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衛生防護中心3月20日下午公佈，目前為止，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計超103萬人感染，5683例死亡，整體病死率0.55%。
這些數字有點冰冷，卻反映了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中，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沉痛之後，怎麼辦？
這兩天政府的記者會、醫療專家不斷發聲，各種解讀和信息很多，卻讓我們感到混亂。
不是聽不懂，而是到底香港一下步應該採取什麼抗疫策略？
特別是香港疫情仍然處於高位平行，形勢依然嚴峻，但一些雜音已經不絕於耳，由此香港出現了海灘人滿為患，商場街道也流動着抗疫疲態的人群。
第一，靠估的群體免疫會有代價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繁毅教授稱，本港有一半人曾確診新冠病毒，另一半人已完成疫苗接種，相信已出現群體免疫。
他建議，當確診數字回落，接種第二針的比率提高至九成，香港可逐步開放。這一說法讓市民有點喜出望外。
正在此時，世衛組織（WHO）卻有另一種分析。
該組織在分析亞洲和歐洲部分地區，為什麼會在上一周出現大規模新冠病毒病例激增，認為有3個主要原因。
一是Omicron是傳播性最強的新冠變種，
二是取消所有公共衛生防疫措施，
三是有鼓吹Omicron是最後一個受關注變體的假設信息。
受這三個原因的影響，與前一周相比，全球新增感染人數躍升了8%。
專家對專家，哪個判斷準確？
對於市民而言，面對現實最重要和必要，動員社會一切力量，按照中央專家組提出“三減少”的策略不變，無必要作那些未經科學證實的預測，干擾香港的抗疫大局，否則第五波未去，第六波又來，這個代價誰可承擔？
第二，錯過接種疫苗黃金期代價沉重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教授表示，在這一波疫情，香港死亡率高企的核心原因，是錯失了9個月的疫苗黃金接種期，老年人的接種率特別低，Omicron具更高的傳播力，在接種疫苗不足的老年人群引發重症危症，導致公共醫療服務崩潰。
客觀而言，Omicron病毒不是在香港首次發現，在這之前的一個多月，新加坡和英國快速攀升的疫情，已向各國和地區發出了預警，但香港沒有任何反應，更沒有做出最壞打算的預案，以至疫情擴散進入社區，醫療系統癱瘓，被迫改變策略，把抗疫焦點轉向為“減死亡、減重症、減感染”，目的是為加緊挽救生命。
簡言之，香港有遇上接種疫苗黃金期，但沒有抓住黃金期，鑄成了今天的代價。
世事沒有後悔藥。
香港是一個文明社會，為什麼對老年人的接種，無論是疫苗推廣、科學普及都遠遠不及其他地區，說到底還是一個抗疫策略和思路問題。
戰勝疫情，有兩個必要條件，
一是研發了特效藥，
二是建立了全社會的群體免疫。
在當前特效藥並未出現之時，接種疫苗就成為了首要條件。
我奇怪，這麼淺顯的道理，為什麼未能成為社會共識？
一是策略制定者缺乏基本的清晰思路，二是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出現了重大危機。儘管如此，社會還應尊重科學，儘量減低生命的代價。
第三，全民檢測付出巨大資源，代價是值得的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教授表示，香港是否應進行強制性全民檢測，取決於後勤工作是否已準備就緒及對密切接觸者追蹤能力是否能應對。
他認為如此大規模、昂貴的全民檢測，若在短期內引發了另一波疫情，勢將令過去兩年艱苦抗疫、極度抗疫疲勞的的市民大失所望。
袁教授此言提醒政府要完善好各項準備工作，不要全功盡棄，這是忠言逆耳，政府值得重視。
第五波最深刻的教訓，是完全沒有防疫預案，更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物資準備、人力準備，所以一擊即潰。
但無論如何困難，都不能回避全民檢測，這是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上海2000萬常住人口，遠比香港組織這項工作要困難，但上海採取了網格化強制性檢測，找出了幾百個無症狀感染者，做到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相信上海會比香港更快實現“動態清零”。
這是上海願意付出的社會代價，香港是否可以借鑒？
第四，如何看待香港“開放”限制的代價？
有商界朋友提出，希望政府放寬防疫，香港屬自由及外向型經濟，難以靠天然資源發展，若不對外開放，部分金融及資訊科技公司因防疫措施過於嚴謹，已選擇暫時撤出香港。
我也從事商業貿易，認同香港不可能無限期地封閉邊境，過去兩年的防疫措施，的確令到企業貿易受到阻礙，甚至是停擺。
商界付出的代價，的確是痛苦的，但與生命的代價相比，很難讓我們還有其它選擇。
由於香港一直沒有做全民檢測，到底感染了多少人只是靠數學模型在估算，這些資料可作參考，而不能作為政策的結論。
在當前仍處於疫情高位平行時，我們與其呼籲開放，不如大家聚焦如何將疫苗接種率提高到99%，特別是易感人群，要有更大的力度加強疫苗接種，將錯過了的黃金接種期，重新追上。
與此同時，中央支援香港9億元價值的物資，陸續分批到達，僅由一兩個抗疫“連線”、“聯盟”，人手遠遠不足，政府應將自身的機器發動起來，通過民政事務網路，直接派發抗疫醫療物資包，將中央的溫暖入屋、入民心。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力，中聯部原副部長 。
眾所周知，俄烏衝突的一個重要起因，是美國主導的北約組織及其軍事力量部署不斷尋求向東擴展，日益逼進俄羅斯邊界，俄感到自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脅，在與美國和北約多次溝通無效、提出就簽署歐洲長期安全保障條約進行談判遭到拒絕的情況下，在烏克蘭發生了直接的戰爭。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無論對俄羅斯，還是對北約，烏克蘭都是隔在雙方之間的最後一塊緩衝地。
戰爭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以俄羅斯為一方，以美國、北約和烏克蘭為事實另一方的交戰雙方依然沒有停戰的跡象。
這其中，始終在爭論而又沒有得到重視的根源性問題，就是北約是否應停止東擴以及如何實現整個歐洲的長期安全保障。
今年4月，正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75周年。7月將就此召開北約紀念峰會。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近日解密了關於俄羅斯與北約早期關係的幾份機密文件。
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1992年2月25日時任北約秘書長曼弗雷德•韋爾納（此前任西德國防部長）在莫斯科同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議長）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會談的速記稿。
北約秘書長韋爾納（右一）1992年2月25日在莫斯科同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左一）會見時的照片
俄羅斯媒體對此作了廣泛報導和評論。
根據速記稿記載，韋爾納在會談時對哈斯布拉托夫說：“我們希望建立一個能在從烏拉爾到大西洋這一新的安全環境下生活的歐洲。這個統一的歐洲大西洋共同體，靠三個支柱來支撐。第一個支柱是赫爾辛基進程；第二個支柱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它將為我們共同體的堅實政治未來奠定基礎；第三個支柱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速記稿中的相關談話內容
韋爾納非常樂觀地描繪了北約這個支柱對俄羅斯所起的作用：“我們希望俄羅斯和獨聯體所有其他成員國都加入北大西洋合作委員會。據我所知，有些人對我們的意圖仍然表示懷疑。我要在這裡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需要穩定，需要促進和平的某種因素。我們不會干涉俄羅斯的內政，也不會干涉獨聯體其他主權成員國的內政。我們希望同前蘇聯的所有加盟共和國都建立最良好的關係。這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這樣我們就可以確保我們的關係得以長期穩定，我們都會因此而過得更好”。這位北約秘書長同時還強調，鑒於冷戰已經結束，他作為北約秘書長的主要任務，就是加強同俄羅斯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的聯繫。
作為回應，哈斯布拉托夫重申，“俄羅斯願同北約軍事集團開展合作，以消除各種威脅，包括世界在前蘇聯各地可能面臨的核威脅”。“我們接手了很多問題，包括國內問題，也包括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內部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個擁有年輕民主的俄羅斯不會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
蘇聯解體前夕，為緩解歐洲緊張局勢，美歐等國家領導人和蘇聯領導人就兩個德國統一問題，實際是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併入西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問題，進行了多次談判和磋商。
美國要求蘇聯分步撤出部署在東德領土上的蘇聯軍隊，提出東德作為統一後的德國的一部分，自然成為北約的成員。北約軍隊將取代蘇聯軍隊駐紮東德。作為交換，美德法等國領導人多次向戈爾巴喬夫承諾，北約在兩德實現統一之後不再向東擴張，哪怕是“一英寸”。
根據這一共識，1990年9月12日，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西德和東德領導人在莫斯科簽署了《關於最終解決德國問題的條約》。根據條約，俄羅斯於1994年全部撤出了部署在東德的軍隊，北約軍隊隨後進駐。
我們來看美國時任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是如何就北約未來是否東擴問題作出表態的。
1990年2月9日，貝克到莫斯科會見戈爾巴喬夫。在談到統一後的德國同北約的關係時，貝克說，“我們明白，無論蘇聯，還是其他歐洲國家，都需要獲得這樣的擔保：如果美國在北約的框架內繼續維持在德國的存在，那麼北約的轄區和軍事存在的範圍就絕對不可以向東擴張。我們認為，在2+4機制框架內開展的磋商和討論，應該就德國統一不會導致北約這一軍事組織向東擴展作出承諾”。
戈爾巴喬夫回答，“我們總體上贊成這樣的思路”。接下來，貝克又從另一個角度表示，有兩種可能，不知蘇聯方面更傾向於哪一種。“一是德國不加入北約，完全獨立，而且沒有美國軍隊駐紮。二是可以同北約保持聯繫，但要保證北約的管轄範圍和軍隊不會從現有界線向東擴張”。
戈爾巴喬夫答：“這些我們都會考慮。我們希望在領導層面深入討論所有這些問題。當然，北約範圍擴大顯然是不可接受的”。貝克即刻回應，“這一點我們同意”。（《戈爾巴喬夫與德國問題》，當代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279、282頁；《戈爾巴喬夫全集》第18卷，2011年俄文版，第269、617頁）
而在此前幾小時貝克同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會談期間，貝克表達得更加直接了當：“毫無疑問，北約的管轄範圍和軍隊不會向東推進，應該成為鐵一般的保證”。再看德國當時的態度。1990年2月1日，德國外長根舍在美國駐波恩使館舉行的會議上明確表示，“東歐的變化和德國統一進程不應損害蘇聯的安全利益。因此，北約必須排除向東擴張其領土，即使其接近蘇聯邊界的情況發生”。這在當時被稱之為解決未來德國與北約關係的“根舍公式”。
1990年2月10日，德國總理科爾訪問莫斯科，同戈爾巴喬夫舉行一對一會談。科爾說，“我們認為，北約不應擴大自己的覆蓋範圍。這裡要找到理性的解決方案。我對蘇聯的利益有準確的認識”。（《戈爾巴喬夫與德國問題》，當代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288頁）
法國也作了明確表態。1990年2月25日，法國總統密特朗在同戈爾巴喬夫會見時表示，“無論如何，北約的前沿戰線（法國不參與其防禦），不應當推進到未來統一了的德國的東部地區”。
遺憾的是，蘇美（俄美）雙方當時沒有就此共識簽署任何文件，就是說，共識只是口頭上的，沒有落實到文字，更沒有法律效力。
前面提到的《最終解決德國問題的條約》裡也沒有這方面的條款。從現有掌握的檔案材料看，戈爾巴喬夫當時並未要求將美歐領導人所作的承諾落實到文字上，哪怕是備忘錄，更不要說有法律效力的條約類文件。
這不能不說是外交史上一個沉痛的教訓。
沒有幾年時間，美國的調子變了，不承認了。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據理力爭，但空口無憑，明顯吃了啞巴虧。
隨著一些中東歐國家陸續入約，俄倍感西部安全環境處於被動不利狀態。普京2000年執政後，不止一次提起西方對北約組織不再擴大所作的承諾，批評北約試圖將俄羅斯拖入新的對抗，要求美歐停止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設施裝備到已經加入北約的中東歐國家。
2017年，普京接受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的訪談時，曾指責戈爾巴喬夫沒有要求簽署關於北約不擴張的書面協議。但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一切都已於事無補。
可以再簡單回顧一下美國和北約的調門是如何變化的。
2014年4月，北約一位發言人公開說，“俄羅斯官方人士斷言，美國和德國的官方代表1990年曾承諾不會把北約組織擴大到中歐和東歐，不會在俄羅斯邊界附近建造軍事基礎設施，也不會在那裡部署駐軍。我要說的是，從未有過這樣的承諾；也無法核實俄羅斯是否發表過這樣的聲明”。
2021年12月，在美國國務院的吹風會上，有記者再次提出，貝克曾在1990年親口向戈爾巴喬夫承諾北約不會再搞東擴，請問是否有過這樣的說法。
發言人內德•普萊斯回答，“像前幾屆政府一樣，我們多次明確表示，北約的大門是敞開的，我們致力於在布加勒斯特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當相關國家準備好並能夠履行相關承諾時，北約仍然是這些有抱負國家的選擇。他們可以並願意為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安全作出貢獻”。
普萊斯還表示，“任何人都無權對北約作出的決定擁有否決權。烏克蘭有權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況下，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和路線。這是美國在世界各地捍衛和推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2022年2月20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在俄與北約關係最緊張的時刻，在德國ARD電視頻道就當年2月18日《明鏡週刊》披露的一份檔案材料（其中記錄了美英法德四國外長1991年3月6日在波恩達成的似向蘇聯作出承諾的共識，即北約不再從德國東部繼續向東擴張，東歐國家加入北約不可接受）發表評論，稱“北約沒有違背不向東擴張的承諾，因為壓根就不存在北約不再東擴這樣一個協定。沒有！北約的決策是30個成員國共同作出的。說北約國家已經商定放棄北大西洋公約裡規定的東西，這樣的決定在哪兒都不存在”。
隨著時間的推移，北約依舊不斷向東擴展，致使1999年以來的入約國數量增加了一倍，發展成為擁有32個成員國的龐大的軍事政治同盟，大大縮小了對俄羅斯的合圍之勢。俄羅斯感到自己的安全環境在不斷惡化。
2021年12月，俄羅斯為確保自身安全利益不受侵犯，從底線出發，多次建議美國和北約儘快與俄就未來歐洲長期安全保障問題簽署正式文件，以解決俄面臨的最大威脅，主要包括不吸收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加入北約，北約不再進一步東擴，北約將其駐軍退回到1997年東擴前的防線以內等內容。
但這一建議遭到美國和北約方面的拒絕。
對於本文前面所提的會談速記稿，俄羅斯中央副主席諾維科夫指出，沃爾納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對話有力駁斥了西方關於“沒有向任何人就北約東擴問題承諾過任何事情、也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的說法是多麼荒謬。
事實證明，它被記錄下來了，並成為當前開展社會政治辯論的有力依據。
還有評論指出，美國政客對全世界撒謊是習慣性的。他們對自己的選民，對美國的盟友，甚至對全世界，都在不斷地撒謊。
比如，美國說蘇聯在戰勝納粹德國方面的發揮的作用竟然是“微乎其微”的；美國當初在對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問題上就是睜眼說瞎話；美國對北溪燃氣管道是誰策劃組織爆炸的更是極盡推託之勢。
1990年，美國高官多次在正式場合承諾不會將北約向東擴張到中歐和東歐，但現在他們竟然是一臉無辜的樣子，厚顏無恥地否認原來說過的一切，真是可恥可悲到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