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作出完善香港政制的決定，授權人大常委會進行規劃香港新政制方案的工作。預計人大常委會最快會在本月底為香港政制拍板定案。這是2019年的「黑暴風波」之後，中央為香港撥亂反正的第二部曲，第一部曲是去年6月制定《港區國安法》。至於有沒有第三部曲，就要看香港能否恢復政治秩序。
中美高層將於3月18日在阿拉斯加會談，相信中央修訂香港政制的藍圖，不會因為會談而改變。
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強調，香港出現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涉及奪權與反奪權、顛覆與反顛覆、滲透與反滲透的較量」，中央沒有退讓的餘地。
現在回看香港2019年的那場風波，到處打砸燒，11月更發展到暴徒在眾目睽睽下放火燒人的地上，真如一場惡夢。在動亂的高潮時，我想起了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名著《轉變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這本名著的最大價值，是點出在新興國家或地區，維持政治秩序及穩定，本身就是一個重要政治目標，可能比發展民主更為重要。
亨廷頓完書的時候是上世紀1968年。自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很多前西方殖民地紛紛獨立。她們很多都在西方扶持下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當時美國的主流學術界的發展理論，仍在高唱民主制度如何幫助這些新興國家復興之際，亨廷頓已經看出了問題，發現在轉變的社會中，一下子跳到西方的民主政制，大量地擴大民眾參與，很多國家不但不會發展出一個穩定高效的新制度，反而出現連場動亂，形式五花八門，演變成軍人政府有之，文人政府十分衰弱，不斷地轉換有之，反正就是不能維持政治秩序。出現政治衰敗比出現政治發展的機會大。失去了政治秩序，社會經濟發展無從說起。
亨廷頓當時提出這種意見，被主流社會視為是一種保守派理論。然而50年後的今天看來，他的確有真知灼見。他敢於講出一些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見解，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世界發展到今天，從中東、非洲到亞洲，仍有大量新興國家，經歷了幾十年的試驗探索，在民主路上跌跌碰碰，大多數的國家最後得到的只是不穩定的民主制度，伴隨著非常落後的社會經濟發展。
亨廷頓提出的核心思想是在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的時候，舊有的社會組織急速解體，新興的利益群體蜂擁而至，政治參與度大增，但舊秩序打破了，新的秩序卻並未建立，照抄西方式民主制度，也不能在當地落地生根，結果是動亂頻生。
香港回歸24年以來的民主發展道路，亦相當坎坷，主要體現了兩種問題。第一種是政治動蕩。擴大了政治參與之後，理論上可令到過去不能夠被代表的利益，在政制內表達，可以舒緩了政治壓力，提高政制的穩定性。但現實上卻恰恰相反，各種利益代表湧入政治體制之內，首先是對政府造成五花八門的約束，也讓外部勢力可以輕鬆地透過金錢或其他資助，培育本土代理人，在政制內興風作浪。他們提出一些連英美都無法做到的絕對民主口號，建議一些難以想像的攬炒行動綱領，以自殺式的方式推動所謂一步到位的民主政制，目的是要推翻中共政權，出現張曉明所形容的顛覆與奪權。
第二種問題是社會經濟發展完全受到窒礙，一方面是紛亂的政制吸扯了政府的注意力，政府花了九成的精力去解決政治問題和抬高自己的民望，以求維持執政；另一方面是大財團透過民主體制，左右政府施政。其中的一個例子是前殖民地政府在1997年出售了3萬個居屋單位，到今天的民選政府，每年只出售了3000、4000個居屋單位。香港的發展完全扭曲了。
過去24年的情況，就像亨廷頓書中另一章，出現「轉變中香港的政治失序」。政治衰敗的狀況， 十分明顯。如今只能靠阿爺有形之手，令香港回復政治秩序。
盧永雄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指數最近將香港剔除在外，指香港已經變成中國的一個城市，香港不再獲得獨立評級。這是最簡單的「搬龍門」做法。
香港過去長期在這個經濟自由指數內排名第一，足足做冠軍做了24年。在2019年3月，陳方安生、郭榮鏗及莫乃光到美國，曾到訪傳統基金會游説，聲稱「香港正面對威權統治威脅」。結果傳統基金會就在2020年，先將新加坡排在香港之前，香港不再是冠軍。然後今年索性將香港踢出榜外。（從一個側面反映《港區國安法》定出禁止勾結外地的罪名，的確有必要）
美國傳統基金會成立於1973年，是美國保守派的領導智囊組織。美國共和黨很多政治人物都出身於這個組織，部分人離任之後亦通過旋轉門回到這個組織工作。
在中國日益強大的情況下，傳統基金會自然對中國大陸及香港看不過眼，見到香港有政客來遊説，正中下懷。由於制定經濟自由指數有一定的標準，傳統基金會即使想大幅壓低香港排名也不容易，於是索性大打茅波，直接將香港踢出局，排也不用排了。
香港是世貿組織的一個獨立關稅區，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之下，香港有異於國內的經濟體體制。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並不是美國傳統基金會說了算。
傳統基金會這個經濟自由指數的笑點不止是將香港踢出局，而是將新加坡排在指數的榜首。無論傳統基金會搞出什麼技術指標，新加坡的實際經濟自由度與香港相比，實在差天共地，從經濟制度亦直接體現出來。其中一個典型例子是「謝國忠事件」。
2006年9月，新加坡舉辦IMF和世界銀行聯合年會。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邀請各國政要出席晚宴，摩根士丹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是其中一位獲邀嘉賓。其後謝國忠在大摩內部發了一篇電郵，評論有關事件，指新加坡完全沒有邀請中國官方人士出席宴會。他說：「好像請了我，中國就代表了似的。」謝國忠在電郵中說，晚宴的主題是《全球化之未來》，但中國卻缺席。他說：「由新加坡主辦是次會議是個奇怪的選擇，她離中國或印度這樣的熱點太遠了，會議改在孟買或上海會合適得多。」
謝國忠對新加坡的批評惹了禍，雖然這是一個公司內部的電郵，但被新加坡政府知悉了，結果到同年10月初，謝國忠在壓力下離職。市場相信大摩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壓力，否則會被新加坡政府控告誹謗。這就是新加坡了，如今仍然沒有改變。新加坡有很多東西都很好，辦事很有效率，但不是以自由見稱。當地網上當然不會見到對新加坡政府的激烈批評，即使是金融機構的報告，也是規規矩矩的。
比較香港及新加坡的政治環境，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本地網上大罵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的聲音仍然不絕，與新加坡的情況天差地別。在經濟方面，香港就更加寬鬆，即使是建制派人士，也經常批評政府的經濟政策及表現。他們絕對不會收到政府官員的「電話」。說新加坡比香港自由，只是一個笑話。
大家都見到美國非常撐新加坡，說穿了，原因還是新加坡容許美國在當地駐軍。上世紀80年代，我們經常在美國的新聞刊物上，見到美國對新加坡的批評，說新加坡完全沒有自由，限制外國報刊在新加坡發行。新加坡政府亦經常起訴包括美國媒體在內的新聞工作者。在當時的美國媒體的形容中，新加坡一片黑暗。但到了90年代之後，美國媒體對新加坡的批評驟然消失。那時有位香港高官私下點醒了我，他說：難道你不知道新加坡自1990年開始，便容許美國在當地駐軍嗎？
我翻查資料發現，新加坡是一個非常擅於遊走中美之間的國家。打從1965年，新加坡建國，李光耀便採取不結盟的外交政策。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後，新加坡與中國關係友好，新加坡還是直到1990年10月才與中國建交，也是最後的一個與中國建交的東協會員國。但是，新加坡與中國建交的同時，卻一改其一直反對美國在新加坡駐軍的政策。
由於新加坡把持著馬六甲海峽的咽喉，從中東運輸石油到中國，一定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其戰略位置極其重要。新加坡不容許美國在當地駐軍，令到美國牙癢癢，就發動美國媒體不斷地攻擊新加坡。到新加坡在與中國建交的同時，她亦與美國簽訂秘密協議，容許美軍使用三巴旺的軍事基地。美國的西太平洋後勤群司令，於1992年開始以三巴旺為總部，專為美國第七艦隊空軍在太平洋提供後勤支援。另外，美國空軍第497戰鬥訓練中隊，也以三巴旺作為訓練基地。這份秘密協議，直至1992年才正式公佈。
新加坡容許美國駐軍之後，美國媒體對新加坡的態度也出現180度轉變，不再批評新加坡，新加坡因而亦無需控告美國媒體誹謗。新加坡體制的不民主性質，也在美國媒體的視野中消失了，儼然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度。
國際政治就是如此，完全以國家利益主導。所謂民主自由，只是外包裝，與美國友好的，都是民主國家，與美國為敵、甚或有競爭性的，就是專制政權。
不過，既然傳統基金會要打茅波，就由他們打吧。說新加坡比香港自由，這只是皇帝的新衣，只有愚笨之極的人，才會相信。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