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共存”既是主義之爭，也是問題之爭

經過三個月的苦戰，香港疫情終出現每日下降態勢，但死亡率依然下降較慢，累計已經7039例，死亡率為0.63%，佔感染率6.0%，比率與西方國家接近。

新感染人數逐日下降 圖源：香港特區政府網站

香港的抗疫成績表已經一目了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與內地和台灣比明顯不足，即使與表面抗疫策略相似的新加坡比，也拉開了差距。

若與韓國、日本的抗疫差生比，尚且還有一絲安慰。

上周，特區政府宣佈將適度放寬社交限制，暫緩全民檢測，撤銷英、美等九個國家“禁飛令”，縮短抵港香港居民在酒店檢疫日數至最少七天。

港大醫學院長梁卓偉提出本港應儘快討論未來應對疫情路向，包括是繼續“動態清零”或是“走向風土病”。

特首回應稱，“現在不是兩條路線之爭”；行會召集人更指，海外不少國家已取消檢疫安排，過去數月很多主要從事亞太區業務的跨國企業已搬離香港，遷至杜拜、新加坡等地。

似乎放棄“清零”有現實需要。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是否“兩條路線之爭”，這是很值得討論的。

我想起，一百多年前，李大釗先生與胡適辯論指出“主義”與“問題”，有不能分離的關係。

1920年3月14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左二）等人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

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着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為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

顯然，我們討論抗疫策略，既有“主義”之爭，也應以“問題”導向，尋找解決的共識和辦法。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內地，都視作是不同抗疫策略，有些海外輿論更視作是東西方國家的制度之爭。

香港的抗疫策略很難回避“清零”還是“共存”的現實問題，選擇前者，是與內地通關為目標；選擇後者，則是與西方國家同步開放。

香港不可能成為孤島，只是大門先向誰開？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堅持“動態清零”，是把主義與“問題”結合起來。

他指自疫情兩年前發生後，政府總共動用的資金是6000多億元，是一個很大的數，佔香港生產總值超過20%，強調非常時期用非常的手段，無可厚非。

今年經濟增長預計是2%至3.5%，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放在3%，如果不能成功遏制疫情、達不到“動態清零”及保持平衡，就難以跟內地恢復通關，對香港經濟影響更大。

對於外資擔心疫情影響營商環境，陳茂波表示外商到港做生意，除了香港，更重要是內地市場，尤其是大灣區市場，如果香港管控好疫情，實現“動態清零”，跟內地通關，外商就可走進整個內地市場，這才是吸引力之處。

此番話，指出了香港為什麼要“清零”的關鍵點。

我們暫且放下“主義”之爭，反觀新加坡是如何選擇與“病毒共存”的。

新加坡抗疫防護

首先，新加坡走的是嚴謹的“共存”之路，他們一直小心翼翼，分三階段摸索而行：

這三個階段是新加坡對自身抗疫策略不斷調整，有了這樣的基礎，才有今天“共存”的條件，與西方國家因“抗疫失敗”而“共存”，是本質上的不同。

其次，新加坡政府組織力強、行事有度、谷針有成，這是該國最終能殺出一條血路的關鍵。

該國緊盯重症死亡的防治，雖然近期單日新增感染人數與香港相近，同為萬多人，可是每百萬人死亡率約為200人，僅及香港的四分之一，最近每日平均只有10人左右染疫亡，數字更是香港的二十分之一。

可見，新加坡的“共存”並非“躺平”，而是精准、有效，與內地專家梁萬年來港提出“三減”方案，同出一轍。

第三，新加坡以世界經濟體系為自身的生存發展保障。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封閉一年後其GDP下滑 5.4%，嚴重打擊該國的金融和貿易，迫使他們必須緊貼歐美開放步伐。

新加坡不如香港有強大的內地作靠山，在世界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產業鏈、銷售鏈一旦中斷，其經濟上的孤立無援，可想而知。

兩地比較，香港和新加坡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不同，背後的支撐力量也不同，而該國的“共存”策略是分階段實現的。

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最重要的信念是我們離不開內地的經濟支撐，這是香港發展的動力來源。

談“主義”、談“問題”太學術，現在最需要想清楚的是，香港要怎樣的疫後重生，而不是“溜西瓜皮”走哪算哪，更不要將一堆爛攤子移交下屆政府。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基昇金董事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新加坡總理公署4月15日發表聲明說，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議員一致支持黃循財擔任新總理。

新總理將於5月15日20時在新加坡總統府宣誓就職。接棒總理的是51歲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

70後的黃循財，2011年才進入新加坡政壇。他並非出身政治世家，曾任李顯龍總理私人秘書。

黃循財原本知名度不高，歷任過文化部、教育部、國家發展部、財政部等不同職位，曾任新加坡抗擊新冠疫情工作組負責人，在新冠疫情期間被普遍認為抗疫有功，擊敗了當時聲量高的貿工部長陳振聲、交通部長王乙康等人，成為接班黑馬。

「新加坡攜手前進」報告

2022年中，以黃循財為首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第四代領導團隊啓動「新加坡攜手前進」（Forward Singapore）運動。

啟動大會上，黃循財曾表示這一運動的目標是「更新社會契約，讓新加坡社會和制度惠及多數人、珍視擁有不同才能者，並給予所有人向上流動的機會。」

一年內，有20多萬名新加坡國民向政府提出意見。

2023年10月，人民行動黨公佈了長達177頁的「新加坡攜手前進」運動中期報告——題為「建設我們共同的未來」（Building Our Shared Future），全面勾勒了新加坡面臨的挑戰與機遇，還提出了涉及教育、就業等方面的七大改變。

這一報告有助於我們瞭解黃循財團隊的施政思路。

從報告釐定的挑戰，看香港與新加坡的合作空間

報告釐定了新加坡面臨的挑戰來自內外部。

總結而言包括：第一，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正在導致新加坡等小國的發展環境變得更加不友善。

第二，科技進步導致現有工作變得過時。

第三，不平等加劇和社會流動性放緩已經導致許多發達國家社會分裂，並將在新加坡社會產生類似的壓力。

第四，新加坡人口迅速老齡化，土地和勞動力有限。

第五，在處理上述挑戰的同時，必須實現減排目標。

從這一章節來看，新加坡似乎與香港面臨諸多類似的挑戰，這些挑戰來自地緣政治、技術發展、社會結構的改變。

既然兩地面對的挑戰有相通之處，那就一定會有深化合作以克服挑戰的機會。
這些機會舉例而言，包括第一，共同構建數字化貿易平台、維護區域供應鏈安全穩定。

第二，共同制定數字經濟領域亞太標準，迎接web 3.0發展機遇。

第三，加強跨境金融監管，共同維護股票債券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繁榮穩定。

第四，合作開拓東南亞及中國內地市場，發展銀髮經濟和生物醫藥產業。

第五，探索碳交易市場互聯互通，在綠色債券、碳排放標準制定上互相配合，服務全球氣候治理。

從新的領導團隊對新加坡的定位，看區域競合關係

在思考新加坡當前整體定位時，人民行動黨領導層使用的表述原文如下：「我國雖然比過去更加發達，但始終是小國寡民，也因此有許多脆弱之處。當我們陷入困境時，其他國家沒有義務伸出援手。因此，我們必須靠自己的力量抵擋風雨，齊心協力，共創未來。」

可見，黃循財為代表的新的領導團隊對新加坡的定位延續了李光耀時期的思路，即在大國的交鋒中求生存並謀求發展利益。

上年10月，黃循財在華盛頓出席智庫對話會時表示「中美競爭不是一場零和競賽——不是一方獲勝，另一方失敗。世界足夠大，容得下美國和中國，兩國可以共存、共同發展。中美關係既有競爭的因素，也有許多建設性接觸的因素。」

對中國，黃曾表態繼續期望中國為地區可持續發展和穩定發揮重要作用，歡迎並支持中方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係協定》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

新方希望和中國一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維護世貿組織規則，維護公平、開放、包容的合作框架。

對美國，黃循財也曾表態「珍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存在，希望繼續發展包括防務在內的新美雙邊夥伴關係（新加坡已經從美國購買了F-35戰鬥機，這是作為美國重要防務夥伴的標誌之一）。

此外，黃循財的另一個特點是，他更願意強調新加坡作為東盟領導者的角色，希望代表東盟開展對外政治經濟活動。

他本人曾多次在採訪中強調，「從新加坡和東南亞所有國家的角度來看，美國一直是我們的好朋友。而中國現在也是東南亞所有國家的好朋友。我們希望與這兩個國家都成為朋友。畢竟，最好的朋友應該不止一個」。

早在2017年6月，黃循財也曾在新加坡參與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的活動，當時他正擔任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兼財政部第二部長。

同樣也是站在東盟立場上，提出了東盟與香港通過自貿協定建立更緊密經貿聯繫的積極意義。「東盟是香港第二大交易夥伴，新加坡非常樂於協助促進香港與東盟的關係」。

香港社會各界都要把握時機積極作為

新加坡既是香港第五大貿易夥伴，也是香港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競爭者，特別是在貿易、航運服務等領域。

香港社會各界都有必要充分了解新加坡新執政團隊的施政思路，爭取在其權力交接期積極作為，與新的班子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