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台灣的疫情接連爆發，一邊對台灣同胞的慘況感同身受，另一邊對台灣官員的文化創意，大開眼界。
台北市爆疫核心地段萬華區，充斥著阿公店和茶館，這地區是台北的色情場所老區，從業員都是40、50歲以上。自從蔡英文於2016年上台之後，與大陸關係急速轉壞，大陸遊客劇減，蔡英文就搞出「新南向政策」，要吸引東南亞遊客來台，結果大開中門，讓大批東南亞妓女到台灣「揾食」，為萬華區色情事業注入年青「新血」，結果該區成為爆疫中心，出事後東南亞小姐自然不會主動投案，而是全台逃亡。新南向政策可謂「成果豐碩」。
萬華區出事，台灣的抗疫總指揮、衛福部長陳時中發揮他的文化創意，稱萬華區的買春活動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成功轉移注意。看著有基隆60多歲男子連續26天每天坐火車去台北萬華區，搞「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頓覺台灣人的聯繫確是「挺緊密」的。
陳時中的創意不止於此，他又創出「校正回歸」這個新名詞。初時大家都不太了解「校正回歸」是什麼東東。以為5月22日出現400宗「校正回歸」個案，只是一次過，以為疫情爆發之初，台灣地方政府向上報告疫情的時候，因誤填資料或報告不及時或檢測延誤，漏報了一些個案，於是台灣一次過把漏報的個案重新公佈。
但其後見到台灣連續6日，差不多每天都出現200多宗「校正回歸」個案時，大家終於明白「校正回歸」這個名詞，真正創意不是文學上的，而是統計學上的。當每天都有近半數的個案「漏報」，幾天之後才報出，但又不計入當天的確診數字，就等於經常把每天的確診數字少報一半了。以今天(5月27日)為例，台灣新增401宗本地確診個案，另有266宗「校正回歸」個案，加起來已是667宗了。
台灣的統計創意在於世界各地從沒用過這種方式，去公佈新增確診數字。有些地區界定確診的標準有所改變，會調整確診數字，但都只會是一次性的。至於漏報或遲報的確診個案，全世界都會加到當天的新增確診數字，而不會分拆開來，不計入當天的確診數字。你不能夠不佩服台灣政府的文創思維。
說穿了，這些創意的背後，其實是想掩飾爆發疫情的尷尬。台灣自命為「抗疫優等生」，如今卻變成「抗疫留班生」，成為疫情重災區，而台灣一天的檢測量只有一萬多，以一個2300萬人口的地區而言，少得可憐。相信實際的染病人數比政府所公佈的確診數字多5倍也不止，估計台灣疫情，尚未見頂。
台灣那種「少檢測，少確診」的政治行為，客觀上影響了台灣的抗疫。例如金門縣為了防止新北市和台北市等疫情重災區的帶病毒者進入，定出進入金門的人要有3天內的核酸測試報告，否則就要即場進行檢測。結果該政策被陳時中以違反中央政策為由，完全廢掉。台灣政府任由帶病毒者在島內自由流動，而且不做檢測，就助長了病毒的散播。
台灣的抗疫方式，充滿了政治性，亦體現在疫苗的供應上。台灣的疫苗嚴重不足，當地多個地方政府想從大陸購入疫苗，但台灣政府卻諸多阻撓。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公開表示，大陸願意提供疫苗予台灣。但陳時中的回應是：「他們沒有在打的，我們有點興趣啦！他們在打的，我們不敢用啦！」
表面看，陳時中似乎是不想要國藥、科興和康希諾幾種內地在打的疫苗，只想要復星代理的復必泰疫苗，但當台灣南投縣想輸入復必泰疫苗，陳時中又說，「目前中國大陸還沒有核發復必泰藥證，其中不知道有什麼問題。」陳時中藉口多多，只是不想用大陸提供的疫苗而已。
最好笑的是，美國在台協會負責人儷英傑開召記者會，一方面拿出一個菠蘿出來挺台灣，另一方面被問到美國會否供應台灣疫苗的時候，他就輕微淡寫地說「台灣確診數目較低」，意思是「台灣自己可以搞掂，不用美國提供疫苗。」這個借台灣報細數作為美國不供應苗的藉口，已經夠台灣尷尬了。
台灣以政治態度、而不是以科學態度去抗疫，結局只有一個，就是令到台灣的疫情難以控制，受苦的只是台灣民眾。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