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提出「愛國者自港」標準問題，惹起外界關注。預期下月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阿爺將會有動作，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以確保「愛國者治港」的目標能夠實現。
估計阿爺有幾方面的動作：
一、調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令「顛覆者」在立法會內取得35+（過數半議席）的機會大降(要注意不能把泛民和「顛覆者」完全劃上等號)。
二、調整行政長官的選舉方式，確保選出來的行政長官，必定是「堅定的愛國者」，不單不會被顛覆者或勾結外國者操控，亦不會被財團操控。
三、重新確立香港的行政主導制度，令政府有能力聚焦解決逼切的經濟民生問題。
外界比較注意前兩項，對於第三項、行政主導的問題較少留意。今日（26日） 《巴士的報》舉辦「政制研討會」，邀請了各方專家討論香港政制的初心和路向，其中就提到行政主導的問題，認為近年香港社會越來越政治化，香港變了一個政治城市，不再是經濟城市。而每兩三年搞一次選舉太多，幾年內就要進行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選舉多了，大家都看選舉需要行事，離行政主導的體制越來越遠。
其實，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早前發表的講話，亦提到行政主導問題，只是外界不太注意而已。夏寶龍當時說：「必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香港實行的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政權架構及其運行中處於主導和核心位置。完善選舉制度，要多考慮如何改善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施政效能，提升特別行政區的治理能力和水準，促進良政善治。要多考慮如何推動實現定分止爭、凝聚共識，從而把各方面力量彙聚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個第一要務上來。」
去年立法會延任，反對派議員搞總辭，支持他們的言論質疑：沒有了反對派在議會逼迫政府，市民得到的東西會更少。
香港市民的福祉，恰恰是阿爺關心的問題。香港回歸24年，政制大步開放，但香港的民生問題，不但改善不了，而且日趨惡化，包括樓價租金高企、經濟發展停滯。阿爺為香港病症把脈，認為根源是一、過分政治化，令到社會和政府的精力全部放在選舉和政治鬥爭上；二、行政主導體制喪失，整個政府變得軟弱無力，不敢推動會觸及既得利益者的改善民生政策。
在研討會上，有提到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是否可以「同源」產生的問題。現時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方式完全不同，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選出，而立法會議員一半由直選選出，另一半由功能組別選出。由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產生來源不同，行政長官要推動政策，在立法會內毫無支持，即使是建制派議員，也不一定支持政府，行政長官很多時會兩面受敵。
有意見指其中一個解決方案，是部份立法會議員的產生方式是否可以和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相同。
在回歸之初，選舉委員會除了選出行政長官之外，也選出10席立法會議員(佔16.7%)。由於部分產生的方式同源，行政長官在立法會內也得到較多的支持，在推動政策的時候，也較有把握。未來兩個選舉有無同源產生的成份，能否藉此加強行政主導的政體，將是要研究的課題。
總體來說，在阿爺眼中，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也應改革，無論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不能夠出現利益集團騎劫行政長官的狀況。阿爺要恢復香港的行政主導政體，目的並非要讓行政長官大權獨攬，大搞政治，而是剛好相反，希望香港可以少一些政治，從政治城市，回到以前的經濟城市，並能聚焦解決經濟民生問題。例如香港未來發展其中的一個主要空間是大灣區，但在立法會內，又幾多議員懂得大灣區的發展呢？又例如香港的第一大民問題是樓價租金高企，而行政長官有多大能力能夠為這個問題動大手術呢？
香港的政制調整，始於政治問題，但終局是要能夠解決到經濟民生問題，令到市民感受到政治的改變，會為他們帶來實質的生活改善。
盧永雄
財政預算案提出增加股票交易印花稅，從0.1%增加至0. 13%，預計會在8月1日實施。新措施公佈之後， 本地股民稍有怨聲，內地的反對聲音更大。
近年南下炒作港股的資金越來越多， 內地股民又對加增加印花稅的敏感度比香港更高。 香港將加印花稅看成一種增加稅收行為， 內地則將加印花稅看成一種政策傾向， 加印花稅有壓抑股市泡沫的味道，更加不受內地股民歡迎。
香港政府增加印花稅，主要出於財政考慮。 政府預計下一個財政年度，仍會有1016億元財政赤字， 財政儲備下降至8010億元，相等於13個月的政府開支， 兩年前，財政儲備等如23個月的政府開支，這兩年儲備大幅下降。
政府今年選擇增加兩種稅項，一個是增加股票印花稅， 另一個是增加私家車首次印花稅和牌費， 背後是一個尋求可負擔者開源的思路。私家車並非必需品， 調高有關稅款，對基層影響較小。至於增加股票印花稅， 由於環球央行都在印錢，水浸谷高股市。在疫情中百業蕭條， 唯富股市，股民笑逐顏開，而一般做生意的人和打工仔都愁眉苦臉。 政府朝印花稅開刀，有徵收富人稅的味道。
如果香港經濟不大幅改善，政府賣地收入不急增的話， 長遠而言，政府必需加稅或開徵新稅種，以增加收入。 由於香港稅基狹窄，增加稅收只能夠增加利得稅和薪俸稅， 這會直接打擊商業和打工仔的荷包。如果開徵新稅，例如銷售稅， 窮人和富人買一個麵包，都要支付同樣的稅金， 這變相是向窮人徵稅。
左揀右揀，財爺最終揀了向股票印花稅開刀， 自然被股票投資者痛罵，指加稅會壓抑交易， 政府最後可能會得不償失。但在央行繼續印錢的前提下， 得不償失的講法有點誇張。對一般股市交易者而言， 加了印花稅之後，每10萬元交易，要多付30元稅金， 影響其實微乎其微。只會是那些頻繁交易的即日鮮股民， 會增加一點成本。
加印花稅真正有影響的是高頻交易，因為他們的交易次數驚人。 現時高頻交易逐漸成為主要交易所的主流，有說美股70%成交是高 頻交易。高頻交易商通常做兩種生意，一種是合法的市場莊家， 為期貨期權以至股票做莊家出價，維持交易量同時賺取差額； 另一種生意是做量化交易。她們會開發不同的交易模型， 最普遍的是套利交易，高頻交易員掌握資訊， 從公司消息到經濟資料，再到其他股票或市場的價格波動， 用電腦不斷評估股票的合理價格，抓住市場價格稍稍滯後的機會， 搶在普通投資者之前以更好的價格成交。
高頻交易公司投資於尖端技術， 以最快速度處理資訊並在百萬分之一秒內執行交易。 高頻交易公司之間的平均競爭僅持續79微秒（1微秒等於百萬分之 一秒），比眨眼的速度還快， 只有最快執行交易的公司可以得到先機。 她們最大的風險是速度落後於人。
不了解高頻交易的人會覺得這是火星上的操作。 我給大家一些數字參考，看看他們賺多少錢。其中一家高頻交易商J ane Street的經營數字披露出來，去年上半年公司收入80億美元 ，盈利達到63億美元。單是這一家公司的盈利， 已經等於全球所有最大銀行同期的債券、 商品和貨幣交易收入總和的七分之一! 去年上半年， 由於新冠疫情令股市大幅波波動，對高頻交易商非常有利， 所以能夠有這樣高的收益。
Jane Street在疫情期間對每個員工每周派發了7500港元疫情補 貼。Jane Street全球僱員只有800人，以這樣的人手， 可以賺到這麼多錢，極其驚人。另一家著名的高頻交易商是Cita del，公司的交易員一年可以賺500萬美元， 比投資銀行家更賺得多。
香港有很多父母都望子成龍，都想子女做醫生， 希望子女一入行就有4、5萬元月薪。他們不知這道世界已經變了， 最能賺錢的，已不是什麼專業人士， 而是那些人在高頻交易商工作的人。在世界前列的高頻交易商， 她們出手最低是請研究員，新入行的月薪也有4、5萬港元， 交易員的工資當然更高了。在高頻交易商工作的人， 主要來自名牌大學的電腦、數學或者物理的，反而不是讀財務的， 因為他們其中一個主要工作是開發交易模型。 高頻交易商是真正的富人。
政府增加交易印花稅，要明白會影響到高頻交易， 影響港交所的成交量。但對一般交易的影響，就相當輕微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