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目前仍是世界上主要的儲備貨幣，這就是一直以來的所謂美元霸權。央行數字貨幣CBDC將是下一個全球競爭領域。而人民幣 e-CNY的迅速發展，人民幣國際化、數字人民幣可對美元作為全球經濟首要儲備貨幣的地位構成挑戰.
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調查，目前全世界針對央行數字貨幣CBDC的研究，大多數，約60%，仍停留在先導實驗或概念驗證階段，只有少數，約14%，真正進入實際開發與試點工作，中國內地進度最為超前，去年4月，已開始試驗數字人民幣，第一批試點包括深圳、蘇州、雄安新區、成都等四個城市。人民銀行剛公佈的《數字人民幣白皮書》，截至2021年6月底止，數字人民幣試點場景已超過132萬個，範圍涵蓋購物消費、工資發放及交通旅遊等各個領域，累計交易筆數及金額則分別高達7075萬筆及345億元人民幣。e-CNY，似已成為下一個世代的主流貨幣。
歷史學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日前在《彭博社》刊出了文章《勿讓中國鑄造未來的貨幣 Don't let China mint the money of the future》。指：中國正急速發展數字貨幣，這很可能動搖美元現行的地位，並對美國權力構成威脅。筆者認為，美元長期的全球霸主地位，讓美國可以肆無忌憚印鈔，逼迫各國共同分擔“鑄幣稅”，從而引發世界各國的不滿， 這才是對美元霸權及美國權力造成挑戰的主要原因。
數字人民幣的發展，可能使之成為CBDC的一個共同平台，特別是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中國擁有先進網絡5G技術和眾多工程師，可使CBDC實現極高便利性的用戶界面。中國可借助數字人民幣實施跨越式戰略，由此可建立一個以人民幣為基礎的儲備貨幣體系。這些可以使數字人民幣成為CBDC的國際標準，可繞過美國操控的全球距境支付體系例如SWIFT等，如果普遍使用不單打擊美元普及使用率，也會打擊美國經濟制裁的功效。中國及很多國家對於美國利用經濟制裁極為不滿，這是美國在行使美元霸權。當然，這種違反公平原則的特權，美國不願意放棄。
不過，中國發展數字人民幣並非單純為了對抗美元。因為這是高科技網絡時代的發展需要。但美國為了維持美元的霸權地位，很可能在金融領域採取攻擊中國的行動。但中國勝券在握，因爲中國是全球的最大貿易國，是全球120多個國家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工業-制造業GDP比美德日的總和還多。而美國產業空洞化，以虛擬經濟為主，沒有實體經濟支撐。這樣一來，人民幣的價值有實體及全球最大貿易額支撐。軍事上，中國有足夠的實力，毫不畏懼美方。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與越來越多的國家貿易時(包括與伊朗等的石油交易)，用雙方貨幣交易，排除了以美元作中介，這已在弱化美元霸權，這是在犯美國的大忌，但，這是合理的平權行動。
因此，若美國在金融領域攻擊中國，中國必反擊。在對抗中，國際金融體系可能分裂為二，美元霸權沒實體經濟支持，軍事上又威嚇不了中國--如:早年小布什George W. Bush 打壓陳水扁，叫他不要搞台獨，世界各國都知道這點。因此，美元只會被局限於某一些國家範圍。反之，人民幣現時的儲蓄貨幣地位處於起步階段，輸無可輸，並可不斷拓展範圍。另外，內地可以透過數字人民幣e-CNY的全球領先優勢，結合一帶一路的經濟影響力，強化e-CNY在一帶一路國家的跨境支付角色。也就是說，先以成為區域軸心貨幣為首要目標，再不斷提升地位。美國要打壓數字人民幣及維護其美元霸權的地位，很難，須非常謹慎。
陳貴和 基金主席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主席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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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一直是香港引以為傲的優點，法院法官在港人心中地位也非常崇高。只是在2014非法佔中以及2019年反修例黑暴以來，部分法官受反對派的政治影響而出現了偏差，香港司法系統面臨諸多問題，如：法院自行擴權搞違憲審查，司法覆核激增影響政府施政，大批案件久拖不決，一些法官對涉及國家安全、「黑暴」案件的量刑超出一般規範，偏離法治原則和公眾常識，社會各界和廣大民眾對於司法監察改革和量刑改革呼聲很高。
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英國普通法制度，都隨時代變化和民眾需求而變革，推出有效的改革舉措，以維護公平公義，並提升司法系統的權威，這些經驗值得香港司法系統參考借鑒，以下也會作出說明。對香港司法系統，我們有三點改革建議，闡述如下：
1 、對司法機構設置專門的監察委員會
香港目前對法官的監察機制，僅有法院自身設置的投訴渠道，屬於司法機構內部法官處理法官， 淪為自己人查自己人的狀況，缺乏第三方監督，令人難以信任這種法官查法官的做法。如：審理涉及修例風波的案件時，有裁判官將政治立場帶入法庭之嫌，在法庭的偏頗不當言論和判案屢受質疑。市民認為這是「法官查法官」，公信力存疑。而司法系統似乎不為市民呼聲所動，以司法獨立理念自居。但是，司法獨立並不是不需要外部的監督，外部監督是促進司法公正透明、不偏不倚，保持其專業的獨立性的重要保障，也是世界各國各地積極推動司法改革的方向。西方司法監察專門機構獨立於法院之外，具有開放性和透明性。以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為例，司法委員會由9人組成，任期4年，成員包括3名由本州最高法院選出的法官、3名律師和3名平民組成。這項改革讓越來越多司法系統之外的法律專業人士、普通市民參與其中，加大了外部監督力度，使得司法更加切合社會的發展和民眾的要求。
因此，為確保香港司法公信力，司法系統應學習西方國家的普遍做法，建立多方組成的專門司法監察委員會，以外部監督促進法官保持不偏不倚的獨立性。
2、建立量刑指南委員會 避免政治干預司法
2014年佔中以來的許多事實表明，一些香港法官將自己的個人情感、政治立場及偏見明顯帶進審判過程，導致對違法行為的量刑帶有「偏向性」。如去年9月，21歲雙胞胎兄弟闖入天水圍輕鐵濕地公園站，損毀逾20萬元設施，屯門法院署理主任裁判官僅判處二人監禁七星期；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一案所有人被輕判社會服務令等等。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如: 2019年7月23日，城市大學一名內地男畢業生撕掉校園的港獨海報及標語，被控刑事毀壞罪並處罰款；8月18日，一名來自中國內地的男子，因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大門噴塗中國必勝，被香港東區法院速判監禁4周。法官在量刑時採用的雙重標準做法，已經引起多方質疑和批評。
由此可見，成立量刑委員會非常必要。事實上，大陸法系國家往往明文規定量刑標準與幅度，英美普通法系國家普遍制定了明確的量刑指南，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以防止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在20世紀70年代中葉，英美法系國家開始了量刑改革，提倡均衡量刑論，在量刑方法上主張實施量刑統一標準，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1984年，美國聯邦政府制定了《犯罪控制綜合法案》，設立了聯邦量刑委員會，統一指導量刑標準，訂下不少強制要求法官執行的量刑規則。此後又推出《美國聯邦量刑指引》，將聯邦罪行分為43個等級並有相應罰則，法官要按統一準則判刑。量刑指南對法官適用量刑具有約束力，如《英國2003年刑事審判法》第172條規定：「任何法院在對某一罪犯量刑時，必須注意與此罪名有關的量刑指南。」
同時，西方國家還設立了專門的機構來指引法官量刑標準。美國專門的量刑指導機構--量刑委員會負責制定量刑指南，量刑委員會制定的量刑指南是一項授權立法，在公布後即生效或者被立法機關批准生效，如英國量刑指南機構包括量刑指南委員會和量刑諮詢委員會。正是因為有了統一的量刑規範和監督機制，西方國家得以有效監察司法系統是否出現「權力濫用」與「判刑失誤」，令法庭量刑時更加一致，減低不確定性及法官自身的主觀因素，真正彰顯法治的公平公義。
在這方面，香港量刑制度改革明顯落後。香港有必要參考英美做法，改進落後的量刑機制，成立專門量刑指南委員會，出台具體的量刑指引，減少人為錯誤的量刑，避免判刑出現太大差距，以實現法律的公正。
3、進一步優化司法程序 提高司法效率
截至2020年9月6日，香港警方已拘捕過萬名涉修例風波案件的犯罪嫌疑人，2210人完成檢控程序，其中僅550人完成司法程序，餘下積壓如山的案件不知到何時才能處理完成，這導致違法犯罪行為長期得不到應有的懲處，嚴重影響司法效率和司法權威。
西方國家為推動複雜繁冗的司法程序改革進行了大膽嘗試：在20世紀90年代，英國的沃爾夫司法改革以提高司法效率為目的，改變與現代社會快節奏不相適應的程序繁瑣、案件久拖不決的狀況。近年英國司法改革還注重利用高科技提升司法效率，如開設線上法庭、製作數字檔案等。2011年英國因發生騷亂在各地逮捕1500人，司法機構延長工作時間，加快審判程序。2020年英國因疫情積壓很多案件，為此設立一些臨時法庭，快速處理這些積壓的案件。其他西方國家，如德國、法國等，也都不同程度進行了優化司法程序的改革，收到了成效。
對比英國2011年應對騷亂加快司法程序，2020年成立臨時法庭等舉措，香港有必要採取相應辦法，加快處理近期積壓的案件，如成立臨時特別法庭、提高案件審理速度、優化審判程序等，避免久拖不決。又如近年司法覆核案件眾多，一些不必要的司法覆核浪費社會資源，阻礙社會發展，可成立司法覆核特別法庭幫助解決這些問題。
總結而言，我們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應主動擔當憲制責任，積極參考國際上的做法，加快推動香港司法制度改革。如此，才可構建適應新形勢的監督機制和審判機制，不斷回應廣大市民對司法改革訴求，司法機構才能擔負起維護一國兩制、促進社會福祉的重要責任，樹立起香港司法威信，捍衛香港法治的崇高價值和聲譽。
郭清源律師 梁百強律師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