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一連兩日在深圳出席座談會，聽取香港各界代表人士對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意見，以期落實「愛國者治港」。從一些重量級政界元老的發言，未來香港政制的輪廓初現。
一. 立法會的直選。現時立法會70個議席中，有35席是分區直選，分5個大區，每區議席由5至9個不等。在2016年選舉，建制派在直選得16席，反對派得19席，本來預計反對派會進一步蠶食3個或以上直選議席。
前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認為，現時立法會的比例代表制，只有5個選區，選區太大，令部分未能在區內取得10%選票的參選人，也可以成為立法會議員，以致認受性不足，建議應將立法會的選區最少劃分為10區，可採取「雙議席單票制」的方式選舉。
按范太建議的方向，假設要維持35個直選議席，又要採取「雙議席單票制」的話，即每區只有2個議席，就要劃成18個小區，17個是一區兩席，1個是1區1席。每區兩席，領先的一方至少要取得67%以上的選票，出現一面倒的情況，才可以全取兩席，現實上很可能是最高票的雙方各取1席。以2019年區議會選舉反對派得票57%，建制派得票43%為例，若立法會直選行「雙議席單票制」，兩派的席位應是17席對18席，將平分秋色。即建制派會比2016年不減反增1至2席。
二. 立法會功能組別。現時立法會有35席是功能組別。2016年選舉，建制派得24席，反對派得11席。
1. 超級區議會議席。范徐麗泰表示，座談會上提及應取消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現時反對派和建制派在超區的議席是3比2，改變後可能是0比5，建制派會增加3席。
2. 新增選委會議席。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上周五在《巴士的報》政制論壇上曾建議，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部份產生方式如果「同源」，即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同時選出部份立法會議員，可以加強「行政主導」體制。范徐麗泰表示，在回歸初期，選委會同時可以選出行政長官，也可以選出立法會議員，認為由選委會選出的立法會議員都會支持特首施政。
1998年那一屆立法會選舉，60個席位中有10席(16.7%)是由選委會選出。若以同一比例，就有12個新增選委會議席。那麼議席何來? 可能是壓縮合併現有由個人投票選出的功能組別議席。預計建制派可以全取選委會議席。
三. 立法會參選人的提名。范太亦提出一個新命題，她說將來所有參加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的提名人當中，應有若干名選委成員，才能保障當選者都是愛國愛港人士。朝范太提出的方向推想，假設每名選委只能提名一個參選人，就做成一個可提名總量的限制。2016年選委會選舉後反對派得325席(估計來屆會更少)，若每個候選人要10個選委提名，反對派只可以提32個參選人，提名要求越高，反對派能提名的參選人就越少。
四. 行政長官選委會。上屆選委會選舉後，在1200席中，反對派有325席。行政長官至少要得601票才能當選，即有276票和反對派聯手的話，就變成可以左右大局的關鍵少數，他們通常是商界。反對派得席位越多，更少的關鍵少數都能「作反」了。
改制首先是取消區議會議員產生的117選委議席，以免掉入反對派手中。范徐麗泰建議改由港區全國政協擔任為當然代表。另外估計某些界別的席位會被壓縮，范太建議全國有香港代表的組織，例如全國工商聯、青聯、婦聯的香港區代表，亦可以選舉代表參與選委會。
粗略估計未來在1200席的選委會中，「愛國者」會佔800席以上，穩握多數。
這是一場變局，觸動既得利益。但阿爺已經鐵了心，要走下去，不讓顛覆者有可能騎刧政權了。激進反對派由2014年拒絕831政改方案開始，敬酒不飲，如今要飲罰酒了。
盧永雄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提出「愛國者自港」標準問題，惹起外界關注。預期下月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阿爺將會有動作，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以確保「愛國者治港」的目標能夠實現。
估計阿爺有幾方面的動作：
一、調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令「顛覆者」在立法會內取得35+（過數半議席）的機會大降(要注意不能把泛民和「顛覆者」完全劃上等號)。
二、調整行政長官的選舉方式，確保選出來的行政長官，必定是「堅定的愛國者」，不單不會被顛覆者或勾結外國者操控，亦不會被財團操控。
三、重新確立香港的行政主導制度，令政府有能力聚焦解決逼切的經濟民生問題。
外界比較注意前兩項，對於第三項、行政主導的問題較少留意。今日（26日） 《巴士的報》舉辦「政制研討會」，邀請了各方專家討論香港政制的初心和路向，其中就提到行政主導的問題，認為近年香港社會越來越政治化，香港變了一個政治城市，不再是經濟城市。而每兩三年搞一次選舉太多，幾年內就要進行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選舉多了，大家都看選舉需要行事，離行政主導的體制越來越遠。
其實，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早前發表的講話，亦提到行政主導問題，只是外界不太注意而已。夏寶龍當時說：「必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香港實行的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政權架構及其運行中處於主導和核心位置。完善選舉制度，要多考慮如何改善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施政效能，提升特別行政區的治理能力和水準，促進良政善治。要多考慮如何推動實現定分止爭、凝聚共識，從而把各方面力量彙聚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個第一要務上來。」
去年立法會延任，反對派議員搞總辭，支持他們的言論質疑：沒有了反對派在議會逼迫政府，市民得到的東西會更少。
香港市民的福祉，恰恰是阿爺關心的問題。香港回歸24年，政制大步開放，但香港的民生問題，不但改善不了，而且日趨惡化，包括樓價租金高企、經濟發展停滯。阿爺為香港病症把脈，認為根源是一、過分政治化，令到社會和政府的精力全部放在選舉和政治鬥爭上；二、行政主導體制喪失，整個政府變得軟弱無力，不敢推動會觸及既得利益者的改善民生政策。
在研討會上，有提到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是否可以「同源」產生的問題。現時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方式完全不同，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選出，而立法會議員一半由直選選出，另一半由功能組別選出。由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產生來源不同，行政長官要推動政策，在立法會內毫無支持，即使是建制派議員，也不一定支持政府，行政長官很多時會兩面受敵。
有意見指其中一個解決方案，是部份立法會議員的產生方式是否可以和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相同。
在回歸之初，選舉委員會除了選出行政長官之外，也選出10席立法會議員(佔16.7%)。由於部分產生的方式同源，行政長官在立法會內也得到較多的支持，在推動政策的時候，也較有把握。未來兩個選舉有無同源產生的成份，能否藉此加強行政主導的政體，將是要研究的課題。
總體來說，在阿爺眼中，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也應改革，無論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不能夠出現利益集團騎劫行政長官的狀況。阿爺要恢復香港的行政主導政體，目的並非要讓行政長官大權獨攬，大搞政治，而是剛好相反，希望香港可以少一些政治，從政治城市，回到以前的經濟城市，並能聚焦解決經濟民生問題。例如香港未來發展其中的一個主要空間是大灣區，但在立法會內，又幾多議員懂得大灣區的發展呢？又例如香港的第一大民問題是樓價租金高企，而行政長官有多大能力能夠為這個問題動大手術呢？
香港的政制調整，始於政治問題，但終局是要能夠解決到經濟民生問題，令到市民感受到政治的改變，會為他們帶來實質的生活改善。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