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共存”既是主義之爭，也是問題之爭

經過三個月的苦戰，香港疫情終出現每日下降態勢，但死亡率依然下降較慢，累計已經7039例，死亡率為0.63%，佔感染率6.0%，比率與西方國家接近。

新感染人數逐日下降 圖源：香港特區政府網站

香港的抗疫成績表已經一目了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與內地和台灣比明顯不足，即使與表面抗疫策略相似的新加坡比，也拉開了差距。

若與韓國、日本的抗疫差生比，尚且還有一絲安慰。

上周，特區政府宣佈將適度放寬社交限制，暫緩全民檢測，撤銷英、美等九個國家“禁飛令”，縮短抵港香港居民在酒店檢疫日數至最少七天。

港大醫學院長梁卓偉提出本港應儘快討論未來應對疫情路向，包括是繼續“動態清零”或是“走向風土病”。

特首回應稱，“現在不是兩條路線之爭”；行會召集人更指，海外不少國家已取消檢疫安排，過去數月很多主要從事亞太區業務的跨國企業已搬離香港，遷至杜拜、新加坡等地。

似乎放棄“清零”有現實需要。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是否“兩條路線之爭”，這是很值得討論的。

我想起，一百多年前，李大釗先生與胡適辯論指出“主義”與“問題”，有不能分離的關係。

1920年3月14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左二）等人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

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着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為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

顯然，我們討論抗疫策略，既有“主義”之爭，也應以“問題”導向，尋找解決的共識和辦法。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內地，都視作是不同抗疫策略，有些海外輿論更視作是東西方國家的制度之爭。

香港的抗疫策略很難回避“清零”還是“共存”的現實問題，選擇前者，是與內地通關為目標；選擇後者，則是與西方國家同步開放。

香港不可能成為孤島，只是大門先向誰開？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堅持“動態清零”，是把主義與“問題”結合起來。

他指自疫情兩年前發生後，政府總共動用的資金是6000多億元，是一個很大的數，佔香港生產總值超過20%，強調非常時期用非常的手段，無可厚非。

今年經濟增長預計是2%至3.5%，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放在3%，如果不能成功遏制疫情、達不到“動態清零”及保持平衡，就難以跟內地恢復通關，對香港經濟影響更大。

對於外資擔心疫情影響營商環境，陳茂波表示外商到港做生意，除了香港，更重要是內地市場，尤其是大灣區市場，如果香港管控好疫情，實現“動態清零”，跟內地通關，外商就可走進整個內地市場，這才是吸引力之處。

此番話，指出了香港為什麼要“清零”的關鍵點。

我們暫且放下“主義”之爭，反觀新加坡是如何選擇與“病毒共存”的。

新加坡抗疫防護

首先，新加坡走的是嚴謹的“共存”之路，他們一直小心翼翼，分三階段摸索而行：

• 第一階段因為疫苗、有效藥還未問世，該國採取了果斷的封城做法，堅持病例清零；
• 第二階段是新冠疫苗研發成功，新加坡是全世界最早積極開展全民疫苗接種的國家之一。到2022年3月，人口中兩劑疫苗接種率超過92%，接種第三劑的達71%，其中60歲以上老人完成兩劑比例高達95%。 這也為新加坡從“清零”轉向“共存”奠定了堅實基礎。
• 第三階段是新加坡為全世界最早引入抗原快速檢測的國家之一，民眾可以在市面上自行購買抗原快速檢測套盒在家檢測，使醫院實現分類、分層治療，較早開啟了輕症在家隔離模式，有效阻斷病毒擴散，減輕醫療負擔和社會成本。

這三個階段是新加坡對自身抗疫策略不斷調整，有了這樣的基礎，才有今天“共存”的條件，與西方國家因“抗疫失敗”而“共存”，是本質上的不同。

其次，新加坡政府組織力強、行事有度、谷針有成，這是該國最終能殺出一條血路的關鍵。

該國緊盯重症死亡的防治，雖然近期單日新增感染人數與香港相近，同為萬多人，可是每百萬人死亡率約為200人，僅及香港的四分之一，最近每日平均只有10人左右染疫亡，數字更是香港的二十分之一。

可見，新加坡的“共存”並非“躺平”，而是精准、有效，與內地專家梁萬年來港提出“三減”方案，同出一轍。

第三，新加坡以世界經濟體系為自身的生存發展保障。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封閉一年後其GDP下滑 5.4%，嚴重打擊該國的金融和貿易，迫使他們必須緊貼歐美開放步伐。

新加坡不如香港有強大的內地作靠山，在世界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產業鏈、銷售鏈一旦中斷，其經濟上的孤立無援，可想而知。

兩地比較，香港和新加坡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不同，背後的支撐力量也不同，而該國的“共存”策略是分階段實現的。

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最重要的信念是我們離不開內地的經濟支撐，這是香港發展的動力來源。

談“主義”、談“問題”太學術，現在最需要想清楚的是，香港要怎樣的疫後重生，而不是“溜西瓜皮”走哪算哪，更不要將一堆爛攤子移交下屆政府。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基昇金董事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香港第八屆立法會選舉（12月7日）已順利、安全、平穩完成，看見當選人互相祝賀的同時，我們作為全程助選的合作夥伴，同樣感到欣慰。因為大家對新一屆立法會是寄予希望的，也期待年輕的議員進入議會，給議會帶來新的政治風貌，不負眾望，承前啟後，按照基本法賦予的職責，交出一份認真履職的答卷。

不能辜負市民的期望

事非經過不知難。這次選舉投票率雖然略高於上屆，但成績來之不易。

在選舉日前夕，香港不幸突發了宏福苑火災，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各界，無不為此感到傷痛，大家自覺放下選情，全力投入救災中。

在此情形下，全港地方選區的投票率31.9%，較上一屆2021年立法會選舉的30.2%有所提升；在功能界別與選舉委員會界別，同樣展現了高參與度，商界（第三）和科技創新界實現了100%投票率。

這些投票率不是空泛的數字。

我們看到當區受影響的市民，懷揣著失去親人、近鄰的悲痛走出來投票，他們不但是為受災的社區投票，更是為香港要有更安全、更宜居的未來投票，既展現出香港市民高度的責任感，也表現出對建制的極大信任，實在令人動容。

此外，愛國愛港這支基本力量，無論是遇到什麼困境，都能穩定支持愛國者參選，這既是過去長年紮根基層的工作積累，也是得益于這幾年大力推動愛國愛港教育，樹立正向價值觀而形成的社會氛圍。

可見，選民手中的選票，投出的不僅有對於“愛國者治港”下良政善治的信任與支持，更有對新一屆立法會的殷切期待。新當選的議員，絕不能辜負背著苦難去投票的那部分市民。

新議員從政要有心、有力

新一屆立法會當選者的構成有一定變化，平均年齡降至50.9歲，比現屆年輕了4.1歲，而通過地方直選產生的議員平均年齡為44.4歲，具有一定程度的年輕化與專業化，使議會更具活力和包容。

本屆90名當選者背景多元，涵蓋了眾多專業領域，有的是長期紮根社區、與民同喜同悲的地區人士；有的是以專業知識和能力，貢獻智慧和熱情；有的是多年縱橫商界，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推動者；有的是社福界的工作者，為社會不同群體發聲。

當選者都是懷著為市民服務的本心而來，在各種不同的論壇中，我聽到他們講了不少對時政的分析，對經濟發展的建議，對改善民生作出的承諾，尤其是在宏福苑發生火災後，每位參選人都表達了一定要對事件調查到底，在制度上堵塞漏洞，破除利益集團的藩籬，誓為災民討回公道！

這些承諾鏗鏘有力，但要實現承諾，需要當選者拿出決心來推動，拿出擔當來調查，拿出勇氣去問責，拿出愛心為民發聲，不要辜負市民的眼淚和聽者給予的掌聲。

香港基本法賦予立法會行使十項職權，如何履行好議員的職責，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形容，政府“最需要的改革夥伴，必然是立法會議員”。

新一屆立法會明年初召開首次會議，政府會提出首個議案，與議員商討如何照顧好災民，以及加快找出慘劇真相。社會各界會視此來檢驗議員是否兌現承諾，選民也會監察議員能否盡職盡責，如有怠政，下屆選舉必有後果。

因此，新一屆議員們需儘快進入角色，無論是代表功能界別，還是服務地方選區，都應經常性地深入街區巷陌、業界前線，瞭解企業、專業人士和普通市民的所思所盼、所憂所急。

立法會不僅是立法監督的機構，更是彙聚民智、疏解民困、凝聚共識的平台。
議員們需要將來自基層的鮮活訴求，通過理性務實的辯論，轉化為高品質的立法文件和合理的資源配置方案，配合特區政府施政為民、精准發力。

議員要助力香港長遠發展

不少新議員在當選接受媒體採訪時，都明確表達“當選不是終點，而是擔當治理責任的新起點。”選舉的成功舉行與新陣容，是一個令人鼓舞的開局，接下來是四年實實在在的履職成效。

國家“十五五”規劃明年開局，香港也需深化改革，推動經濟轉型、融入國家發展。

立法會作為特區管治架構重要一環，對於推動社會經濟改革肩負有重要角色。香港即將進入鞏固“由治及興”勢頭、融入和服務好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時期。

12月7日的選舉成果開了一個凝心聚力的好頭，誠摯期盼全體當選議員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以對歷史和香港負責的使命感，腳踏實地、勤勉工作，在推動發展、改善民生的實績中不斷積累，真正將選民參與選舉時所寄託的信任，轉化為看得見、摸得著的獲得感與幸福感，從而贏得全社會發自內心的、持久的好評。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