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零八個月

小時候到旺角彌敦道的大元百貨公司，那裏有一個櫃枱，售賣各式日本糖果，當時覺得日式糖果又大又美，五彩繽紛，叫爸爸買，但他一臉厭惡，拉著我走。初時還以為爸爸嫌貴，但他卻喋喋不休地訴說「三年零八個月」的故事。小孩似懂非懂，仍只顧回頭盯著買不到的糖果。

三年零八個月，是二次大戰時日軍侵佔香港的歲月。爸爸是30年代由廣東佛山來香港搵食，在香港上環太平山街賣「故衣」(舊衣服)，來港不長時間，就遇上日本侵佔香港。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隨即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取道中國大陸向香港進攻，。1941年12月25日，駐港英軍在聖誕日投降，隨即展開日治時期，至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為止。老一輩的香港人隨口就說出「三年零八個月」這個時間，可見這三年多的日子如何痛苦難捱，刻骨銘心。

佔領之初，日軍「放假三天」，即是展開姦淫擄掠的三天，「日本仔」見婦女就姦汚，見值錢的東西就搶掠。爸爸說當時死很多人，在他出入的太平山街一帶，隨處都是死屍，還見到日軍的狼狗，咬食屍體的肚腸。幾十年後，爸爸在街上見到狼狗，還是繞道而行。

日軍在灣仔軒尼詩道附近還設了「慰安所」，不止拉原來當妓女的人作慰安婦，還去拉良家婦女當娼，爸爸說當稍有姿色的女子，出街都搞到衣衫襤褸，面目可憎，以免被拉去當慰安婦。

日本駐港總督磯谷廉介發布改地名公示

日治時代當然過日式生活，街道名稱馬上要改，皇后大道中變了中明治通。而港幣就沒收，全部強逼兌換成日本軍票，以一元軍票的面值換走港元二元，戰後爸爸還拿著一大叠日本軍票，話日軍將他所有積蓄搶光。

日本軍票

 

戰時普通購米票

戰時普通購米票

不過最難頂的還是日日捱肚餓的日子，就是所謂「六兩四米」。日軍佔領香港後，搜刮有用的物資去支持日軍打仗，但當時香港已經有150萬人口，要養活大批城市人是一個重大負擔，日治政府首先實行糧食配給制度，一人一日只可以用「米票」買六兩四的米，即等如大約一碗飯的份量，其他副食品如糖、油、鹽等供應亦極少，售價飛升，香港人馬上進入吃不飽的階段。到戰爭後期，日本節節敗退，糧食供應更不足，就把配給米再減半，即是一天只可以買等如四分一碗飯的米，也不是保證可以買到。當時人們已進入飢荒狀態，要吃木薯粉充飢，個個面黃骨瘦，餓死的人無日無之。

日治政府也知道本地的糧食供應無法維持，就遣送大批港人回內地，香港人口由150萬劇減到50萬，大批市民日日面對親友生離死別。但南中國同樣受日軍統治，回鄉也一樣捱餓。爸爸說有朋友回鄉一樣沒得吃，連樹皮草根也要刨出來食，最後還是餓死收場。聽完爸爸講的悲慘故事，不單對日本糖果興趣大減，吃飯也吃得碗底朝天，不想浪費食物。

鑑古可以知今，回憶戰時之痛，只想反對戰爭。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出席北京的抗戰70週年閱兵活動，日本政府大表反對，認為潘基文草率決定出席「以過去的事為焦點的活動」。可惜的是，日本政府高官自己卻經常出席「以過去的事為焦點」的靖國神社參拜活動。德國深刻記取二戰教訓，沒有人擔心德國會重蹈覆轍。日本刻意忘記二戰侵略歷史，又要將自衛隊改作可以出擊的部隊，難免令中、韓這些飽受二戰之苦的鄰國，憂心忡忡。

盧永雄

23年前的一天，那時是省港旗兵活躍的日子，三朝兩日就發生匪徒持重武器搶刧的案子，當時我在電視台新聞部工作，突然同事聽警察call台叫白車，話大角咀有槍戰，有差人中槍。

聽到這消息，心中涼了半截，因為當時的悍匪非同少可，次次出動AK47自動步槍，當時警察一般用的點38口徑左輪手槍，槍戰時匪徒佔盡上風，我頗為受傷的警員擔心。後來現場的片段紛紛傳來，其中見到年青督察陳思祺滿臉是血的一幕。心想這個年青探員，圍捕有重武器的歹徒，為何如此神勇？

整件事源於一日前即1992年4月23日，多名匪徒手持AK47步槍到彌敦道周生生珠寶金行打劫，掠走200多萬元金飾。警方翌日根據線報，到大角咀利得街一個單位圍剿匪徒，由警司岳誠帶領27歲督察陳思祺一隊人上樓行動時，匪徒突然衝出，以AK47向警方掃射，雙方駁火，警方人員急急落樓退到大廈大閘外。

後來陳思祺冒險重新撬開鐵閘，想入內拯救未出來的同袍，卻與衝出來的匪徒踫個正著，向下衝的歹徒正面朝陳思祺的眉心開槍，子彈由上而下，貫穿他的眉心、鼻竇、舌頭，再由下顎穿出，陳思祺送院急救命危。當時報道此新聞時，深感警匪駁火的恐怖，雙方開火逾40槍，匪徒還扔了4個手榴彈。而陳思祺不是呈一時之勇，而是明知危險而冒險再入現場救同胞。這時令我想起兩句歌詞，「生命作賭注，留下了英雄故事」。

不過英雄付出一生的代價。陳思祺奇跡生還，但槍傷令他成為「無味神探」，味覺喪失，之後還不斷要做手術，影響了記憶。雖然他做PC(員佐級警員)4年就考上督察，但其後就行人止步，考了9次試也無法再升級。

後來陳思祺健康惡化，再向警務處打官司索償，一審敗訴，法官判他咎由自取，認為他離開槍戰現場後不應再入場。二審在上訴庭判他勝訴，法官判案時指陳思祺作為帶領12名下屬的隊長，關心下屬可能會被困在大廈內，被持有強力武器的匪徒狙擊，試圖撬開大閘，是為了營救下屬的合理的行為，並非英雄主義。

上訴庭更肯定一個事實，話事件涉及總警司潘雅士，他在搜捕涉案單位的行動前，已知道案件與日前周生生械劫案有關，單位內的匪徒可能懷有重型槍械，但有關消息最終未有傳達至下級，令派往負責行動的人手和裝備，明顯不足以對付匪徒，裁定警方疏忽。陳思祺等人根本不知有大盜在單位內，才搞到如此被動，亦解釋了為何不是出動飛虎隊去搜犯。事件真相大白，還陳思祺一個公道。

陳思祺當日一個合理而英勇的決定，換來自己一生的傷痕。如果有「What If?」這回事，如果可以給陳思祺再選擇一次，在槍戰大廈的門外，他會否再決定撬閘入內救同袍？

無論如何，最後仍然要向英雄致敬。這只是電光火石間的決定，相信大多數人會選擇後退，而不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