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向來以廉潔高效、守法重法、優質服務而聞名遐邇，許多香港家長教育子女，畢業後以加入政府為榮。
但是，一場突發而來的世紀疫情，打破了這個神話。
香港的抗疫跟不上內地的步伐，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香港街頭防疫工作人員
我們從管治的角度，看清楚一些現象的本質，或許有利於做好繼續這場抗疫持久戰的心理準備。
先看一下政府對處置疫情的基本說法。他們認為香港整體做得不錯，策略正確，只是一些細節跟進不足，與內地相比，香港有自身的特殊原因：
一因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城市，人員、商品交往不能停，疫情必然比其他地方更難控制。
二因香港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地方，市民對個人的自由權利保障比較重視，不可能將內地隔離、檢測、健康碼三大招在香港複製。
三因香港是一個法治之都，行政決定也要遵守現有法律規定，政府不能做違規的事。
如果是和平年代，一切都風調雨順，作為公職人員凡事照法律辦事，按規矩操作，不能不說這是優秀而標準的範例，而且是不會出任何差錯的官場生存之道。
但不幸的是，香港去年遇到了從未有過的暴亂，今年又遇上世界病毒大流行，這些都是百年不遇的波瀾狂濤。
在這百年一遇的大事件中，如果說去年香港發生的暴亂，是西方反華勢力在背後挑起的政治事件，作為一個地方政府獨力難禦，這是有情可說。
由此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主動出台國安法平息亂局，使香港回復社會寧靜。
但今年出現的則是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屬於民生範疇，香港政府有雄厚的財力支持，有專業的醫療服務體系，按道理在防疫應對上，應該做得比周邊地區更到位、措施更有力。
特首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會
疫情一波未了一波又起，香港在整個大中華地區走在最後，令兩地政府都出乎意外。
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但政府在管治上的缺陷，因疫情暴露無遺。
第一，領導核心缺位，有管治團隊但無指揮官。
面對這場來勢洶洶的疫情，本應成立一個由多部門組成的機構來應對，特首是當然的第一責任人，這是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和責任。但我們看不到有這樣的抗疫團隊。
陳肇始局長19日在電台講，衛生署要加強整體協調，如果人手短缺“一定要出聲”。
政務司長也於同日表示，與署方舉行緊急會議，往後有大型（疫情）撤離行動，醫管局、消防處、醫療輔助隊會一起協助。
抗疫已接近一年，到今天出現了“等隔離等到死”的悲劇，局長才說“需要人要出聲”，司長才召開各部門協調會，實在有點後知後覺。
大家不禁要問，處理疫情的指揮是衛生署署長？還是局長、司長，直至特首？
面對世紀疫情，要作出符合實際情況的預判，指揮官必須靠前掌握第一手資訊，協調各部門共同應對，並將不同部門的功能得到最大發揮。
第二，政府循規蹈矩的習性，無法應對突發事件的衝擊。
管治者除了嚴格執行法律法規外，更重要的本事是能夠發現問題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新冠疫情剛爆發時，內地沒有現成的治療經驗和醫療標準，但如何用醫用藥人命關天，國家衛健委不斷總結各醫療機構實戰案例，先後制定並修改了7版規範治療方案。
同時，很快以行政法規出台疫情高、中、低風險的劃定和處置方案，為戰勝疫情發揮了關鍵作用。
香港政府仍然以過去的本子，處理今天的突發事件，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有突破性思維。
這種墨守成規的心態，絕不可能帶香港走出紅海。
第三，精英心態盛行，堵塞了收取民意民情的管道。
在疫情初期最困難之時，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社會上大多數人是齊心抗疫的。
但隨著疫情反復輪回，民怨持續升溫，政府本應及時把握民情，調整工作策略和行動節奏，主動向社會解釋抗疫措施，動員市民與政府同心協力。
可惜，政府發放的資訊重點不在解釋政策和措施上，而是簡單地批評“全民檢測無用，是政治口號”。
甚至在不少市民因經濟停擺而手停口停，陷入了生活困境中，我們卻聽到官府自嘲“現金放了滿屋”，與市民的情緒形成強烈反差。
這些離地的表現，反映長期以來，政府官員高薪厚祿，一直生活在無憂無慮的世界中，一遇風吹雨打，就顯得束手無策。
精英不等於專業，政府作為香港管治的運轉機器，應該時常打開瞭解和疏導民情的管道，吸納有意義的建議和方案，將管治理念融於民眾的心中，形成香港穩定的凝聚力，這才是管治者應有的態度和能力。
2020年世紀病毒大流行，無疑對香港是沉重打擊。
根據香港政府上周17日公佈的失業資料，今年9至11月失業率為6.3%，就業不足率為3.4%，逾24萬人打爛了飯碗。
這還不是盡頭，特首的醫療專家講，還會有第五、六波疫情來敲香港的門。
言下之意，香港與內地通關的門打不開，我們也無法開啟經濟復蘇的之門。
冬至已臨，聖誕如約！
雖然我們仍面對著艱難的日子，但此時市民更需要圍爐取暖，守望相助，也要相信國家一定會伸出援手，幫助香港打贏這場抗疫戰。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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