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篇5月31日刊《巴士的報》的《正確認識公務員薪酬調整問題很有必要》一文，提到了前資深傳媒人黃麗君於5月22日《頭條日報》的《中環High Tea——從火星來的公務員》一文，猛烈抨擊政府人員協會在薪酬趨勢調查初步結果5月18日甫公佈，尚未經職方任何審核，即急不及待地就3個負數進行了問卷調查。文章指「逾八成被訪者不滿薪酬趨勢調查結果，約八成人不接受減薪，還有接近九成半的被訪者指繼續凍薪或減薪將影響士氣」。
對該份問卷調查，《從火星來的公務員》一文的評語十分尖銳：
--「經歷二○一九年黑暴運動，以至去年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所有在政府和政府資助機構以外工作的打工仔，面對的是甚麼生活情況？扣薪、減薪、放無薪假、半失業、全失業，飯碗朝不保夕，所有人對惡劣的經濟前景和沉重的生活壓力都只能夠無奈地接受，但全港十多萬公務員的情況又如何呢？他們有扣薪嗎？有減薪嗎？有失業嗎？他們的福利有扣減、甚至取消嗎？」
--「無助的私人機構打工仔多不勝數，包括酒樓食肆的員工、零售店的職員、的士司機、酒店和旅行社的僱員、運動教練、文化藝術工作者等等，正當他們手停口停時，全香港的公務員仍繼續在支全薪，完全沒有任何失業的危機，對比何等強烈！公務員們在去年不過是面對凍薪，只此而已，而他們竟然說若今年繼續凍薪或甚至減薪，將無可避免進一步打擊公務員士氣，亦影響社會穩定。說這些話的人，有如是從火星來的外星人，完全不知民間疾苦，堅離地的程度令人咋舌！」
-- 「他們說減薪會打擊士氣，影響社會穩定，請問他們憑甚麼可以影響社會穩定？是靠嚇嗎？」
對此，或會有公務員同事、工會團體或感到委屈，或不以為然，或甚至對罵。有此反應不難理解，但大可不必，反而應該去直面、去反思為什麼來自民間的「不順耳」聲音那麼強烈。
本來，工會進行問卷調查有何不可？正當維護會員、公務員合符法理情的權益更有何過錯？它在5月22日公佈問卷調查結果的記者會上宣佈，將「要求政府在決定公務員調薪幅度時，必須秉承貫徹機制，全盤考慮加薪六大因素，並希望政府考慮現時香港經濟開始復蘇，物價上升，基層員工感受生活壓力日漸增加，能按通脹調整公務員薪酬」，則所提出的理據，確太籠統，未能清楚交代箇中的道理，但也不失中規中矩。然而，它為什麼會招惹民間那麼強烈的批評呢？客觀分析，作者黃麗君一句「(工會)有如是從火星來的外星人，完全不知民間疾苦，堅離地的程度令人咋舌！」說明了一切。
這其實也說明，工會提出訴求之時，混亂了當下的時空，未能以較廣闊的視角看待維權，眼中只有自己、沒有社情民情民意，因而提不出盡可能平衡、兼顧多方面利益的道理。他們不理解，自己雖也是打工仔，只因受僱於政府／公共機構，提供的是公共服務，服務對象是社會大眾（其中相當部分還是基層市民），自己獲取的報酬全由公帑支付，故此，任何涉及薪酬福利的訴求及維權行動，難免受到社會的關注、遭遇大眾的評頭論足，實在正常得很。公務員工會及公務員同事對此應有足夠的認知，太「自我」，脫離時空、錯判民情、率性而為，只能製造公務員與社會大眾的隔閡，也連累特區政府與市民的關係。這就客觀要求工會團體的幹事能對「准許公務員分享／分擔經濟的起伏（Allow civil servants to share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economy）」的薪酬政策、社會經濟民生狀況的認知，有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可惜的是，這些恰恰是不少公務員團體多年不見改善的通病。
單看現行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引入至今雖已足足47年，竟仍有公務員團體的代表對有關機制、政策一知半解，甚至誤解；有人更「有名無實」地參與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樂意」放棄承擔監督薪酬研究調查組的調查結果的職責。有工會還只熱衷第一時間去做答案早已預設、導向性非常明顯的問卷調查，旨在刷存在感、搶曝光率，而不是學習如何下功夫去讀懂、審核調查報告。走民粹、媚俗之路，講會員、公務員中聽的話，避免得失會員、公務員，「走精邊」，正是另一通病。
不要小看這些通病對作為管治團隊不可或缺部分的公務員隊伍肌體的侵蝕。隨著《港區國安法》的生效、確保愛國者治港的新選舉制度的逐步落實，立法會、管治團隊能否顯著提高管治水平和施政能力，洗脫社會對「港人未能治港」的質疑，正引起熱議。有論者更直接指出：「建制派中的堅定愛國者團體，必須努力提高政治思想水準和決策能力，以不負歷史賦予的『愛國者治港』使命」。難怪政治問責班子、公務員隊伍，甚至公務員團體「有心」之外是否「有力」也在受到檢視。其中竟有一間被視為「愛國愛港中堅力量」的標誌性工會被猛烈抨擊為「從火星來的外星人，完全不知民間疾苦」！
只是走民粹之路，雖可媚俗，卻只會鼓勵「小公務員心態」，無助引導幹事、會員、公務員學會從大處著眼、從大局出發思考問題，與時俱進，理解並踐行與社會各界風雨同路、共同攜手前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香港脫離英國殖民地、回歸母國就達24周年，各方應是時候去深刻反思：原來香港如今才真正步入回歸後過渡期。原來香港仍待建設一支能認清政治倫理，得很自然地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特區，對政府有向心力、對社會有歸屬感和承擔，政府當局得與各級公務員共同構築夥伴合作型的新型的公務員文化的公務員隊伍。就此，不知標誌性工會是否同意？又願否改弦易轍，與其他公務員工會、與香港共同再出發？
黃河 前華員會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主席（輪任）
前華員會會長 黃河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每年5、6月這個時候，公務員薪酬調整問題少不免成為或大或小的社會新聞，記憶所及， 例外的有2003年。當年2月，華員會建議的「0-3-3減薪方案改良版」被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接納，一舉結束了擾攘公務員隊伍及社會幾年的紛爭，又暫停了連續幾年的一年一度的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有關問題在社會新聞榜上才得以消失，「太平」了幾年，亦令特區政府得以心無旁騖地應對SARS的肆虐及疫後的經濟復甦。
今年則不僅循例地出現了一些雜音，更招惹了前資深傳媒人黃麗君的嚴厲批評，令我陷入了深思：為什麼現行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含薪酬趨勢調查機制）由1974年(我正是在這一年開始參與有關事宜的)正式啟用至今已有47年，仍見有不少人誤讀有關機制，紛爭仍是不絕？試舉幾個例子看看：
1.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李鑾輝在5月18日向傳媒公佈薪酬趨勢調查初步結果之時，未能強調調查報告尚待委員會成員審核，並非最終結果。他也未能向公眾指出，不能排除有誤，數據有獲修訂的可能。實際上，過往確曾不止三兩次出現因調查未能100%根據調查準則進行，致出現問題公司，令薪酬趨勢指標被扭曲，經華員會指出後被糾正的歷史。
2.李鑾輝主席在5月26日公佈薪酬趨勢調查最終結果之時，有3個強調：「未完成所有程序，稍後交由政府確定最終薪酬調整方案」，「過往（公務員薪酬調整）都根據調查結果作為調薪標準，證明（薪酬趨勢調查）行之有效」、「政府決定（公務員薪酬調整）時會考慮好多因素」。他可能沒有察覺，自己這番說話有誤解薪酬趨勢調查機制之嫌：
(1)李主席當時是在代表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發言，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僅在於進行、審核並檢討一年一度的薪酬趨勢調查。而他已無風無浪地履行了他的職責，下一回合的公務員薪酬調整事宜，根據機制，自有中央評議會官職雙方去處理，與他任主席的委員會無關。
(2)薪酬趨勢指標從來都不是官職雙方參照的唯一因素，因應每年不同的情況，有時某一兩項因素的重要性凌駕於薪酬趨勢指標之上，成了當年薪酬調整的主要參照因素。因此，能證明薪酬趨勢調查「是否行之有效」，決定的應是薪酬研究調查組有否嚴格按照既定準則去揀選合適的公司作調查比較，有否依據委員會釐定的調查方法去進行調查、正確闡釋並計算所得數據，決定的應是其調查結果能否獲得經職方等認真審核無誤後的確認、有保留下的確認或不確認。
(3)明知根據機制，調查最終結果並非任何「初步薪酬調整方案」，則李主席何能有「稍後交由政府確定最終薪酬調整方案」之說？
3.成立於1983年的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是一個三方組織，由代表僱主的政府（公務員事務局）、代表僱員的職方（四大中央評議會職方）和薪常會（含紀常會）三方共同組成。其中，因攸關直接利益，職方的參與、審核及是否確認最為關鍵，而今年，代表7成公務員的委員會成員沒有簽署認可薪酬趨勢調查報告。但李鑾輝主席竟含含糊糊，混混淆地聲稱「委員會8大工會(單位)，有6大工會(單位)都簽署同意，包括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紀常會）、政府公務員事務局、秘書處」云云。此說有意淡化調查報告認受性的不足，似非實事求是的做法。
4.參與各方不應忘記歷史：
(1)調整薪酬時參照的因素實際上不限6項。當局二十多年前背著中央評議會職方，未經任何諮詢磋商，單方面決定並宣佈供公務員薪酬調整時參照的因素限於薪酬趨勢淨指標、香港經濟狀況、政府財政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職方的要求，以及公務員士氣共6項，偏離了既有的機制。對此，華員會從沒有同意過。事實上，現行機制啓用後，某些年度出現過的薪酬調整的「不足之數」（shortfall）、 港元貶值的影響等其他因素，均曾被官職雙方考慮過。一直至回歸前的後過渡期，政府從未曾量化參照的因素並限定其數目。
(2)容許公務員分享、分擔經濟的起伏（Allow civil servants to share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economy），是1974年現行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確立後，港府的重要薪酬政策之一。只是港英政府在撤退之前的幾年，故意不提，回歸後的特區政府「蕭規曹隨」罷了。
(3)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見前述)賦予三方每一名委員負起監督每年一度的薪酬趨勢調查工作的職能。惟翻查檔案即知，委員會的每一次進步、調查準則的每一次改善，絕大部分的貢獻均不是來自職方以外的成員。即使職方成員，最令人搖頭嘆息的是，不少竟只是「有名無實」地參與。例如，有人可以在會上面不改容，毫無根據地「絕對相信」、「非常絕對相信」薪酬研究調查組的調查，為自己不承擔監督職責找借口；又有一些職方代表雖參與了委員會好幾年，除了刊有自己唯一有興趣探知的薪酬趨勢指標3個數字那一頁外，整份調查報告書竟可以原封不動！
5. 被刋於5月22日《頭條日報》的《中環High Tea——從火星來的公務員》一文嚴厲批評的政府人員協會，在5月18日薪酬趨勢淨指標3個薪金級別的負數剛剛公諸於世之後，就急不及待地向在職公務員進行電子問卷調查。由於當時只是剛剛公佈了薪酬趨勢調查的初步結果，該會就詢問在職公務員對調查結果是否滿意，有如詢問「阿媽是否女人」，除了刷存在感，不但沒有實質意義，更固化了公務員對有關機制的錯誤認知。可說該工會是在錯誤的時間進行了錯誤的調查。實際上，它搶著要做的反而應該是虛心和認真地學習如何去讀懂及審核調查報告、並在做了功課之後，再訊問自己是否同意或認可薪酬研究調查組的結論，而不是訊問一般公務員滿意不滿意一項客觀調查的結果。
由上述例子可見，為免誤人誤己、誤導公眾及公務員同事，正確認識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很有必要。而前資深傳媒人黃麗君的《從火星來的公務員》一文，似乎更值得公務員工會團體去正確認識維權行動的合理性。我將在下一篇與讀者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黃河 前華員會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主席（輪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