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庭裁定「共同犯罪計劃」原則適用暴動 以後捐錢資助、睇水、運物資、整汽油彈、做文宣都入罪

在2019年反修例風波中，很多人去做後勤支援，送物資，接兄弟，有人收錢去做，有人只是義工，但昨日上訴庭一單判決，以後這些行為好可能都告暴動。

涉及的案件發生在2019年7月28日，在中上環衝突中，44人被控暴動等罪名。案件涉及3名被告不認罪，包括報稱健身中心東主的夫婦湯偉雄（39歲）和杜依蘭（42歲），以及18歲的李宛叡，他們否認於2019年7月28日在德輔道西近西邊街一帶參與暴動，湯氏夫婦另否認無牌管有無線電器具罪。案件去年7月在區域法院審理。

已脫罪的夫婦湯偉雄和杜依蘭。

控方指警方當日只批准示威者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大批人擅自向西環中聯辦遊行，警方遂在西區警署外德輔道西佈防，阻止示威者繼續前行。至傍晚5時許，示威者向警方叫囂，並在路中心設路障。警方多次警告不果遂推進防線，遭投擲雜物，於晚上7時許施放催淚煙。大批示威者後退，此時湯氏夫婦從德輔道西轉入奇靈里，再拐入一條不知名後巷抵達西源里，會合少女李宛叡。3人在西源里轉右，發現前方是倔頭路，打算攀爬鐵絲網逃走。此時速龍小隊趕至，湯偉雄涉阻擋警方圖助妻子及少女逃走，3人終被制服拘捕。

區院法官郭啟安裁定3名被告暴動罪不成立，交替控罪即非法集結罪亦罪脫；只裁定湯偉雄及杜依蘭無牌管有無線電器具罪罪成。

郭啟安還很同情湯氏夫婦的經濟狀兄，兩人管有無牌管有無線電器具罪成，郭官稱兩人在疫情下經營健身中心有困難，「幸運地得到政府資助」，遂判兩人各罰款1萬元。

案件涉及一個法律問題，無證據證明湯氏夫婦在暴動現場，但他們後來協助少女李宛叡逃去，法官郭啟安認為基於證據，不單不能裁定夫婦二人當日是何時離開德輔道西，而是根本無法推論肯定他們當日被捕前曾出現在德輔道西。由於缺乏證據顯示他們當日曾與德輔道西的示威者「集結在一起」，因此，他們不可能親身參與「暴動」甚至「非法集結」。由於「非法集結」罪與「暴動罪」均有其「集體性質」，一樣要求犯案人在犯案時必須「集結在一起」。郭官不同意控方陳詞所指，不論被告曾經身處德輔道西，他們都可因為與其他集結人士有「共同犯罪計劃」干犯暴動或非法集結罪。

法官郭啟安最後強調，現時本案有關「暴動」罪或「非法集結」罪裁決結果，只反映本案呈堂證據的狀況，是基於普通法中奉行的「疑點的利益歸予被告」與及「寧縱毋枉」的原則，並不一定能反映3名被告當時實際有否曾參與非法集結甚至暴動。

律政司就「共同犯罪計劃」法律的問題向上訴庭尋求法律指引，結果不會影響三人的無罪裁決。上訴庭周四頒布判詞指，「共同犯罪計劃」原則適用於所有普通法法定罪行，除非被法規清楚或隱含地排除，而「共同犯罪計劃」適用於《公安條例》中的「非法集結」與「暴動」罪，故不在現場的被告亦能以「共同犯罪計劃」原則定罪。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在判詞中指出，「共同犯罪計劃」（joint enterprise）的參與者會招致獨立刑責（independent liability），從犯或幫兇則會招致從犯刑責（accessory’s liability），罪犯刑責並非取決於證明主犯干犯了主要罪行，及幫兇協助或鼓勵了他人犯罪，而是取決於每位共同犯罪者之參與程度。法律把罪犯分成主犯及幫兇，只是為了分辨他們在案中的角色及參與程度，絕不是指幫兇比主犯有較輕罪責。

潘官表示，《公安條例》的立法目的正是要維持作為文明社會的香港之公共秩序，對香港的安定及發展至關重要，同時涉及莫大公眾利益。共同犯罪者毋須身處在案發現場，而如主犯被裁定「非法集結」或「暴動」罪成，協助或鼓勵主犯犯罪的幫兇亦會隨即被裁定同罪罪成，因為主犯及幫兇均破壞了公共秩序，故無論是主犯、幫兇或共同犯罪者均需負上刑責。

潘官認為一旦「共同犯罪計劃」原則不適用於「非法集結」與「暴動」罪，便會對香港的公共秩序帶來災難性後果。現今的非法集結及暴動擁有高流動性，有複雜精密的分工安排，參與者能擔任各式各樣的角色，例如主腦負責遙距監視場面及發出指令，有人負責提供資金及物資，有人負責透過社交媒體或致電方式宣傳非法集結及暴動，有後援者在案發現場附近收集磚頭及汽油彈等各種武器，有人從旁監視並告知示威者警方部署，有人提供車輛接送讓示威者逃離現場。無論他們擔任什麼角色，他們屬於與主犯齊心協力，故與主犯一樣有同樣罪責。

潘官指每當和平示威演變成非法集結或暴動時，和平示威者或路人應該盡早離開現場，如現場情況不容許他們離開現場，並不代表他們干涉「非法集結」與「暴動」。反之，一旦他們在現場參與暴力行為，他們便不再是和平示威者或旁觀者，他們亦需為此負上刑責及受到法律制裁。上訴庭故認為在「非法集結」與「暴動」罪中，引用從犯原則及共同犯罪計劃原則，並不會令無辜者被濫告。

辯方在審訊時曾提出，現今科技發達，市民廣泛使用社交媒體，如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Telegram等，如果市民在任何社交平台上發表留言、傳送訊息、讚好分享，便會被視為共同犯罪者，恐怕會間接違背言論自由。上訴庭強調言論自由並非「絕對」，市民亦不能因「言論自由」而免受法律制裁，一旦有足夠證據證明他們是從犯或共同犯罪者，他們便不能是以「表達言論自由」來作藉口的無辜者。

金牙大狀提醒，上訴庭的判決好清楚，不但好像涉案夫婦協助暴動者逃走未來不能脫罪，在暴動或非法集結時所有捐錢資助、睇水、運物資做文宣等，也隨時入罪。當日大批大學生在校內做汽油彈，全部有罪。年青人參與這些非法示威活動，真是要非常小心，一過界就會因為「共同犯罪計劃原則」入罪，因為法庭要阻嚇暴動這些對公共治安有重大威脅的行為。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新疆棉花抵制與反抵制風波越演越烈，事件風眼「良好棉花協會」（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 的中國分部，强調未發現新疆有强逼勞動情況，那協會的瑞士總部憑什麽事實與根據，不向新疆棉花發出認證？決定又是如何作出？

為了找出真相，本網特約記者當地時間星期五早上，到其瑞士日內瓦的總部直擊採訪，卻發現內裡的職員非常龜縮，不敢應門，也不肯回應記者的提問。

「良好棉花協會」會址是在日內瓦近郊的國際環保大廈。

「良好棉花協會」會址是在日內瓦近郊Chatelaine的國際環保大廈（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ouse)，右隣是新加坡大使館，左隣是國際環保組織。大廈內有不同的非政府組織，門口高位有攝錄機對準訪客，要進門，須依照所探訪的機構來按門鈴，待其開門。

本網記者按了幾次BCI 的門鈴，都没有人回應，無法進入。由於協會的辦公室是在地下，記者唯有先在大廈外巡一轉，透過玻璃窗找點頭緒； 而從窗外看，整排約十個辦公室皆不見人踪，心想難道真是疫情關係，人人在家工作？此時，才注意到一位新華社記者也來到採訪攝錄。

門旁掛上 BCI 的門牌。

趁著有訪客進出，終於入到大廈內。大堂分兩翼，中間是個小小的休息間。右翼的兩扇門，旁邊都掛上 BNI 的門牌。記者再按門鈴，仍然無人應門。怎辦？靈機一觸，穿過休息間到另外一邊，看看辦公室是否有人？終於看到，是有職員在辦公的，只是有意不應門而已。

BCI 的大門。

「澎澎澎」的敲窗，一位面帶微笑的女職員終來到窗前，隔著玻璃與記者交談。記者道明來意，要找負責人採訪新疆棉花問題。但她耍太極，一問九不答，交談了幾分鐘，已經籍口有要事要辦，回到她的座位。不要說採訪，就連協會的聯絡電話號碼、電郵地址等等，這位女士都拒絕提供。

BCI女職員(左）終來到窗前，隔著玻璃與記者（右）談話。

記者當然不會這樣放過她，隔幾分鐘又去敲窗一次，敲了又敲，敲了又敲，該女職員應該請示了了上級，終於又來到窗邊，而這一回，她手上拿著一張紙，寫上協會的網址，叫記者透過官方網址來聯絡，但結果對問題仍然是不答，沒有透明度。

避得一時，避不過永遠。BCI「良好棉花協會」捲入新疆棉花之戰，紿終要向公眾交待其決策過程。在日內瓦，協會只是一個規模不大的非政府組織，但其影響力巨大，因為外界接受它對良好棉花的界定權力，影響遍及棉花生產商、供應商、製造商、消費者。

BCI的眾多「金主」之一則是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在USAID的官網上，可以查看到BCI的工作報告。

再看，BCI這個非政府組織有內在利益衝突，因為其數千會員中，原來包括全球大量的棉花生產商及製造商，是「自己界定自己是否良好棉花」。看來，外界追擊它的好戲，還在後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