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疫情讓香港精英管治走下神壇

香港政府向來以廉潔高效、守法重法、優質服務而聞名遐邇，許多香港家長教育子女，畢業後以加入政府為榮。

但是，一場突發而來的世紀疫情，打破了這個神話。

香港的抗疫跟不上內地的步伐，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香港街頭防疫工作人員

我們從管治的角度，看清楚一些現象的本質，或許有利於做好繼續這場抗疫持久戰的心理準備。

先看一下政府對處置疫情的基本說法。他們認為香港整體做得不錯，策略正確，只是一些細節跟進不足，與內地相比，香港有自身的特殊原因：

       一因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城市，人員、商品交往不能停，疫情必然比其他地方更難控制。

       二因香港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地方，市民對個人的自由權利保障比較重視，不可能將內地隔離、檢測、健康碼三大招在香港複製。

       三因香港是一個法治之都，行政決定也要遵守現有法律規定，政府不能做違規的事。

如果是和平年代，一切都風調雨順，作為公職人員凡事照法律辦事，按規矩操作，不能不說這是優秀而標準的範例，而且是不會出任何差錯的官場生存之道。

但不幸的是，香港去年遇到了從未有過的暴亂，今年又遇上世界病毒大流行，這些都是百年不遇的波瀾狂濤。

在這百年一遇的大事件中，如果說去年香港發生的暴亂，是西方反華勢力在背後挑起的政治事件，作為一個地方政府獨力難禦，這是有情可說。

由此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主動出台國安法平息亂局，使香港回復社會寧靜。

但今年出現的則是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屬於民生範疇，香港政府有雄厚的財力支持，有專業的醫療服務體系，按道理在防疫應對上，應該做得比周邊地區更到位、措施更有力。

特首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會

疫情一波未了一波又起，香港在整個大中華地區走在最後，令兩地政府都出乎意外。

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但政府在管治上的缺陷，因疫情暴露無遺。

第一，領導核心缺位，有管治團隊但無指揮官。

面對這場來勢洶洶的疫情，本應成立一個由多部門組成的機構來應對，特首是當然的第一責任人，這是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和責任。但我們看不到有這樣的抗疫團隊。

陳肇始局長19日在電台講，衛生署要加強整體協調，如果人手短缺“一定要出聲”。

政務司長也於同日表示，與署方舉行緊急會議，往後有大型（疫情）撤離行動，醫管局、消防處、醫療輔助隊會一起協助。

抗疫已接近一年，到今天出現了“等隔離等到死”的悲劇，局長才說“需要人要出聲”，司長才召開各部門協調會，實在有點後知後覺。

大家不禁要問，處理疫情的指揮是衛生署署長？還是局長、司長，直至特首？

面對世紀疫情，要作出符合實際情況的預判，指揮官必須靠前掌握第一手資訊，協調各部門共同應對，並將不同部門的功能得到最大發揮。

第二，政府循規蹈矩的習性，無法應對突發事件的衝擊。

管治者除了嚴格執行法律法規外，更重要的本事是能夠發現問題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新冠疫情剛爆發時，內地沒有現成的治療經驗和醫療標準，但如何用醫用藥人命關天，國家衛健委不斷總結各醫療機構實戰案例，先後制定並修改了7版規範治療方案。

同時，很快以行政法規出台疫情高、中、低風險的劃定和處置方案，為戰勝疫情發揮了關鍵作用。

香港政府仍然以過去的本子，處理今天的突發事件，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有突破性思維。

這種墨守成規的心態，絕不可能帶香港走出紅海。

第三，精英心態盛行，堵塞了收取民意民情的管道。

在疫情初期最困難之時，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社會上大多數人是齊心抗疫的。

但隨著疫情反復輪回，民怨持續升溫，政府本應及時把握民情，調整工作策略和行動節奏，主動向社會解釋抗疫措施，動員市民與政府同心協力。

可惜，政府發放的資訊重點不在解釋政策和措施上，而是簡單地批評“全民檢測無用，是政治口號”。

甚至在不少市民因經濟停擺而手停口停，陷入了生活困境中，我們卻聽到官府自嘲“現金放了滿屋”，與市民的情緒形成強烈反差。

這些離地的表現，反映長期以來，政府官員高薪厚祿，一直生活在無憂無慮的世界中，一遇風吹雨打，就顯得束手無策。

精英不等於專業，政府作為香港管治的運轉機器，應該時常打開瞭解和疏導民情的管道，吸納有意義的建議和方案，將管治理念融於民眾的心中，形成香港穩定的凝聚力，這才是管治者應有的態度和能力。

2020年世紀病毒大流行，無疑對香港是沉重打擊。

根據香港政府上周17日公佈的失業資料，今年9至11月失業率為6.3%，就業不足率為3.4%，逾24萬人打爛了飯碗。

這還不是盡頭，特首的醫療專家講，還會有第五、六波疫情來敲香港的門。

言下之意，香港與內地通關的門打不開，我們也無法開啟經濟復蘇的之門。

冬至已臨，聖誕如約！

雖然我們仍面對著艱難的日子，但此時市民更需要圍爐取暖，守望相助，也要相信國家一定會伸出援手，幫助香港打贏這場抗疫戰。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执行主席

近日，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了行政命令，禁止或限制美國企業在半導體、量子信息技術及人工智能3個敏感科技領域對華（包括港澳）投資。

而據路透社等外媒報導，英國正在考慮是否跟進這一制裁。

後期是否會有更多西方陣營國家加入，尚未可知。

無獨有偶，美國基於2020年的制裁名單，正式決定禁止香港特首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雖然港府與國家外交部都表示強烈反對，但這一系列舉動造成的「寒蝉效应」正在香港業界蔓延。

制裁一道一道頒布，給本就亟待復甦的香港商界帶來了更大的壓力。香港不少從事對外貿易的業界人士都不由得擔憂國際外部營商環境日趨嚴峻。

然而，事態是否真的有各位持份者所擔憂得那般嚴重？

僅就本次制裁令來看，首先應該承認美國禁令對香港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香港與美國經貿關係密切，特別是在服務貿易方面，美國現在是香港最大的服務貿易輸出目的地（超過中國內地），和第二大的服務貿易輸入來源地。

過去美制裁中國內地，還留有香港這個通道，但近期禁令的要害是謀求香港「去兩制化」，特別註明將香港、澳門一並列入制裁範圍，體現出美國政府對港澳政策的新路線。

不過，翻查美國財政部根據行政命令制訂的擬議法規文本，美方新措施主要針對投資，受限制投資行為的定義也並不涵蓋大學之間的研究合作、銀行借貸或匯款等。香港業界在禁令所涉科技領域的發展也並不突出，禁令對香港科技界的實際影響有限。

如果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一個重要的基本判斷是：英國不等於歐洲，美國不等於西方，西方不等於世界。

美國對華一系列禁令，英國估計會很快跟隨，但整個歐洲就不一定。西方陣營看似鐵板一塊，其實也有不同聲音。許多國家都在謀求將自身打造成國際秩序中的「平衡塑造者」。

例如法國強調戰略自主傳統，這一傳統最早源於「戴高樂主義」，即法國的經濟、軍事、外交不可以過度依附於某個國家，只有做到獨立自主，才能夠更好地維護法國的利益。

在戰略自主意識的驅動下，法國反對單極秩序和兩極秩序，但會在適當的時機，有選擇地與大國結盟。而在與大國合作時，也會有意識地與大國保持距離，以避免過度依賴。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杜麗緹（Christile Drulhe）年初接受採訪時就表示，「目前在港法國企業子公司或附屬公司有365家，另有400至500家由法國國民或法國投資者管理的公司。許多法國國民選擇在港創辦創新型公司，尤其在金融科技領域，未來肯定會有越來越多法企搶抓從香港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的機會。」

整體商品貿易數據方面，香港主要貿易夥伴排名順序是：中國內地、東盟、中國台灣、歐盟、美國。也就是說，美國制裁從來不等於全球制裁，美國之外還有廣闊天地。歐盟、東盟都是香港可以通過深化貿易伙伴關係把握住的理想合作夥伴。

當前大國間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國際關係的緊張是必然，但並沒有封死香港對外開放與合作的出路，香港要做的，就是在「一國」的基礎上，把「兩制」優勢發揮到最大。

基於此戰略判斷，香港不能輕言放棄自身優勢，而應繼續發揮好自身對外開放窗口和渠道的角色，堅定強化與發達經濟體國家和世界主要市場接軌。

香港一直以來之所以為世界所矚目，不僅是基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歷史背景、人文環境，更是因為它是中國插在西方市場裡的唯一一顆棋子。

圍棋中有「本手」、「妙手」、「俗手」之分，香港這顆棋子要在中西對弈中發揮最大影響力，就要在外部環境平靜、乃至趨於惡劣時做到「本手」，以中庸之道守住香港業界的基本盤，為未來打好基礎；在環境向好時以「妙手」畫出點睛之筆，譜出香江的高歌；同時，無需為當前的短淺之勢所惑，沉溺於香港已孤立無援的假象中，否則將難免出現「俗手」。

世界局勢越是複雜和艱鉅，信心與定力就越是比黃金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