立即將核酸檢測擴大覆蓋,僅用了三天時間,完成檢測104萬人,將感染病例遏制在11人。

四川省之所以能迅速遏制新冠感染繼續散發,主要是省、市主要負責人是抗疫總指揮,不分白天黑夜與病毒賽跑。

各部門以應急實戰,爭分奪秒,抓早抓快,從速從急!

他們的主要經驗:

       一是把疫情當作戰情,從指揮官到各部門,馬上進入戰時狀態。指揮官下達命令必須“清零”,指揮部內各司其職、各盡其能,不敢有一絲懈怠,與病毒爭分奪秒。

       二是立即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根據溯源核定風險範圍,做到徹底排查可能的感染者。本著“應查盡查,應隔盡隔、不漏一人”的原則,實現相關人員核酸檢測全覆蓋,確保無遺漏。

       三是分級管理,依照國家確定高、中、低級風險區標準,採取不同的防疫措施。對疫情嚴重的區域實施嚴密應對,對於低風險區域不施加過大壓力以免過度影響民生。

同樣面對兇猛的疫情,特區政府有沒有認定這是一場戰爭?

不妨看看同樣是發生在12月7日的疫情,香港是如何處理的典型例子。

       新界西葵盛西邨8座5樓出現個案,市民問需否撤離?
       衛生防護中心說沒有必要;

       需否檢測?
       回應只是說要為8座檢測。

但幾個小時卻採取行動,房署、救護車、警車和旅遊巴到場準備協助市民撤離。

在整個安排中,衛生署署長不作報告,局長陳肇始完全不知情,特首是收到地區議員告狀才知道事態發展。

整個處置反應慢、安排混亂,完全沒有防疫標準。

12宗就不用搬離,15宗就說是緊密接觸者要搬離,政府的考慮在哪裏,誰說了算?

更不可思議的是,政府安排在爆發疫情的社區檢測中心,貼出告示服務時間為下午1點半至晚上7點半,到了下午5點半已經有職員截龍,高峰時估計超過200人排隊,不少市民排了兩個半小時都未能做檢測。

應檢盡檢、願檢可檢這樣的低標準做法,原來也只是一句空話,怎麼與病毒賽跑?

政府強調,當前抗疫仍然是八道板斧,即依法辦事、專家領導、相關設施配備、科技應用、公眾解釋、病毒檢測、社交距離、外防輸入。

思路好像很完整,但領導抗疫者是專家還是官員?病毒檢測是強制性還是自願性?科技應用是推出健康碼還是仍在研究中?等等,依然讓大家雲裏霧裏,不得要領。

面對這場疫情戰爭,我們呼喚香港政府儘快拿出應戰的狀態,設立指揮中心,將一切資源、兵馬集中統一調配。

指揮官必須由特首擔當,其他所有部門包括專業部門只能服從。

當然特首並非萬能,在醫學專業知識方面聽取專家意見無可厚非。

即使內地成功抗疫的省、市中,指揮官出身于醫學專業的不過寥寥無幾,疾控專家會以專業意見提供給決策者。

但面對一些複雜而困難的情形,特別是需否劃出封控區、在多大的範圍強制性檢測等,必須由指揮官在尊重醫學規律的前提下,有擔當地作政治決定,而不是由幾個醫學專家說啥是啥,由他們所取代。

此外,特首領導的指揮部,不能當孤獨將軍,政府相關部門都應是指揮部的當然成員,大家有分工、有協調,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人力資源。

特別是公務員應該走在最前線,甚至比議員走得更快,貼近民情。

近日市民希望政府儘快推行強制性檢測,以阻斷病毒擴散,這種聲音政府部門不能聞而不聽,脫離民意。

香港政府在與病毒賽跑中輸了上半場,入冬後疫情仍將嚴峻,政府人員要合力圍堵,才能挽回下半場贏的機會。

凡事預則立,不予則廢。

政府不要奢望疫苗到、疫情消的預期,如果現在不提升抗疫應對級別,從心理上、物資上進入到戰時狀態,即使首批100萬劑疫苗明年一月到港,仍可能會出現倒瀉籮蟹,花錢不討好的局面。

補充一句,內地相關方面已啟動新冠疫苗配送的全國物流演練工作,涉及質量、信息、客服、倉儲、運輸等關鍵操作環節,以及應急救援方案和全鏈條演練流程。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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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會分辨“兩制”嗎?

 

在香港第四波疫情連續出現過百感染病例,不少市民要求採取更嚴格的遏制措施,如強制性檢測、強制性隔離、強制性使用健康碼等。

雖然前面加一個“強制性”字眼,好像與“文明”、“自由”社會有點相悖而行,但以可控的代價和短暫的不自由,換來長久的市民安心出行、經濟自由流動、社會回歸正常,何樂不為?

遺憾的是,行政長官公開說不會採取強制性檢測,只會是“應檢盡檢”和“願檢即檢”;政府推出的“安心出行”,也是自願掃碼。

強調“自願”,表面上看是“人性”管理,但實質是“半桶水”的怠政表現。

的確,香港的檢測、隔離、數字健康都做了,比一些國外做得更進一步,你若批評政府不作為,似乎有點不公道。

當我們深究一下,在“自願”的前提下,只做一半疑似人群,同時將這一半與另一半健康人群混在一起,等於政府什麼都沒做。

此前耗費大量資源、人力,成為疫情不斷“輪回”的形象工程。

政府承認,香港與內地、澳門包括台灣比較,確實不及這幾個地區抗疫有成效。

那麼,市民在問,香港處於大中華地區之中,一向在經濟發展、法治建設等方面領跑,為什麼這次表現這麼差勁?

是病毒故意選擇香港來肆虐,還是香港決策層另有顧忌?

疫情爆發以來,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的抗疫措施,歐洲、美國、亞洲各有不同做法,誰成功誰失敗,已是不爭的事實,不需要在這裡論述。

香港背靠內地,與深圳一河相隔,按理說最應該也最容易借鑒內地的做法,但有官員卻迷思地認為,香港如果學習內地的做法,會被指模糊了兩制的區別。

猛一聽以為是冷笑話,回顧一下香港四波疫情不斷輪回,這就是香港的防疫措施始終不到位,導致防疫失敗的核心原因。

在防疫當前,我們應該堅持的不是“兩制”,而是共同行動。

首先,病毒可沒有這個本事分辨兩制,不會對深圳河以北施以溫柔,深圳河以南則以放肆。

這是醫學常識,我相信政府中人也不會這麼無知。

但“兩制”的心魔卻使決策層不敢勇於採用內地的成功做法,哪怕是有所變通,也擔心政治不正確。

總認為香港與內地不同,制度不同,民心不同,採取內地的做法,會引起社會反彈。客觀後果,不是社會反彈,而是疫情反彈,這是典型的政治幼稚病。

其次,兩地必須共同構築一道防毒墻,才能阻止病毒蔓延。

世衛組織都在呼籲,面對病毒,世界各國必須一致行動。

災難和困難不應是兩地間隔的邊界線,而應是以“清零”為防疫目標和出發點。

如果大家目標一致,那麼採取什麼抗疫方法,還需要在乎這是內地做法,還是英國做法、美國做法?

只要秉持科學精神和生命至上理念,共用一切成功的方法,香港是可以堅決遏制疫情蔓延態勢的。

第三,現在各國在呼籲建立全球公共衛生防疫體系,不分彼此共同行動。

習主席在不久前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五次峰會上指出,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加強全球公共衛生體系,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傳染性疾病。

所謂全球公共衛生體系,一定意義上是一個相對統一標準和行動準則,包括法律的一致性。

以什麼為標準?當然不能排除中國已經實踐成功的防疫成果。

“近水樓臺先得月”。香港最應該是近鄰得利,而不是為了強調“兩制”,另搞一套與內地有所區別的防疫行動。

若然成功,當然沒有問題,如果不成功,政府如何在公共衛生體系中,分享成果和經驗?

據朋友圈轉發的照片,這幾天大批港人回內地避疫,深圳灣口岸人滿為患,人頭湧湧。

在回灣區的人潮之中,既有商界富豪,也有專業精英,既有年老的退休長者,也有年輕的創業者。

他們說忍耐到了極限,即使回內地要隔離14天,也在所不惜。

 

病毒是我們當今最大的敵人,也是人類社會迫切要共同解決的問題。

人類經歷了百年來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超過百萬人失去生命,世界經濟陷入衰退,社會民生遭遇重創。

各種經濟資料已經顯示,疫情的破壞超出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

既然國家領導人向世界各國發出構建全球公共防疫體系的倡議,那麼這個體系一旦建立起來,對香港而言,不再有“兩制”之別,只有共同行動之義。

再重複一次,病毒不會分辨“兩制”,抗疫不應區別你我,只要是成功的經驗,拿來用就是了。

如果這個心魔不除,下一場的較勁將是用誰家疫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