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預算案提出增加股票交易印花稅，從0.1%增加至0. 13%，預計會在8月1日實施。新措施公佈之後， 本地股民稍有怨聲，內地的反對聲音更大。
近年南下炒作港股的資金越來越多， 內地股民又對加增加印花稅的敏感度比香港更高。 香港將加印花稅看成一種增加稅收行為， 內地則將加印花稅看成一種政策傾向， 加印花稅有壓抑股市泡沫的味道，更加不受內地股民歡迎。
香港政府增加印花稅，主要出於財政考慮。 政府預計下一個財政年度，仍會有1016億元財政赤字， 財政儲備下降至8010億元，相等於13個月的政府開支， 兩年前，財政儲備等如23個月的政府開支，這兩年儲備大幅下降。
政府今年選擇增加兩種稅項，一個是增加股票印花稅， 另一個是增加私家車首次印花稅和牌費， 背後是一個尋求可負擔者開源的思路。私家車並非必需品， 調高有關稅款，對基層影響較小。至於增加股票印花稅， 由於環球央行都在印錢，水浸谷高股市。在疫情中百業蕭條， 唯富股市，股民笑逐顏開，而一般做生意的人和打工仔都愁眉苦臉。 政府朝印花稅開刀，有徵收富人稅的味道。
如果香港經濟不大幅改善，政府賣地收入不急增的話， 長遠而言，政府必需加稅或開徵新稅種，以增加收入。 由於香港稅基狹窄，增加稅收只能夠增加利得稅和薪俸稅， 這會直接打擊商業和打工仔的荷包。如果開徵新稅，例如銷售稅， 窮人和富人買一個麵包，都要支付同樣的稅金， 這變相是向窮人徵稅。
左揀右揀，財爺最終揀了向股票印花稅開刀， 自然被股票投資者痛罵，指加稅會壓抑交易， 政府最後可能會得不償失。但在央行繼續印錢的前提下， 得不償失的講法有點誇張。對一般股市交易者而言， 加了印花稅之後，每10萬元交易，要多付30元稅金， 影響其實微乎其微。只會是那些頻繁交易的即日鮮股民， 會增加一點成本。
加印花稅真正有影響的是高頻交易，因為他們的交易次數驚人。 現時高頻交易逐漸成為主要交易所的主流，有說美股70%成交是高 頻交易。高頻交易商通常做兩種生意，一種是合法的市場莊家， 為期貨期權以至股票做莊家出價，維持交易量同時賺取差額； 另一種生意是做量化交易。她們會開發不同的交易模型， 最普遍的是套利交易，高頻交易員掌握資訊， 從公司消息到經濟資料，再到其他股票或市場的價格波動， 用電腦不斷評估股票的合理價格，抓住市場價格稍稍滯後的機會， 搶在普通投資者之前以更好的價格成交。
高頻交易公司投資於尖端技術， 以最快速度處理資訊並在百萬分之一秒內執行交易。 高頻交易公司之間的平均競爭僅持續79微秒（1微秒等於百萬分之 一秒），比眨眼的速度還快， 只有最快執行交易的公司可以得到先機。 她們最大的風險是速度落後於人。
不了解高頻交易的人會覺得這是火星上的操作。 我給大家一些數字參考，看看他們賺多少錢。其中一家高頻交易商J ane Street的經營數字披露出來，去年上半年公司收入80億美元 ，盈利達到63億美元。單是這一家公司的盈利， 已經等於全球所有最大銀行同期的債券、 商品和貨幣交易收入總和的七分之一! 去年上半年， 由於新冠疫情令股市大幅波波動，對高頻交易商非常有利， 所以能夠有這樣高的收益。
Jane Street在疫情期間對每個員工每周派發了7500港元疫情補 貼。Jane Street全球僱員只有800人，以這樣的人手， 可以賺到這麼多錢，極其驚人。另一家著名的高頻交易商是Cita del，公司的交易員一年可以賺500萬美元， 比投資銀行家更賺得多。
香港有很多父母都望子成龍，都想子女做醫生， 希望子女一入行就有4、5萬元月薪。他們不知這道世界已經變了， 最能賺錢的，已不是什麼專業人士， 而是那些人在高頻交易商工作的人。在世界前列的高頻交易商， 她們出手最低是請研究員，新入行的月薪也有4、5萬港元， 交易員的工資當然更高了。在高頻交易商工作的人， 主要來自名牌大學的電腦、數學或者物理的，反而不是讀財務的， 因為他們其中一個主要工作是開發交易模型。 高頻交易商是真正的富人。
政府增加交易印花稅，要明白會影響到高頻交易， 影響港交所的成交量。但對一般交易的影響，就相當輕微了。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