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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共存”既是主義之爭,也是問題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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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共存”既是主義之爭,也是問題之爭

2022年03月28日 14:19 最後更新:14:24

經過三個月的苦戰,香港疫情終出現每日下降態勢,但死亡率依然下降較慢,累計已經7039例,死亡率為0.63%,佔感染率6.0%,比率與西方國家接近。

新感染人數逐日下降 圖源:香港特區政府網站

新感染人數逐日下降 圖源:香港特區政府網站

香港的抗疫成績表已經一目了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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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染人數逐日下降 圖源:香港特區政府網站

新感染人數逐日下降 圖源:香港特區政府網站

1920年3月14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左二)等人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1920年3月14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左二)等人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新加坡抗疫防護

新加坡抗疫防護

與內地和台灣比明顯不足,即使與表面抗疫策略相似的新加坡比,也拉開了差距。

若與韓國、日本的抗疫差生比,尚且還有一絲安慰。

上周,特區政府宣佈將適度放寬社交限制,暫緩全民檢測,撤銷英、美等九個國家“禁飛令”,縮短抵港香港居民在酒店檢疫日數至最少七天。

港大醫學院長梁卓偉提出本港應儘快討論未來應對疫情路向,包括是繼續“動態清零”或是“走向風土病”。

特首回應稱,“現在不是兩條路線之爭”;行會召集人更指,海外不少國家已取消檢疫安排,過去數月很多主要從事亞太區業務的跨國企業已搬離香港,遷至杜拜、新加坡等地。

似乎放棄“清零”有現實需要。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是否“兩條路線之爭”,這是很值得討論的。

我想起,一百多年前,李大釗先生與胡適辯論指出“主義”與“問題”,有不能分離的關係。

1920年3月14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左二)等人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1920年3月14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左二)等人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

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着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為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

顯然,我們討論抗疫策略,既有“主義”之爭,也應以“問題”導向,尋找解決的共識和辦法。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內地,都視作是不同抗疫策略,有些海外輿論更視作是東西方國家的制度之爭。

香港的抗疫策略很難回避“清零”還是“共存”的現實問題,選擇前者,是與內地通關為目標;選擇後者,則是與西方國家同步開放。

香港不可能成為孤島,只是大門先向誰開?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堅持“動態清零”,是把主義與“問題”結合起來。

他指自疫情兩年前發生後,政府總共動用的資金是6000多億元,是一個很大的數,佔香港生產總值超過20%,強調非常時期用非常的手段,無可厚非。

今年經濟增長預計是2%至3.5%,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放在3%,如果不能成功遏制疫情、達不到“動態清零”及保持平衡,就難以跟內地恢復通關,對香港經濟影響更大。

對於外資擔心疫情影響營商環境,陳茂波表示外商到港做生意,除了香港,更重要是內地市場,尤其是大灣區市場,如果香港管控好疫情,實現“動態清零”,跟內地通關,外商就可走進整個內地市場,這才是吸引力之處。

此番話,指出了香港為什麼要“清零”的關鍵點。

我們暫且放下“主義”之爭,反觀新加坡是如何選擇與“病毒共存”的。

新加坡抗疫防護

新加坡抗疫防護

首先,新加坡走的是嚴謹的“共存”之路,他們一直小心翼翼,分三階段摸索而行:

  • 第一階段因為疫苗、有效藥還未問世,該國採取了果斷的封城做法,堅持病例清零;
  • 第二階段是新冠疫苗研發成功,新加坡是全世界最早積極開展全民疫苗接種的國家之一。到2022年3月,人口中兩劑疫苗接種率超過92%,接種第三劑的達71%,其中60歲以上老人完成兩劑比例高達95%。 這也為新加坡從“清零”轉向“共存”奠定了堅實基礎。
  • 第三階段是新加坡為全世界最早引入抗原快速檢測的國家之一,民眾可以在市面上自行購買抗原快速檢測套盒在家檢測,使醫院實現分類、分層治療,較早開啟了輕症在家隔離模式,有效阻斷病毒擴散,減輕醫療負擔和社會成本。

這三個階段是新加坡對自身抗疫策略不斷調整,有了這樣的基礎,才有今天“共存”的條件,與西方國家因“抗疫失敗”而“共存”,是本質上的不同。

其次,新加坡政府組織力強、行事有度、谷針有成,這是該國最終能殺出一條血路的關鍵。

該國緊盯重症死亡的防治,雖然近期單日新增感染人數與香港相近,同為萬多人,可是每百萬人死亡率約為200人,僅及香港的四分之一,最近每日平均只有10人左右染疫亡,數字更是香港的二十分之一。

可見,新加坡的“共存”並非“躺平”,而是精准、有效,與內地專家梁萬年來港提出“三減”方案,同出一轍。

第三,新加坡以世界經濟體系為自身的生存發展保障。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封閉一年後其GDP下滑 5.4%,嚴重打擊該國的金融和貿易,迫使他們必須緊貼歐美開放步伐。

新加坡不如香港有強大的內地作靠山,在世界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產業鏈、銷售鏈一旦中斷,其經濟上的孤立無援,可想而知。

兩地比較,香港和新加坡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不同,背後的支撐力量也不同,而該國的“共存”策略是分階段實現的。

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最重要的信念是我們離不開內地的經濟支撐,這是香港發展的動力來源。

談“主義”、談“問題”太學術,現在最需要想清楚的是,香港要怎樣的疫後重生,而不是“溜西瓜皮”走哪算哪,更不要將一堆爛攤子移交下屆政府。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基昇金董事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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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卓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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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旅遊火起來了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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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是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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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是整容。

土耳其以植發聞名全球,其植發成功率高達95%,費用比歐洲便宜2/3,在伊斯坦布爾街頭,那些頭上纏著紗布、三五成群的壯漢遊客,90%來自英國,其中不乏球星。這個價格甚至包含吃喝玩樂一條龍服務,包機票接送。官方的“醫療旅遊”快捷通道使簽證縮短至30分鐘。每年,土耳其的植發產業為旅遊業帶來超20億美元的收入。

第四類是康養。

地處中俄朝三國邊境的吉林省琿春市,即使俄烏戰事未停,每天有80多名俄羅斯遊客全家出行,享受當地設施和翻譯齊全的“中醫+康養+度假”套餐服務,體驗針灸、推拿等中醫中藥傳統文化,邊康養邊度假。

香港有醫療旅遊的優勢

香港中醫院終於落成問世,國家衛健委領導親到香港出席“旗艦領航.聯通世界”啟動儀式,顯示對香港的中醫中藥走向海外,並發揮引領作用寄予期望。

客觀而言,通過發展醫療旅遊是一個好的介面。

據普華永道發佈的《2024-2029年醫療旅遊產業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分析報告》顯示,在健康中國戰略和消費升級的雙重推動下,中國醫療旅遊市場規模預計將在2029年突破3000億元。這個預測不可忽視。

香港醫療水準在全球名列前茅,新藥引進快,先進技術應用領先。公立和私立醫院均與國際標準接軌,醫生有國際認可資歷。監管體系健全,保障患者權益。因而,香港的醫療對周邊一些國家或地區的中產人士甚有吸引力。

香港作為灣區城市,可透過優質公用服務如教育及醫療產業化創造職位,例如在北都發展私立醫院和酒店,推動醫療經濟,為全球旅客呈現香港醫療旅遊的便利。

香港向來是外向型經濟,醫療旅遊首選應該面向亞洲。

一方面,亞洲各國對優質醫療需求不斷增加,另外美加等發達國家醫療費用持續上升,促使當地居民尤其是華人轉向亞洲尋求收費可負擔的醫療服務。

另一方面,香港的醫院和診所積極投資尖端醫療技術和基礎設施,醫生不少曾在海外進修或執業,讓歐美居民對在香港進行同類醫療或康健更有信任、更易銜接。

亞洲的醫療旅遊都在打差異化競爭。

新加坡主打複雜醫療程式的高端醫療旅遊;泰國以成本競爭力的醫療服務見稱;馬來西亞著重發展“穆斯林友善”的醫療旅遊;南韓在整形外科和皮膚科建立了獨特的市場。可見,在醫療旅遊競爭中,香港不能錯過機遇。

如果擔心爭奪醫療資源,可以考慮與大灣區醫療群合作,因為內地一方面臨床醫學生高度集中於大城市,人才有過剩的現實,一個臨床崗位能引來幾百個碩士、博士的競爭;另一方面,香港私營醫院比較靈活,可以擔當先行先試的角色。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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