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央官員講劏房態度不同 林鄭：住什麼單位是個人選擇

本港房屋問題嚴峻，中央官員多次提到香港的劏房問題，認為要告別劏房。不過，特首林鄭月娥出席《施政報告》傳媒論壇時，卻有不一樣的論述。

對於香港能否於2049年「告別劏房」，林太回應時提到，「劏房」這個形容詞較籠統，她本人不會使用，認為每個人住甚麼單位是個人選擇，又稱參觀過一些劏房「其實冇乜問題」，「係一個好大單位分開得好合規格，屋宇署都話冇問題嘅」，「有啲後生仔鍾意多啲私隱就住」。

特首林鄭月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她其後補充指，事實上，有部分劏房環境是非常惡劣，透露曾聯同運房局局長陳帆探訪這類劏房數次，強調「探完之後係有責任」，「將呢啲親身感受到嘅居住環境惡劣，啲小朋友無辦法係呢居住環境學習嘅痛苦，演變成一個政策，然後好努力去執行」。

被問到有否對不起劏房居民，林太表示，房屋問題非一屆政府造成，亦非一屆政府能夠處理。她提到上屆政府排斥過渡性房屋，認為有地應用作興建永久性房屋，而今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則很努力推動，已達成1.5萬個單位的目標，接下來希望能達至2萬個。她又指，每當看到劏房居民遷至過渡性房屋，重燃人生希望，給予政府很大動力推動過渡性房屋。

林太形容自己支持中聯辦連日探訪劏房戶，但認為「最終將呢啲問題化為解決方案、幫助市民都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而我哋係做緊呢啲工作。」

林鄭對劏房的睇法，和中央官員並不相同。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7月16日在全國港澳研究會研討會上，提到香港房屋問題，指長遠不會再有籠屋、劏房，年輕人可以告別「住房難」的問題。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亦趁國慶日前夕，探訪「籠屋」及劏房住戶。

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亦趁國慶日前夕，探訪「籠屋」及劏房住戶，強調住屋問題「一直牽動中央的心」，「中央領導多次強調，要加大力度來解決住房問題」，更慨嘆「耳聞不如目睹」，「20萬人居住條件如此的艱苦，絕對讓人感到心裡面很沉重」。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向Ariel指，劏房是一個社會現象，因為市民負擔能力下降，才被迫居住劏房。她又補充指，20多年前，她剛大學畢業，當時的年輕人可以用7千元，租住沙田一個單位。換言之，若月入達萬6元，就能拿不足一半的收入居住單位；反觀現在有不少大學畢業生出來工作數年，月入仍僅得萬多元，或兩萬元，當他們的6千，7千元，無法租住單位，就只能租住較美觀的劏房。

麥美娟表示，劏房這個現象正正反映，人工增長永遠跟不上租金漲幅，基層市民難以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若特首不用「告別劏房」這個名詞，也要正視劏房這個現象，以至正視社會各個階層有沒有可負擔房屋（affordable housing）。

「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成員、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

「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成員、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稱，雖然劏房會有年青人希望搬出來，與家人分居，但情況並非普遍。他續指， 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僅6.6平方米，比公屋最少編配的7平方米少，更加反映劏房擠迫情況比公屋的惡劣。

招國偉表示，就算是年青人，通常都因經濟考慮而不願租用較大面積的劏房，相信租住的人都是逼於無奈，「正常人不會想在過於擠迫的單位居住」。他留意到林太提到部分劏房的居住環境較差，所以這也解釋到為何她要推動租管的立法工作，重申「個別有好少少都不『出奇』，但不是主流情況」。

九十後房屋關注組召集人余衍仰。

九十後房屋關注組召集人余衍仰對林太的說法有保留，認為「不是社會上有私樓，青年人就自然買得起、租得到」。他形容，現時抽中居屋和獲派公屋的機會難如登天，青年人迫於無奈而居住劏房，若撇開青年負擔能力和實際住屋需要，單純從市場上有的住宅選項去印證「青年人有選擇下，自己選擇住劏房」，那林太的說法未免給人「何不食肉糜」的觀感。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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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