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台灣的總統選舉結果，完全沒有出人意表的地方。民進黨蔡英文篤定上台，選舉前反而對大陸的言詞十分克制。
而大陸亦同樣克制。選舉結果公佈後，國台辦回應台灣大選結果，指中共對台方針不因台灣選舉結果而改變，願意與所有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黨和團體，加強接觸交流，又指台海和平穩定局面得來不易，要倍加珍惜。
內地《財新網》主編胡舒立話，大陸方面對台政策，將要堅持戰略定力，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勢頭，維護業已取得的協商成果。另外今後，大陸對台灣民情的掌握更需細膩，特別要關注青年一代的情緒和發展需求，他們在此次選舉中展現較大能量。重視青年，就是重視兩岸關係的未來。
可以看看胡舒立的評論：
【舒立觀察】以戰略定力應對台海變局
1月16日舉行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如預期般落幕。兩岸關係向何處去，牽動著海內外一切關注台海風雲的人士的心。面對島內出現的新變局，有些人士難免感到憂慮。堅持戰略定力，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勢頭，維護業已取得的協商成果，必將成為大陸方面臺灣政策的抉擇。
過去八年間，兩岸關係的主基調是和解、發展和合作。兩岸“兩會”恢復制度化協商、開放“三通”直航、放寬大陸人民赴台旅遊、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等23項協定，諸多成果均可圈可點，得來不易。而2015年11月習近平與馬英九的會面，開創了兩岸領導人66年來直接對話溝通之先河，以其突破意義載入史冊。那麼，此番台灣選舉中民進黨獲得的選票，是否代表台灣民意對兩岸和解成果的否定、對兩岸和平發展路線的拋棄，甚至是對大陸善意對台的“負心”之舉呢？若率爾持論，極易失之操切，流於偏激。
其實，在島內，兩岸關係問題雖然重要，卻非決定民意的惟一議題。國民黨在此次選舉中支持率走低，主要是其主政八年以來，島內問題成堆、矛盾尖銳所致，其中，經濟和投資環境改善乏力、普通民眾薪資增長停滯、重大公共決策反覆、黨內分歧解決無方，尤為失分。
民進黨應對兩岸問題的態度，較之以往，趨於謹慎務實。二度衝刺島內權力頂峰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始終沒有對大陸念茲在茲的“九二共識”和兩岸關係定位等問題，做出明確表態，但是，也多次表達了“依循普遍民意，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的願望。民進黨人直接刺激、挑釁大陸的言行明顯收斂；此次競選的主軸，也不再集中於抨擊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或如陳水扁時期一意挑動民間的“反陸”情緒。民進黨陣營僅較為克制地提出，要反思臺灣的外貿導向經濟發展模式；以擴大內需和政府投資手段，做深台灣的“淺碟”經濟；並聲稱要比國民黨更加重視收入再分配等社會福利問題，等等。同2008年和2012年的兩次選舉相比，在過去一年來的逐鹿拉鋸中，兩岸問題和大陸政策已由顯入潛，不再是選戰火線上的主要標靶和區分敵我的主要界線。
難得的是，在台灣選情影響下，兩岸主政者仍有條不紊地推進兩岸關係持續發展。即使服務貿易協定因島內政情而延遲生效，貨品貿易協定的談判仍在推進；此外，免除台胞進入大陸所需的入境簽注；表態歡迎臺灣加入亞投行、並願共同磋商解決入會名義問題；建立兩岸事務主管部門的工作平臺、實現首長互訪，並在國台辦主任和陸委會主委之間接通兩岸“熱線”管道，均次第取得進展；日前，兩岸“兩會”又就互設辦事機構舉行新一輪業務溝通，均顯示兩岸和平發展勢頭的勃勃生機。
事實已經證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是一條正確道路，兩岸民眾可從中得福祉，地區局勢可借此求穩定。誠然，兩岸關係接下來面臨新挑戰，但是，相信大陸決策者將以更大的決心和誠意來謀求兩岸的和平繁榮。
維護台海穩定存在不少有利因素。兩岸的文化、教育、科技、體育、宗教等領域的交流非常活躍。兩岸每週直飛890個航班、雙方全年人員往來接近1000萬人次；2015年，兩岸間互派的學生約4.5萬人。而兩岸經貿關係更堪稱“壓艙石”。2015年，兩岸年貿易額逼近2000億美元，臺灣來大陸投資的企業專案增長逾22%。未來，兩岸經貿關係的基礎不會傾圮；大陸作為台灣最大交易夥伴、最大投資目標和最重要出超來源的戰略地位斷難撼動。在台灣經濟多年增長乏力的背景下，強化這一互利互惠的關係，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誠如國台辦負責人所說，“我們不要等到路燈熄滅後才感受到它帶來的光明，不要等到和平發展成果失去的時候才感受到它的可貴。”
此次台灣選舉結果，應在大陸領導人的預料之中，也會有相應預案。選戰硝煙散盡後，大陸需與對岸新領導人重新確認雙方交往的政治基礎。在調適期和觀察期中，兩岸官方的接觸協作或將趨緩。堅持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和反對分裂行徑的底線不會動搖，但是，大陸對台工作向來以統籌全域見長，並不專以一人一党和行政當局為對象。大陸的對台方針和惠台措施，一定會有守有為，展現政策穩定性，以安定島內同胞和在陸臺胞的人心。
今後，大陸對台灣民情的掌握更需細膩，特別要關注青年一代的情緒和發展需求。他們的情感與立場攸關兩岸今後走向，且已在此次選舉中展現較大能量。重視青年，就是重視兩岸關係的未來。
16年一輪回，這不會是兩岸和解的結束，而是管控並最終解決兩岸分歧的開端。這需要自信，更需要內外施政的協調一致，需要更有針對性的對台新策略，如此，兩岸關係才能真正行穩致遠。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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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今日正式成立，習大大親自出席並致辭，亞投行可以話係習大大的Baby，係主政以來，在國際關係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內地財新網訪問了首任行長金立群，他是前財政部副部長，坦言最初只預計在成立之初大約有20幾國家，有30個已經算係去到盡。結果今日成立儀式上開出的是57個國家參與發起成立亞投行。
被認為是「英國通」金立群，在訪問中雖然否認只集中精力做英國工作，但就承認英國決定參加很重要，間接認咗英國作為發達國家率先宣布加入亞投行，係催化劑：「因為英國行出了第一步，增強了很多國家的信心，之後呈現了排山倒海之勢。」英國走出第一步，消除了很多國家的疑慮，英國認為亞投行是有前途、可以發揮作用的，也增強了其他國家的信心。
當日英國不單在歐洲率先加入亞投行，更是在美國公開反對的情況之下都要加入亞投行，得到英國的加入，令亞投行的籌組開始踏上順軌。不過，放在金立群面前更重要的，是如何協調各成員國，令亞投行發揮作用啦。
一齊看看金立群的專訪，可以了解一下中國如何看待沒有加入的美國同日本對亞投行的態度。
“用創新的國際最佳準則打造亞投行”
財新網
2016年1月16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在北京正式開業。當天，亞投行舉行理事會，會上正式任命亞投行候任行長金立群為首任行長。
1月19日，金立群就將奔赴瑞士達沃斯，在“世界經濟論壇2016年年會”的大舞臺上，以亞投行行長的身份首次亮相。在此前夕，金立群接受了財新記者的專訪。
走進金立群的辦公室，透過幕簾，窗外的北京看起來分外清朗。金立群的辦公桌上躺著幾本書，一本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時代》、一本深受英式“字謎遊戲”愛好者喜愛的英文字典—— Chambers Dictionary、一本法文字典——Dictionnaire Hachette。數本漢語字典錯落在辦公桌背後的書架上。一本莎士比亞作品全集——Riverside Shakespeare，橫放在側面的書架上。
這既是金立群在亞投行籌備期間的個人辦公室，也當小型會議室用，一些會就在辦公桌對面的會議桌上開。陽光透過幾扇落地窗，照到辦公桌後一張展開的世界地圖上，對面的會議桌上還擺著一個旋轉的地球儀。亞投行57個成員國覆蓋亞洲、大洋洲、歐洲、非洲、拉美五大洲，還有幾十個國家正走在加入的路上，未來覆蓋地域將更廣。
2016年開年，中國經濟似乎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前景亦極不明朗，基礎設施被包括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在內的不少人士認為是實現全球經濟實質性復蘇的少有抓手。然而，推動基礎設施發展的有效載體——全球多邊發展機構正面臨有效性的質疑。此時，以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為代表的新的多邊發展機構開始運作，能不能給各國的基建和發展事業，給中國的走向，乃至為全球經濟注入一針“強心劑”？
亞投行是過去兩年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努力的巨大成功，現有多邊發展機構面臨的挑戰，無疑反映了發展實踐的不易，必須在一系列問題上把握好微妙的平衡，協調好各方利益。亞投行應該怎麼做？用“一百個人讀莎士比亞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來形容，毫不為過。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齡人。”金立群自述，“1968年插隊落戶時，我19歲。”在文化大革命後，他考上英語教育家許國璋的研究生，攻讀英美文學，成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研究生。1980年底畢業後，他進入財政部工作。其後，中國在各大國際機構中的參與越來越深入，金立群的經歷伴隨了這一過程。2003年，金立群卸下財政部副部長一職，出任亞洲開發銀行（亞行）副行長，成為中國首位亞行副行長。2008年屆滿卸任之後，出任中投公司監事長，並於2013年擔任中金公司董事長。
2013年10月，習近平在出訪東南亞時提出籌建亞投行倡議。金立群成為眾望所歸的人選。翌年初，金立群被任命為亞投行中方籌建工作組組長，之後出任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亞投行開局成功，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當中有金立群在關鍵時刻的關鍵努力。
作為首任行長，謀求創新的國際最佳實踐，既要發揮出中國的擔當作用，又服務於國際的共同利益，金立群將怎樣把亞投行導向成功？
談判歷程
財新記者：57個國家參與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樣好的開局，你當初想像過嗎？
金立群：習主席宣導下以中國為主發起成立亞投行，是一個很大的成功，速度之快在歷史上是沒有的，不僅籌建的速度快，成立後進行運營，開展投資的速度會更快。
我們最早預測，比較理想的情況下，至少會有20來個國家加入。一開始，先跟東盟國家談，東盟10國，加上韓國、中國，就是12國，同時也在跟日本、美國不斷溝通。再加上南亞、中亞的一些國家，南亞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中亞五國再加上俄羅斯，這些滿打滿算應該有30多個國家。即使有些不確定因素，有些國家不進來，那也至少有20多個國家，這是我們當時的預測。
此外，任何一個地區銀行都應當歡迎域外國家參加，泛美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都是這樣。成立亞投行，當然要邀請域外國家。但我們考慮，這會有一定難度。第一，從經濟上來講，歐洲國家近來正經歷2008年以後的主權債務危機，很多歐元區國家還有沉重的債務包袱，核心國家還要幫助邊緣國家，這個時候亞投行千億美元的資本金，20%的實繳資本要真金白銀出資，對歐洲國家來講，是個不小的財務負擔。第二，從發展理念上講，既然有了世界銀行、亞行，有沒有必要搞個亞投行，而且是由中國人發起宣導的，會不會堅持高的標準？
對於請域外國家進來的難度，我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發達國家不進來，怎麼算一個真正的國際多邊機構呢？我們從困難著手，向最好的方向努力。
最終，參與發起亞投行的國家數量翻了倍。
財新記者：從最早預想的20多個國家，到最後有57個國家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關鍵轉折是在什麼時候？
金立群：英國決定參加很重要。不是說英國做了決定，其他國家才開始想，這是不可能的。七國集團、發達國家、歐盟國家都是要相互之間協調的，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國也在思考同樣的決定，問題是誰先走出第一步。英國先走了這一步，也因為英國參加，增強了很多國家的信心，大家都來，呈現排山倒海之勢。
第一批加入亞投行的截止日期是2015年3月31日。我記得很清楚，當天，我跟財政部史耀斌副部長在阿拉木圖開完會回來，由於天氣問題，航班延誤，我們在飛機場等著。那是3月31日晚上11點50分，還有國家加入——最後10分鐘還有國家加入。
財新記者：是不是針對英國特別做了工作？
金立群：有很多人有誤解，好像我們就集中精力做英國的工作，並不是這樣，我們不疏忽任何一個國家，對所有歐洲國家一視同仁。
我們跟德國、法國、義大利都是一直在接觸。我個人到英國去的次數比較多，有客觀原因。我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基金會的受託人之一，IFRS基金會的總部在倫敦，經常要去開會，每次去開會就不妨去拜訪一下英國財政部等有關部門，同時到周邊有關國家去。
其他歐洲國家，比如瑞士、盧森堡，我們也都是一開始就在談，頻率一點不比其他大國低。但是，我也強調，英國走出第一步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消除了很多國家的疑慮。英國認為亞投行是有前途、可以發揮作用的，也增強了別國的信心。
財新記者：美國、日本為什麼沒有加入亞投行？
金立群： 中國對所有國家加入亞投行都表示了極大的誠意。對於主要的國家，我們一直進行對話，從來沒有停止。當然，一個主權國家加不加入，由它們自己決定，有各方面的因素。
先講美國。中美關係一直是雙方均極為重視的外交關係。我從1983年開始參與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的活動，直至2003年離開財政部，到亞行去任職。之後中美之間又有了一個新對話機制，即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之間的對話一直沒有停止過。另外還有“二軌對話”，包括原國務委員唐家璿和基辛格的政治二軌對話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原副總理曾培炎和美國商會唐納森的經濟和商務二軌對話，這兩個對話我都參加了。這些會上交流重大問題，亞投行的事也在其中，溝通的管道一直非常暢通。
美國在亞投行問題上的態度，我覺得是在預期中的。在亞投行成立談判期間，二十國集團（G20）在2010年通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及治理改革，美國國會都還沒有通過。中國和其他國家在IMF地位上升，主要通過歐洲國家減讓股份份額實現，不影響美國的否決權，美國保持原有地位。就這樣，美國也多年沒有通過。
如果加入亞投行，美國肯定會是大股東之一，要出很多錢。美國要作出這個決定有一定難度。美國對於中國牽頭成立一個國際機構也有一定困惑：會有什麼樣的標準？特別是在環保等問題上，他們有擔憂。
日本也同樣，我們跟日本溝通很早，我也到日本財政部去過，我們把這些問題跟他們做了解釋。最終，他們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做出決定。
財新記者：美國國會最後是在2015年12月間通過了IMF份額及治理改革。
金立群：美國不通過不行了。亞投行成立絕對起了作用——你再不通過，就掉隊了。
財新記者：我們最近採訪美國金融界重量級人士，如格林柏格（Maurice Greenberg）和索羅斯（George Soros），他們認為美國沒有參加亞投行是一個錯誤。
金立群：現在美國政府的態度有所改變，也變得比較積極。我跟美國政府包括財政部、國務院、白宮的一些人員談過。我個人的印象是，他們都很重視中國創立的機構，並沒有不友好或敵視的態度。我們談得很愉快，解答了他們很多問題，所以這方面並不構成很大的障礙。任何國家的國內政治都有自己的特點。我們無法也不會強求任何國家。
財新記者：對比同類國際多邊機構，怎麼評估亞投行發起時的狀況？
金立群：規模很大，參加國數量很多。當然，不能跟佈雷頓森林體系機構相比，因為它們是全球性的，但亞投行絕對比其他一些地區性機構創辦時的成員國數量多。
我在亞行工作了五年。中國跟亞行第一次接觸，我也參加了。亞行是上世紀60年代成立的，當時也遇到很大的阻力。美國起初並不贊成日本人發起亞行，說已經有了世行，為何再搞一個亞行？但日本人最後說服了美國，兩個大股東一起組建。一位亞行的日本朋友跟我講，亞行邀請歐洲國家參加，主要是當時戰後不到20年，日本也沒多少錢，希望得到歐洲國家的資金支持。所以，亞行股權結構中，非亞洲國家的股份占比相當大。
今天亞投行請歐洲國家來就不是為了它們的資金了，而是要辦成真正的國際性機構。地區性銀行同樣是國際性的，也是多邊的，我們主要是要體現它的多邊性，一起來建設21世紀的新機構。
財新記者：日本不參加，是否有一種瑜亮情結：既然有亞行，幹嘛還要有亞投行？
金立群：日本各界的態度也並不是一致的。我理解，任何國家做出這種決定是需要過程的，何況它存在一些疑慮。亞投行會不會對亞行造成衝擊？很簡單，上世紀60年代亞行成立時，有沒有對世界銀行造成衝擊？沒有嘛。
道理很簡單：第一，亞投行的工作重點和現有機構有重疊，但有區別；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70年前成立世行，50年前成立亞行，現在成立亞投行，亞洲地區經濟總量比以前增加了多少倍？太平洋、印度洋浩浩蕩蕩，完全容得下一個新的機構，不會發生“踩踏事件”。需求擺在那裡，據亞行測算，今後十年有10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哪家單憑自己能解決得了？
財新記者：亞投行成立歷經八次談判，哪些問題爭議最大？
金立群：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前幾次談判時基本都是亞洲國家參加，歐洲國家進來已經是第四次了，原則都已經定下來了。記得我們當時跟他們說，歡迎！但是不要顛覆我們三次談判已經形成的檔，我們亞洲國家辛辛苦苦談到差不多了，不能你進來全給推翻了。
有一點我要強調，中國發起成立新的多邊機構，是有自己的發展理念的，體現在基礎檔中，而不是等大家一起來湊。但是為什麼開那麼多次會？是為了充分聽取其他國家的意見，有一些很重要的問題要商量，比如公司的治理結構。
我們基本按照現有國際機構總的架構：理事會是最高權力機構；下面是董事會，代表理事會工作；再下面是管理層。
不過，跟現有多邊開發機構不同，亞投行沒有常駐的執行董事會。這是佈雷頓森林體系機構創設的，其實當時代表英國財政部談判的大經濟學家凱恩斯並不贊成，他認為常駐的執行董事會有很多弊端。此外，從公司治理角度來看，董事會既定政策又批專案，有利益衝突，應該是董事會定政策、管理層批專案。諸如此類的變革，都需要大家理解。
財新記者：他們最重視哪些問題？
金立群：公司治理問題、環境和社會問題、有沒有好的監督機制，諸如此類。他們說，亞投行的章程、現在所有的主要政策檔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準備進來。
那就以已有檔接受他們進來不就完了嘛？但我們感到這樣不太好，所以4月在北京增加了一次會議，主要就是讓大家還有機會再討論一下，而不是讓你進來“按手印”。
4月的這次會議，給新來的20多個國家一個充分參與討論的機會，所以到5月24日在新加坡最後敲定章程協議的時候，大家心情愉快：雖然晚來了，但是對於制定章程和其他重要政策，沒有人被剝奪發言權。
核心就是這五次會議，談章程、協定。接下來還有三次會議，談政策文件，關於業務政策、財務和人事政策、環境社會保障條款。這八次會議，給所有意向創始成員國很多的機會來共同參與創辦亞投行。
財新記者：除了57個創始國，現在還有30多個國家申請加入，什麼時候會完成接納它們的程式？
金立群：這30多個國家有比較強的加入意願，既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有非洲和拉美等地區的國家。來詢問的還有更多。考慮到它們的積極性，我預計第一次理事會通過以後，亞投行就會啟動程式，爭取在2016年底以前解決這些國家的成員國資格問題。
財新記者：這些國家參加進來，原先股東的份額是不是相應減少呢？比如中國。
金立群：會是選擇性增資。它們帶新的資金進來，現有股東的份額就會被稀釋。中國的股份和投票權也會被相應稀釋，但是總的資金是增加的。
創新的“國際最佳準則”
財新記者：可不可以說，亞投行成立過程中的談判，實質就是談如何在一個新的階段，打造多邊發展機構的國際最佳實踐？
金立群：亞投行要按照國際最佳準則來運行，但對國際最佳準則的看法是不同的。如果你這個所謂的國際最佳準則，不吸收最近30多年來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不接受中國的發展經驗，就稱不上真正的國際最佳準則。同樣用這個術語，但是我們對國際最佳準則的理解跟有些人是不一樣的。
具體來說，取消常駐執行董事會是有一點難度的。難度在於，取消了常駐執行董事會，誰來監督管理層？還有董事會跟管理層的分工問題，分別做什麼？在這些問題上，共識是慢慢達成的。
我認為不應該設立常駐執行董事會。成本是一個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職責不清，職權不明，沒人負責。
大家都知道，董事會是制定重大政策，決定業務方向的；管理部門是董事會請來的專業人員，管理資金，做董事會認為應該做的事。如果建執行董事會，有執行二字，也在做管理部門的事，那問題就來了：你制定政策，又批專案，那麼專案搞壞了是誰的責任？是管理部門的責任嗎？不是，管理部門沒批專案。那怎麼讓董事會負責呢？總不能把董事會開除吧。這是一個責任真空。我認為，這是現有機構裡最大的問題。
財新記者：其實正常的跨國公司的治理結構中，還是把董事會和管理層的許可權分得很清楚的，為什麼國際多邊金融機構如此不同？
金立群：這是70年前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創立者定下的，其實凱恩斯早就預料到有問題，但因為它成了一個模式，一直被照搬。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行都設了執行董事會。所以，我提出這個問題：常駐執行董事會這個做法，導致職責不清，職權不明，無人負責。看起來都在負責，但其實沒人負責。
取消常駐執行董事會，這是我堅持的，但不是我原創。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就有人提出要取消常駐執行董事會，但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不做決定，請執行董事會去討論。請執行董事會討論取消執行董事會的事，等於是與虎謀皮。我在世行和亞行工作時，就深刻體會到常駐執行董事會的弊端，所以成立亞投行時，我堅決反對照搬。
財新記者：因為沒有照搬常駐執董會制度，國際上又對亞投行的透明度產生擔心，說中國過於控制。怎麼看？
金立群：沒有常駐執行董事會，董事會可以更好地監督管理層，因為它沒有其他的利益卷在裡頭了。它定政策，監督管理層，如果管理層怠忽職守，或者犯重大的決策錯誤，就把他們開掉。這才真正叫各負其責，對吧？這才是一個既精幹又有效率的制度。多少年來，私營部門都是這麼做的。
財新記者：外界還擔憂，中國是亞投行第一大股東，26%的投票權被視為一票否決權，銀行總部也將落戶北京，行長也是中國人，如何打消這種擔憂？
金立群：美國是世界銀行的最大股東，美國人當行長，總部放在華盛頓，離白宮只有兩條馬路。你擔憂嗎？擔憂不擔憂，取決於制度。只要亞投行是按照成員國一致同意的公司治理框架來運行，就沒有問題。
財新記者：亞投行的董事會怎麼發揮作用？
金立群：常設董事會跟常駐董事會不一樣。亞投行沒有取消董事會，管理層也是在董事會領導下工作，所有重大政策都是由董事會批准，管理層在董事會批准的政策下，負責銀行的日常運營。
除此之外，管理層對運營情況要負全責。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管理層主動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這結合了私營部門和現有國際機構兩者的治理特點，能保證機構正常運行。
我要特別強調一條，雖然上面說了那麼多，我們還是要學習世行、亞行等國際多邊機構的好經驗，積累了幾十年的經驗。但是，既然我們要成立一個新的機構，就是要創新，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如果僅僅是拷貝和山寨，要它幹嘛？
財新記者：中國是亞投行的大股東，除了認繳資本金，對亞投行還會不會有額外的幫助？
金立群：這一點我們應該學習現有國際機構的經驗。作為一個機構的大股東，甚至派出行長，憑什麼？因為有更多的擔當。個人必須把事情做好，國家必須出力。這有多種形式，除了出資本金，還有一些其他支持，比如特別信託基金。日本給亞行每年的支持數額是很大的。
我認為，一定要強調中國的擔當。不要怕人家說什麼“亞投行成為中國政府的工具”這種怪話。只要亞投行是按照成員國共同認可的治理框架來運行，就不是中國政府也不是任何政府的工具。但是，反過來說，中國政府願意幫其他國家多做一些好事，有更多的支持和擔當，有什麼不可以？
所以，我不回避這個問題，中國就該發揮重要的作用，只要發揮的這些作用對大家是有利的。如果你發揮的重要作用只是為一己利益，只會像在倫敦海德公園木樁上站著的演講者，自以為在發表重要演講，聽的人一個都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