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一水一風景，百人百意百性情。這句對聯很應景今天的內地和香港的社會氣氛。
內地正在隆重紀念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活動，百年大黨執政72年，深受人民擁護和支持，在世界上絕無僅有。因此，所到之處無不是聲光影像的各種紀念活動，除了熱鬧，更多的是一種發自民間的感情和驕傲。
而香港，“毒（獨）媒體”停刊一波剛稍停歇，二位政府主要官員和一位警務處長換人，這兩則新聞牢牢佔據著香港媒體的主要版位，而官場換人更引社會關注，將會持續一段時間。
兩地主題看似無關，但內在脈絡關聯性強，就是“人”是決定社會前進，還是沒落的關鍵因素。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是百年大黨，成功要訣是“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共產黨人特別是引領者，始終堅持這三點，把國家的事業在設定的道路上，繼往開來。
香港的“一國兩制”事業要成功地推進，同樣需要一大批堅定的“愛國者”，帶領十多萬公務員愛港建港，重建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並帶領大家在國家新發展格局中，自覺融入大灣區的建設中，讓香港的優勢再次得到充分地發揮。
上周，中央任命警隊出身的李家超及鄧炳強，分別接任特區政府政務司長及保安局長，即時在社會以及海外廣泛關注和猜測。
左一的原警務處副處長蕭澤頤升任為處長，而右一的原處長鄧炳強就會出任保安局局長。左二的原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政務司長。
客觀而言，過往幾屆政府都有屆中換人，特別是政務司司長職位，基本沒有任屆滿以不同的原因離任。
但現屆政府只餘大約一年任期，提前做出了政務司長的人事調整，我想應該事出有因。
第一，是因應香港政局的必然安排。
政務司長由警政出身的李家超執掌，可說破天荒。
從各種跡象看來，相信這是中央經細心考慮後的佈局，目的是進一步推行撥亂反正，鞏固上一階段治亂的成果，預防動亂再起。有人認為中央對香港回歸強硬路線。
正如我前面所講，中央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當面對香港反中亂港勢力在美西方等外部勢力的支持和慫恿下，經過2019年“修例風波”和第六屆區議會選舉，許多亂象充分而集中暴露了出來。
中央制訂了《港區國安法》，完成修改香港特區選舉制度，但絕不是把反中亂港分子自動拒之門外，天下太平可以高枕無憂。
任何政治改革也不會一促而蹴，總會有反覆，有些政治問題更可能由明面轉到暗處，反對派的支持者仍然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中央在此時、此重要崗位上，安排兩位“止暴制亂”的功臣，對反華勢力繼續保持政治上的壓力，以確保香港可以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得以穩定，這個安排尤其調整政務司長是必要的。
第二，改善政府處於劣勢的有效安排。
這次調整之所以讓眾人感到驚訝，因為長期以來政務司長一職由政務官（AO）把持（唐英年是備份特首人選而例外），被視作是政務官穩坐的神壇。
精心培養的政府尖子——政務官，太平盛世時，表現出具有制訂和執行政策的能力。在艱難困局時，他們就未必善於應付危機。
在反修例動亂和新冠疫情中，他們欠缺“作戰”意識，處處自我保護，進退失據，以致社會的失控。
客觀而言，政務官是維持政府龐大機器運轉的核心軸，是政府真正的執政團隊。長期處於養尊處優地位，自命不凡，造成了相當部分的政務官恃才傲物，官僚主義盛行。
說話辦事脫離群眾，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離地政策，特別是一些深深困擾市民問題，一些官員由麻木不仁，逐漸變得不屑民意，極大削弱政府的威信。
現在調整非政務官體系的官員任政務司長，打破政務官因循守舊、不思改革的思維，或許可以出現新人士帶動新風氣，給社會帶來希望。
當然，不會是一個人可以打出一個天下，但總要有人撞擊這部龐大機器加快轉動。
第三，為官避事不可留的示範安排。
鄧炳強在公佈任命後講了一金句，是“時代選擇了我”，鏗鏘有力。
的確怎樣的時勢，需要怎樣的官員。特區政府管治團隊來自紀律部隊的，除了李家超及鄧炳強，還有去年4月問責班子改組時上位的曾國衛，他們三人在過去兩年“止暴制亂”中，特別在黑暴強壓之下，都經受了嚴峻的考驗，都有一個顯著特點，政治上敢於擔當。
中央把他們推上要位，突出了未來用人的主調。
香港許多事，錯綜複雜，有來自內部的矛盾衝突，更有外來政治勢力的干預，因此中央提出“愛國者治港”的重要原則。
我認為，這一原則的重點，“愛國者”是首要條件，“治港”也是並列要求，不能把兩者分離。
也就是說，治港者除了對國家忠誠外，也要有膽識、能力、拼勁，缺少一項都不完善，也實現不了中央的要求。
在現政府體系下，相當部分主事人，在關鍵時刻不是軟弱避事，就是與政府唱反調，特別是掌控土地房屋、教育就業等重大民生大權的人，如不能從這次換人中得到警示，那麼下一次可能就是這些“避事官”、“潛伏官”。
香港的管治隊伍，是時候要改革了。
無論是共產黨人的信念，還是香港執者的理念，有一句話是共通的，“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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