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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疫,香港願付出多大的代價?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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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疫,香港願付出多大的代價?

2022年03月21日 13:37 最後更新:13:41

據香港衛生防護中心3月20日下午公佈,目前為止,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計超103萬人感染,5683例死亡,整體病死率0.55%。

這些數字有點冰冷,卻反映了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中,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沉痛之後,怎麼辦?

這兩天政府的記者會、醫療專家不斷發聲,各種解讀和信息很多,卻讓我們感到混亂。

不是聽不懂,而是到底香港一下步應該採取什麼抗疫策略?

特別是香港疫情仍然處於高位平行,形勢依然嚴峻,但一些雜音已經不絕於耳,由此香港出現了海灘人滿為患,商場街道也流動着抗疫疲態的人群。

第一,靠估的群體免疫會有代價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繁毅教授稱,本港有一半人曾確診新冠病毒,另一半人已完成疫苗接種,相信已出現群體免疫。

他建議,當確診數字回落,接種第二針的比率提高至九成,香港可逐步開放。這一說法讓市民有點喜出望外。

正在此時,世衛組織(WHO)卻有另一種分析。

該組織在分析亞洲和歐洲部分地區,為什麼會在上一周出現大規模新冠病毒病例激增,認為有3個主要原因。

        一是Omicron是傳播性最強的新冠變種,
        二是取消所有公共衛生防疫措施,
        三是有鼓吹
Omicron是最後一個受關注變體的假設信息。

受這三個原因的影響,與前一周相比,全球新增感染人數躍升了8%。

專家對專家,哪個判斷準確?

對於市民而言,面對現實最重要和必要,動員社會一切力量,按照中央專家組提出“三減少”的策略不變,無必要作那些未經科學證實的預測,干擾香港的抗疫大局,否則第五波未去,第六波又來,這個代價誰可承擔?

第二,錯過接種疫苗黃金期代價沉重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教授表示,在這一波疫情,香港死亡率高企的核心原因,是錯失了9個月的疫苗黃金接種期,老年人的接種率特別低,Omicron具更高的傳播力,在接種疫苗不足的老年人群引發重症危症,導致公共醫療服務崩潰。

客觀而言,Omicron病毒不是在香港首次發現,在這之前的一個多月,新加坡和英國快速攀升的疫情,已向各國和地區發出了預警,但香港沒有任何反應,更沒有做出最壞打算的預案,以至疫情擴散進入社區,醫療系統癱瘓,被迫改變策略,把抗疫焦點轉向為“減死亡、減重症、減感染”,目的是為加緊挽救生命。

簡言之,香港有遇上接種疫苗黃金期,但沒有抓住黃金期,鑄成了今天的代價。

世事沒有後悔藥。

香港是一個文明社會,為什麼對老年人的接種,無論是疫苗推廣、科學普及都遠遠不及其他地區,說到底還是一個抗疫策略和思路問題。

戰勝疫情,有兩個必要條件,

        一是研發了特效藥,
        二是建立了全社會的群體免疫。

在當前特效藥並未出現之時,接種疫苗就成為了首要條件。

我奇怪,這麼淺顯的道理,為什麼未能成為社會共識?

一是策略制定者缺乏基本的清晰思路,二是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出現了重大危機。儘管如此,社會還應尊重科學,儘量減低生命的代價。

 

第三,全民檢測付出巨大資源,代價是值得的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教授表示,香港是否應進行強制性全民檢測,取決於後勤工作是否已準備就緒及對密切接觸者追蹤能力是否能應對。

他認為如此大規模、昂貴的全民檢測,若在短期內引發了另一波疫情,勢將令過去兩年艱苦抗疫、極度抗疫疲勞的的市民大失所望。

袁教授此言提醒政府要完善好各項準備工作,不要全功盡棄,這是忠言逆耳,政府值得重視。

第五波最深刻的教訓,是完全沒有防疫預案,更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物資準備、人力準備,所以一擊即潰。

但無論如何困難,都不能回避全民檢測,這是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上海2000萬常住人口,遠比香港組織這項工作要困難,但上海採取了網格化強制性檢測,找出了幾百個無症狀感染者,做到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相信上海會比香港更快實現“動態清零”。

這是上海願意付出的社會代價,香港是否可以借鑒?

第四,如何看待香港“開放”限制的代價?

有商界朋友提出,希望政府放寬防疫,香港屬自由及外向型經濟,難以靠天然資源發展,若不對外開放,部分金融及資訊科技公司因防疫措施過於嚴謹,已選擇暫時撤出香港。

我也從事商業貿易,認同香港不可能無限期地封閉邊境,過去兩年的防疫措施,的確令到企業貿易受到阻礙,甚至是停擺。

商界付出的代價,的確是痛苦的,但與生命的代價相比,很難讓我們還有其它選擇。

由於香港一直沒有做全民檢測,到底感染了多少人只是靠數學模型在估算,這些資料可作參考,而不能作為政策的結論。

在當前仍處於疫情高位平行時,我們與其呼籲開放,不如大家聚焦如何將疫苗接種率提高到99%,特別是易感人群,要有更大的力度加強疫苗接種,將錯過了的黃金接種期,重新追上。

與此同時,中央支援香港9億元價值的物資,陸續分批到達,僅由一兩個抗疫“連線”、“聯盟”,人手遠遠不足,政府應將自身的機器發動起來,通過民政事務網路,直接派發抗疫醫療物資包,將中央的溫暖入屋、入民心。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終於傳來好消息。

據梁萬年專家講,疫情指數式快速上升的勢頭基本得到遏制,正進入或正逼近高位平台期。換句話說,疫情拐點可期。

高手就是高手。

中央援港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到港幾天,就給香港抗疫斷症,指出最重要的階段性目標是“三減”,即“減少死亡、減少重症、減少感染”。

圍繞“三重”,即重點人群、重點機構、重點區域,要採取更加精準和有力的措施,提高措施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抗疫,是“壓倒一切”的任務,逼使特區政府放棄循規蹈矩,打破以往慣例,在分流分層診療方面,不再強調分區聯網的醫療體系,拿出伊利沙伯醫院這間綜合性、高水準醫院,專門收治新冠重症患者,極大提升香港的救治水準,對降低病死率將起到積極作用。

抓住老年人這一最關鍵的優先人群,把救治他們作為突出任務。

宣佈了對老年感染者提供更多隔離設施、對安老院工作人員進行閉環管理、加快推進老年人疫苗接種等系列措施,並公佈了相應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分析梁萬年開出的整套救治方案,其核心是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救人放在首位,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是半山的富豪還是蝸居的小民,都不能放棄。

梁還有一句經典,抗疫“不能好像踩着西瓜皮,遛到哪裡是哪裡”。如果疫情拐點可期,打救經濟殘局不妨借用梁萬年的抗疫思路。

香港經受了“黑暴”風波和疫情打擊,折騰三年元氣大傷,加上持續兩年的禁人流、禁堂食、禁通關等等,許多行業已不勝負荷。

去年倒下一批弱小企業,今年可能還會再倒下一批中型企業,這對香港的經濟是致命打擊。

圖源:新華網

圖源:新華網

大家都說,香港經濟已呈現了岌岌可危的表像,恐怕也會重蹈安老院的高“死亡率”。

梁萬年提出“三減少”的救治模式,那麼經濟上的“三減少”是什麼?就是首要“減少企業倒閉”、“減少裁員失業”、“減少負資產比率”。

解決當前困局應如同抗疫戰,如果中小企活不下去,誰來撐住香港的市場?

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公佈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針對疫情以來為了切斷病毒傳播鏈,許多表列場所如食肆、酒吧、健身中心、美容院、髮型屋等,經營都受到限制以至禁止營業,相關行業手停口停的同時,期間還須不斷“納空租”,而香港租金之高昂乃眾所周知。

為此,陳茂波特別破例提出“暫緩業主追租”計畫。

這是最具新意而破格的一招,透過盡速立法禁止業主對指定行業的租戶終止租約或採取法律行動等,為期三個月。

此政策無疑可解租戶燃眉之急,至少可避免龐大結業潮及裁員潮的出現。

但有反對者指,這項政策破壞香港的合約精神,有違商業原則和自由市場;更有人認為,不能因同情而失去慣有的行為準則。

這些話不完全沒有道理,尤其在太平盛世時,往往是金科玉律。但現實很骨感,整個大環境包括香港內外,都陷入經濟低迷,需要有突破性之舉。

第一,經濟發展第一要素首先是人。

當老百姓生活已經嚴重受到影響,失業、倒閉潮正在湧來,如果還是“躺平”,不採取特殊措施,扶持特殊困難行業讓他們挺過去,不但市民沒有了生活,市場也沒有了價值,經濟還可以持續嗎?

第二,金融體系是體系,社會體系也是體系!

就業是穩住社會的關鍵之一。穩住就業、穩住中小企,就是穩住香港的根本。

工商小企業體量雖小,他們一頭連著眾多人的生計,一頭連著大眾的消費,如果沒有小微企業打通微細血管,那大中企業甚至大地產商也就動不起來。

第三,任何政策都有被濫用的可能,不應因存在一些問題而斬腳趾避沙蟲。

關鍵是大膽推出非常之舉的同時,具體細節也做到趨利避害。財政司長已提出了種種配套安排,濫用情況將降至最低。

尤其要考慮到,疫下不少經營者已經水深火熱,政策可發揮的救急扶危正面效果,必然大於負面作用。

第四,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要難。

疫下利民紓困措施,一定程度上體現財富再分配,對受累疫情而瀕臨生死邊緣的租戶,必然是政府的援助物件。

反之較有條件的地產商、大業主有較強承受力,多承擔社會責任、少賺一點利潤,讓市民和市場一起渡過目下難關,繼而從長遠宏觀層面收窄貧富差距,可令香港體社會更加和諧、更加公平公義。

全國“兩會”剛剛結束,我在會上被很多內地同胞問得最多的問題是,香港這些年怎麼啦,疫情可以控制嗎?經濟還可回復當年嗎?

這些問題,不但內地同胞關心,也是中央領導關注的議題。

正如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所說,希望特區政府團結帶領香港各界人士繼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鞏固好、提升好香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三大中心地位,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但願,疫情海嘯過後,香港的三大中心地位還能站立。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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