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共存”既是主義之爭，也是問題之爭

經過三個月的苦戰，香港疫情終出現每日下降態勢，但死亡率依然下降較慢，累計已經7039例，死亡率為0.63%，佔感染率6.0%，比率與西方國家接近。

新感染人數逐日下降 圖源：香港特區政府網站

香港的抗疫成績表已經一目了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與內地和台灣比明顯不足，即使與表面抗疫策略相似的新加坡比，也拉開了差距。

若與韓國、日本的抗疫差生比，尚且還有一絲安慰。

上周，特區政府宣佈將適度放寬社交限制，暫緩全民檢測，撤銷英、美等九個國家“禁飛令”，縮短抵港香港居民在酒店檢疫日數至最少七天。

港大醫學院長梁卓偉提出本港應儘快討論未來應對疫情路向，包括是繼續“動態清零”或是“走向風土病”。

特首回應稱，“現在不是兩條路線之爭”；行會召集人更指，海外不少國家已取消檢疫安排，過去數月很多主要從事亞太區業務的跨國企業已搬離香港，遷至杜拜、新加坡等地。

似乎放棄“清零”有現實需要。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是否“兩條路線之爭”，這是很值得討論的。

我想起，一百多年前，李大釗先生與胡適辯論指出“主義”與“問題”，有不能分離的關係。

1920年3月14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左二）等人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

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着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為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

顯然，我們討論抗疫策略，既有“主義”之爭，也應以“問題”導向，尋找解決的共識和辦法。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內地，都視作是不同抗疫策略，有些海外輿論更視作是東西方國家的制度之爭。

香港的抗疫策略很難回避“清零”還是“共存”的現實問題，選擇前者，是與內地通關為目標；選擇後者，則是與西方國家同步開放。

香港不可能成為孤島，只是大門先向誰開？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堅持“動態清零”，是把主義與“問題”結合起來。

他指自疫情兩年前發生後，政府總共動用的資金是6000多億元，是一個很大的數，佔香港生產總值超過20%，強調非常時期用非常的手段，無可厚非。

今年經濟增長預計是2%至3.5%，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放在3%，如果不能成功遏制疫情、達不到“動態清零”及保持平衡，就難以跟內地恢復通關，對香港經濟影響更大。

對於外資擔心疫情影響營商環境，陳茂波表示外商到港做生意，除了香港，更重要是內地市場，尤其是大灣區市場，如果香港管控好疫情，實現“動態清零”，跟內地通關，外商就可走進整個內地市場，這才是吸引力之處。

此番話，指出了香港為什麼要“清零”的關鍵點。

我們暫且放下“主義”之爭，反觀新加坡是如何選擇與“病毒共存”的。

新加坡抗疫防護

首先，新加坡走的是嚴謹的“共存”之路，他們一直小心翼翼，分三階段摸索而行：

• 第一階段因為疫苗、有效藥還未問世，該國採取了果斷的封城做法，堅持病例清零；
• 第二階段是新冠疫苗研發成功，新加坡是全世界最早積極開展全民疫苗接種的國家之一。到2022年3月，人口中兩劑疫苗接種率超過92%，接種第三劑的達71%，其中60歲以上老人完成兩劑比例高達95%。 這也為新加坡從“清零”轉向“共存”奠定了堅實基礎。
• 第三階段是新加坡為全世界最早引入抗原快速檢測的國家之一，民眾可以在市面上自行購買抗原快速檢測套盒在家檢測，使醫院實現分類、分層治療，較早開啟了輕症在家隔離模式，有效阻斷病毒擴散，減輕醫療負擔和社會成本。

這三個階段是新加坡對自身抗疫策略不斷調整，有了這樣的基礎，才有今天“共存”的條件，與西方國家因“抗疫失敗”而“共存”，是本質上的不同。

其次，新加坡政府組織力強、行事有度、谷針有成，這是該國最終能殺出一條血路的關鍵。

該國緊盯重症死亡的防治，雖然近期單日新增感染人數與香港相近，同為萬多人，可是每百萬人死亡率約為200人，僅及香港的四分之一，最近每日平均只有10人左右染疫亡，數字更是香港的二十分之一。

可見，新加坡的“共存”並非“躺平”，而是精准、有效，與內地專家梁萬年來港提出“三減”方案，同出一轍。

第三，新加坡以世界經濟體系為自身的生存發展保障。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封閉一年後其GDP下滑 5.4%，嚴重打擊該國的金融和貿易，迫使他們必須緊貼歐美開放步伐。

新加坡不如香港有強大的內地作靠山，在世界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產業鏈、銷售鏈一旦中斷，其經濟上的孤立無援，可想而知。

兩地比較，香港和新加坡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不同，背後的支撐力量也不同，而該國的“共存”策略是分階段實現的。

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最重要的信念是我們離不開內地的經濟支撐，這是香港發展的動力來源。

談“主義”、談“問題”太學術，現在最需要想清楚的是，香港要怎樣的疫後重生，而不是“溜西瓜皮”走哪算哪，更不要將一堆爛攤子移交下屆政府。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基昇金董事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八屆立法會選舉即將於12月7日舉行。近日的香港街頭旗海飄揚，參選人走街串巷，用心落力地吸納意見、辯論政綱。

香港立法會選舉正逢國家制定「十五五」規劃，要求香港如何謀劃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道大題，這不但是政府必須面對的發展課題，也是立法會參選人同樣要向選民作出回應的必選題。

從這個層面來看，本次選舉不僅是為香港特區的良政善治選賢任能，更關乎香港未來五年能否在國家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鞏固優勢、開創局面。

在當前的治理體系中，立法會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構，肩負著制定修改法律、審批財政預算等重要職責，是香港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七屆立法會在堅守行政主導的原則下，審議通過法案約130條，較上一屆立法會同期增加60%。妥善處理了「三隧分流」、撤銷強積金「對沖」、規管網約車等積存多年的難題，同時亦通過了許多著眼於提升香港競爭力的政策措施。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是本屆立法會與特區政府共同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履行延擱了超過26年的憲制責任。用實際成績詮釋了「國家所盼、民意所呼、立會所應」。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本屆立法會取得的這些成績，充分說明瞭四年前完善選舉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確性。

在立法會與本港社會、特區政府相互信任配合的良性局面中，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站了出來，共同營造出今年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的熱烈氛圍。本次選舉不僅參選人數更多、來源更廣、聲音和意見也更多元。

選舉委員會界別共有50人競爭40個議席。50名候選人中，有24名是現屆議員，其他26名新人則是各界代表性人物。

功能界別選舉呈現出新景象，在28個界別中，13個界別全由新人參選，打破了功能界別變動較少的傳統。

地方選區方面，10個選區51人競逐20個席位，較上屆大增約45%，每區平均有5至6人競逐2個議席。

參選人們來自不同界別、團體，代表了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行業，是香港多元社會的縮影。就算是新人，也多是長期紮根社區，有經驗有實績的地區工作人士。

隨著提名期結束，三大界別共有161人競逐90個議席，正在舉辦的39場選舉論壇及各類見面會，可謂席席有競爭、場場有亮點。

同時，參選人落街與選民介紹政綱，讓市民直接瞭解參選人的理念和能力，可以從多中選優，優中選能。

這次選舉最值得肯定的是，沒有一個候選人能夠「自動當選」或「躺贏」，取而代之的是個個無把握，人人有機會的開放性格局。這種不確定性實際上增強了選民的話語權，讓每一張選票都能真正反映選民意志、影響選舉結果。

從政治對立到理性競爭，這條路香港社會走得並不容易。

每逢選舉時刻，我們不妨重讀《〈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回顧香港民主發展的不平凡之路，深刻理解中央的原則立場。

在過去香港的選舉生態裡，競爭性主要體現在政治陣營的對立之上。支持者出來投票，往往是由於政治對抗所驅動。

新選制下，政治光譜上因對立而造成惡性與無序的競爭不復存在，卻並未削弱選舉的競爭力半分。相反，候選人之間的競爭由過去政治光譜、政治立場的二元對立，轉變成專業能力、政綱、形象上的良性競爭，這是香港高質量民主發展的體現。

香港社會需要的民主從不是「時尚秀」，而是需要能夠切實解決選民面對的現實問題的，一種利於社會發展、幫助業界、充滿秩序感的「管用民主」。

正如選舉事務處公佈的口號——「投入選舉，共創未來」。

投票既是公民權利，亦是社會責任。每一位選民的參與，都關係到香港的未來發展和市民的切身利益。

衷心希望廣大選民積極參與選舉，用選票選出那些有心有力為香港未來發展作出貢獻的議員，為建設一個更加繁榮、穩定、和諧的家園而共同努力！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