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今早會見全國政協港澳委員，在講話中用了很長的篇幅講到香港的疫情。他在講到目前的三大重點工作時，突然問起委員，香港的私人醫療機構是否不接收確診病人？並強調治病救人為醫者職責，公營、私營機構都應參與救治。
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表示，韓正的講話傳達中央對於香港抗疫無條件的支持，不論是抗疫資源、醫療及檢測團隊，以至內地專家組都全力支援香港，充分反映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香港市民生命健康的關心。香港必須用好中央的支援，汲取內地專家意見，統籌好特區政府各部門及民間力量，將抗疫視作一場「戰爭」，全面動員遏止疫情。
韓正。資料圖片
據了解，中央支援方面有三大方面。
第一是生活必需品的物資，有求必應，應供盡供，務求要令香港物資供應充沛，市民生活安定，社會大局穏定。
第二是醫療診治方面，中央派出頂級的專家組、檢測隊員到香港，並興建緊急醫療設施，同時大批的醫護人員亦準備就緒，只要有需要，隨時可以到香港援，並強調可以將內地強而有力的都搬過來。
第三，內地不少省市主動向中央申請，願意支援香港，人力物力都可以，而內地企業亦紛紛捐助。
高人話，中央如此全力支援，如何用好這些支援，特區政府要認真思考，是否己做到善用中央的支援。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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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