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人才，從何而來？

昨日拜讀敝會副會長，麥美娟議員的《香港未來的參政人才》，當中談到，「議政水平和管治能力才是議員、官員的考評重點」。理想是豐滿的，現實能夠配合嗎？

在過去的日子，香港的政黨只重視培訓選舉人才，卻忽視了政治人才的培訓。無論是建制派，抑或反對派，都被選票所主導。政黨為競逐議席，不斷透過福利，活動，旅行討好街坊，或者以一些明知不可行，不切實際的口號、號召來嘩眾取寵，甚至利用謠言抹黑，惡意中傷，人身攻擊，捏造事實，無所不用其極。然而論及如何化解香港深層次矛盾時，卻鮮有良策。類似的例子，俯抬皆是。例如兩大陣營為討好選民，無論是疫情下抑或百業暢旺時，政綱總是離不開「全民派錢」，綜援雙糧，水電費公屋租金減免等。這些「即食」的「政績」、「成功爭取」，雖非全無可取之處，但更大程度是以選舉為導向，是為了討好選民而提出的，對於社會進步，解決深層次矛盾，其實並無多大禆益。

致於公務員的積習就更深了。由於缺乏問責，公務員難有擔當，少做少錯的陋習大行其道。以抗疫為例，一眾市民在疫情下掙扎求存，公務員卻即時在家工作，以至出現如水務署多月沒有抄錶，而出現「亂估錶」的情況，令部分市民要繳交天價水費。這比起國內緊守崗位的幹部和公職人員，可謂差天共地。也解釋了為何香港和內地在抗疫上的成績表相差這麼遠。

現在中央改革選舉制度，期望任用具有議政水平和管治能力的愛國者治理香港。然而，這些人才從何而來？根據港人治港的承諾，這些人理應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然而土生土長而又愛國，又兼備議政水平和管治能力的人才，實在不可多得。過去從商界發掘的董建華、唐英年，以致由AO出身的曾蔭權，林鄭月娥，毫無疑問，他們的表現都有巨大的進步空間。

要改變現狀，首要改變的，就是政府。擴大問責班子，落實問責機制，對庸官懶官進行全面的問責。為配合新的選舉機制，香港的愛國政團，亦必須改轅易轍，由過去的選舉主導，改革為以儲才為主導，透過現時各大政黨的議會參與，讓有志從政的愛國年青人接觸議會和公共行政範疇的事務，從實戰中累積議政水平和管治能力，同時作為人才庫，將成熟的政治人才，推薦給政府，出任問責官員。必須建立完整的從政階梯，讓人看到從政的晉升前途，才能吸引更多有才能有抱負的人參政。同時加強問責，有能者居之，杜絕私相授受， 裙帶關係，一人得道雞犬升仙等不良文化。這樣才能人盡其才，去蕪存菁，政府公信力亦會加強，未來的香港政局，才會出現生機。

工聯會何偉俊

工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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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星期二，全國人大常委通過了《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訂，完善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安排，為香港的選舉制度動了一場大型手術。進行這一場重大的手術，首要是隔絕攬炒派進入管治體制，確保愛國者治港。不過，如中央只想達到這個單一目標，只須要設立資格審查委員會，做好政治把關就足夠了，但這次完善制度，還包括改革選委會、改變立法會組成和增加議員數目，反映中央不單止是要防反中亂港者，而是要全面革新過去議會的運作。

在現時選舉制度下選出來的議會，絕大多數議員，是代表著某一個地區區域或某一個界別的選民，議員會優先考慮其特定選民群組的利益，服務好這一部份群體，才有望連任，即使自己不連任，也可以帶自己支持的下任候選人進入議會。在這個格局之下，當政府提出有利整體香港發展的政策時，如與某區域、某界別的選民群組利益有衝突，代表的議員往往把選民而非香港整體放在首要位置。因此，許多為香港的長遠規劃發展都兜兜轉轉，無法及時推展。

好像工聯會推動最低工資、侍產假、統一假期等勞工議題，或者倡議產業結構轉型、增加房屋土地等民生議題，都是有利改善民生、有利團結社會、有利凝聚群眾的政策，一旦能夠落實，勞工和基層大獲裨益，為社會減少負能量、為政府紓減政治壓力，但在過去泛政治化和利益集團分割的議會中，對勞工、民生有裨益的政策，依然是經年累月停滯不前，即使有幸落實，也是走樣變形，達不到最佳的保障。

中央徹底了解這議會格局如何制約了香港廿多年來的任何進步和發展，所以有些人說這次人大決定，只為全面清走議會中的反對聲音，這樣理解實在太簡單了，今次大手術是為了建立議會新風。議會將會由過去廿多年的政治秀舞台，轉為真正的議事堂。從政者不再需要是選舉專才，也不需要是政治秀表演的佼佼者。日後立法會除了肩負繼續監察政府的職能，亦須協助政府施政，為普羅大眾謀求福祉，為香港整體爭取進步，令行政主導的施政更為順暢。進入議會從政者不但要政策基礎紥實、議政能力具備深度，還要掌握民情、有能力凝聚群眾，才能協助政府推動施政，才會符合新議會格局的新要求。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