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疫苗  沒有因果關係

本地開始接種疫苗，先後出現3宗死亡事故及2宗在ICU病房留醫的個案。新冠疫苗臨床事故評估委員會評估後認為，上述事故絕大部份和打疫苗並無直接關係，而最後發生的一宗71歲男子死亡個案則有待更多資料作評估。出現了事故，就令人擔心接種疫苗是否安全影響，客觀上亦影響了疫苗的接種率。

這令我想起在大學讀的邏輯課，教導我們不要同時出現的關聯事像(Correlation)，當成有因果關係（Causation）。因為我們的大腦喜歡為事像叠加模式，讓它看起來較易理解，但有時偏見就此形成。

政府由上月26日開始讓市民接種疫苗，至3月8日下午，共接種了9.3萬人次。累計發生打了疫苗後的3宗死亡及兩宗ICU個案，人們自然會生起一種聯想，認為是打疫苗導致這些嚴重事故。但是，大家可能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就是香港每天都會有人因為疾病而死亡。

以2019年的數據看一看，香港一年因病死亡人數為48706人，即每天平均有133.4人因病亡故。有資料的兩宗打了疾苗之後死亡的人都患有心臟病、腦血管病或糖尿病。而在2019年，因心臟病死亡的人數有6096人，因腦血管病死亡的有2970人，因糖尿病死亡的有493人。換言之，因這3種常見疾病的死亡人數，當年合共有9559人，即平均每日死亡人數為26.2人。可以想像，每年正常因病死亡的人士大多數都是60歲以上，和打疫苗的群組類似。

單以這3種疾病計，平均一天死26.2人，10日合共死262人。香港過去10天接種疫苗有9.3萬人，大約佔合資格接種者的4.7%。以相同比例推算，在開始接種疫苗的頭10天內，接種了疫苗，同時患了上述3種疾病而會死亡的人數為12.3人。直接點講，這12.3人本來也會因病死亡，只是他們剛好也打了疫苗。所以現在發現有2個患有上述疾病的死者又打了疫苗（另一死者未知病因），其實在這上述3種病的平均致死率之內。有人死亡，他們亦打了疫苗，是兩個同時出現的現象，但不能夠就此推導出兩者有因果關係。

政府也明白這個問題，所以負責推動疫苗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要了解「背景發病率」有多少，以及疫苗接種有沒有令發病率多了。言下之意，和我上面引述的數字的一樣，「背景發病率」在疫苗接種之後，死亡人數處於正常範圍之內，並無增加。估計聶德權作為政府高官，不想講得那麼白，始終死亡是傷痛事件，講得太白，好似講到死者應該死那樣，一定會挨罵。

總體而言，現時出現的所謂死亡個案，看不到與打疫苗直接有關，至於其他打疫苗之後出現嚴重副作用的情況也不多，疫苗基本上安全。外國同樣有這些死亡數字，可能他們採取更嚴格的公布標準，例如接種疫苗24小時後死亡的個案不呈報，就更能把本來也會病亡的個案排除。香港透明度高，爭議就較多。

另外，有關科興和BioNTeck兩種香港可供接種的疫苗的比較問題，由於科興疫苗先開打，所以那些死亡個案先與科興拉上關係。比較兩種疫苗的本質，科興是滅活疫苗，是將病毒處理殺滅之後打入人體，剌激產生抗體，達致免疫效果，這是很傳統的方法，我們平時打的流感針，就是使用這種方法。這種方法的壞處是保護率相對地低，大約70%左右(但免於重症的保護率有100%)，不過，正由於效力沒有那麼強，副作用也較少。

而BioNTech疫苗是把病毒的核酸訊息放入脂質載體，打入入體，刺激人體產生和新冠病毒類似的蛋白，再產生抗體。這種疫苗會刺激人體有更大的抗體反應，保護率相對高，但副作用可能也較多。從數字去看，兩種疫苗基本安全。想有高保護率的可以考慮BioNtech。老人家想穩陣一些，反而應選擇科興。

有人話老人家多數有長期病患，不宜打新冠疫苗。這種想法忽略了老人家和長期病患者感染後的致命率亦高，平衡風險之下，仍然應該打疫苗。所以外國也一樣，非常鼓勵老人家接種疫苗。

盧永雄

全國人大對香港政制動大手術，預示香港未來政治架構將出現重大轉變。回歸24年，香港基本上跟從西方思路開放選舉，大搞民主，搞不到十足也搞到七、八成。但這24年香港發展不如理想，政治動盪，經濟民生凋敝，照抄西方的政制理念，並未為香港帶來美好結局。

有人話要再搞多點西方式民主，就會去到「應許之地」。阿爺就話「你搞到咁爛仲搞？」當然要反其道而行，要重設「行政主導」體制。

西方的政治是重過程，講究由開放選舉制度帶來的政治參與，認為政治參與可以吸納新興的政治力量(從資本家到中產階級)，從而分配利益，達至政治穩定。但西方民主政制近年開始失效，由於利益集團形成暗黑勢力(deep state)，壟斷政經資源，利益固化，不能實現再分配，出現1比99的問題。政治傾斜，難保穩定。

東方政治的特色是重結果，講求高效執政，解決經濟民生問題。執政黨作為仲裁人，不斷實現利益再分配，達至高效執政和政治穩定。

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是由走西方的路，改為走靠近東方的路。

香港過去24年走的民主路，無論泛主派或是資本家，都是把好牌打爛，見好而不收，適可而不止，終至阿爺反枱收場。

香港未來政制變化的兩大特點，第一是大大削弱反對派，特別是激進反對派的勢力。泛民若不能做忠誠反對派，不和暴力和媚外行為割蓆，在新制下他們將無一席之地。

第二是「溝淡」本地資本家的控制力。削弱反對派勢力已相當清晰，溝淡資本家影響力則相對隱晦。未來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人數由1200人增至1500人，相信有大量愛國派加入，溝淡資本家的影響，令他們不能再因泛民壯大而自命關鍵少數派，去左右特首的產生。

在這場翻天覆地的政制變動之後，的確會形成行政主導的政體。不過若改制只意味著投機者入局，人人爭餅仔，搶做選委、立會議員。新特首大權在握，若只是威威水水，繼續想有高民望，實際上又無所作為的話，這種制度是香港人想要的嗎？減低了參與度，若不能同時提高幸福感，只會埋下未來禍亂的種子。

千萬不要被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安定局面蒙蔽，政府連番檢控後，可壓制激進派於一時，加上疫情的關係，令示威劇減，至少帶來短暫的穩定。但若香港基本經濟民生問題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轉，恐怕三、五、七年後，在外國勢力撩撥之下，動亂又會發生。

香港未來的中長線經濟民生問題，聚焦於兩大方面。第一，民生問題的核心是樓價和租金。香港回歸後愈來愈民主，開發土地的速度就愈來愈慢，很多類型的土地開發方式也動不了。

未來回復行政主導政體，政府可以修改整個遊戲規則，把回歸24年，在開發土地上層層累加的關卡清除，顯著加快土地開發的過程。尤有甚者，過去港府想都不敢想的開發土地方式，例如大量開發人跡罕至的效野公園土地，高速興建公營出租及出售房屋，就由不可能變成有可能。香港有25萬戶輪候公屋，有10多萬戶等候買居屋，大增公屋居屋，以一家三口計，可以解決過100萬人最逼切的生活問題。

第二是經濟發展方面。香港最缺的是速度。過去1年做的事，如今5年、10年都做不成。無論是融入大灣區，或者大力在本土發展新興行業，都可以創造更多本地高質職位，令年青人有更多機會。一慢，就什麼機會都會丟失。未來應可大大加快。

過去香港政治以選舉為先，搞的不是「行政主導」，而是「民望主導」，內耗嚴重。

有人話，未來政制政治參與度下降，這樣收緊了，這樣「唔好睇」。

我覺得這仍是過去24年的舊思維。在新體制下，並不是想建制派當做山大王，再搞他們覺得好睇的建制派「民望政治」。剛好相反，未來的政府和建制派要放棄「民望政治」的思維，不是要「好睇」，而是要有效，要迎難而上，敢於觸踫本地政治最強固的利益，解決最大的經濟民生問題。

一句話：未來來掌權者要交功課。你有這麼大的權力，就有這麼大的責任。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