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共存”既是主義之爭，也是問題之爭

經過三個月的苦戰，香港疫情終出現每日下降態勢，但死亡率依然下降較慢，累計已經7039例，死亡率為0.63%，佔感染率6.0%，比率與西方國家接近。

新感染人數逐日下降 圖源：香港特區政府網站

香港的抗疫成績表已經一目了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與內地和台灣比明顯不足，即使與表面抗疫策略相似的新加坡比，也拉開了差距。

若與韓國、日本的抗疫差生比，尚且還有一絲安慰。

上周，特區政府宣佈將適度放寬社交限制，暫緩全民檢測，撤銷英、美等九個國家“禁飛令”，縮短抵港香港居民在酒店檢疫日數至最少七天。

港大醫學院長梁卓偉提出本港應儘快討論未來應對疫情路向，包括是繼續“動態清零”或是“走向風土病”。

特首回應稱，“現在不是兩條路線之爭”；行會召集人更指，海外不少國家已取消檢疫安排，過去數月很多主要從事亞太區業務的跨國企業已搬離香港，遷至杜拜、新加坡等地。

似乎放棄“清零”有現實需要。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是否“兩條路線之爭”，這是很值得討論的。

我想起，一百多年前，李大釗先生與胡適辯論指出“主義”與“問題”，有不能分離的關係。

1920年3月14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左二）等人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

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着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為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

顯然，我們討論抗疫策略，既有“主義”之爭，也應以“問題”導向，尋找解決的共識和辦法。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內地，都視作是不同抗疫策略，有些海外輿論更視作是東西方國家的制度之爭。

香港的抗疫策略很難回避“清零”還是“共存”的現實問題，選擇前者，是與內地通關為目標；選擇後者，則是與西方國家同步開放。

香港不可能成為孤島，只是大門先向誰開？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堅持“動態清零”，是把主義與“問題”結合起來。

他指自疫情兩年前發生後，政府總共動用的資金是6000多億元，是一個很大的數，佔香港生產總值超過20%，強調非常時期用非常的手段，無可厚非。

今年經濟增長預計是2%至3.5%，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放在3%，如果不能成功遏制疫情、達不到“動態清零”及保持平衡，就難以跟內地恢復通關，對香港經濟影響更大。

對於外資擔心疫情影響營商環境，陳茂波表示外商到港做生意，除了香港，更重要是內地市場，尤其是大灣區市場，如果香港管控好疫情，實現“動態清零”，跟內地通關，外商就可走進整個內地市場，這才是吸引力之處。

此番話，指出了香港為什麼要“清零”的關鍵點。

我們暫且放下“主義”之爭，反觀新加坡是如何選擇與“病毒共存”的。

新加坡抗疫防護

首先，新加坡走的是嚴謹的“共存”之路，他們一直小心翼翼，分三階段摸索而行：

• 第一階段因為疫苗、有效藥還未問世，該國採取了果斷的封城做法，堅持病例清零；
• 第二階段是新冠疫苗研發成功，新加坡是全世界最早積極開展全民疫苗接種的國家之一。到2022年3月，人口中兩劑疫苗接種率超過92%，接種第三劑的達71%，其中60歲以上老人完成兩劑比例高達95%。 這也為新加坡從“清零”轉向“共存”奠定了堅實基礎。
• 第三階段是新加坡為全世界最早引入抗原快速檢測的國家之一，民眾可以在市面上自行購買抗原快速檢測套盒在家檢測，使醫院實現分類、分層治療，較早開啟了輕症在家隔離模式，有效阻斷病毒擴散，減輕醫療負擔和社會成本。

這三個階段是新加坡對自身抗疫策略不斷調整，有了這樣的基礎，才有今天“共存”的條件，與西方國家因“抗疫失敗”而“共存”，是本質上的不同。

其次，新加坡政府組織力強、行事有度、谷針有成，這是該國最終能殺出一條血路的關鍵。

該國緊盯重症死亡的防治，雖然近期單日新增感染人數與香港相近，同為萬多人，可是每百萬人死亡率約為200人，僅及香港的四分之一，最近每日平均只有10人左右染疫亡，數字更是香港的二十分之一。

可見，新加坡的“共存”並非“躺平”，而是精准、有效，與內地專家梁萬年來港提出“三減”方案，同出一轍。

第三，新加坡以世界經濟體系為自身的生存發展保障。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封閉一年後其GDP下滑 5.4%，嚴重打擊該國的金融和貿易，迫使他們必須緊貼歐美開放步伐。

新加坡不如香港有強大的內地作靠山，在世界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產業鏈、銷售鏈一旦中斷，其經濟上的孤立無援，可想而知。

兩地比較，香港和新加坡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不同，背後的支撐力量也不同，而該國的“共存”策略是分階段實現的。

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最重要的信念是我們離不開內地的經濟支撐，這是香港發展的動力來源。

談“主義”、談“問題”太學術，現在最需要想清楚的是，香港要怎樣的疫後重生，而不是“溜西瓜皮”走哪算哪，更不要將一堆爛攤子移交下屆政府。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基昇金董事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據香港衛生防護中心3月20日下午公佈，目前為止，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計超103萬人感染，5683例死亡，整體病死率0.55%。

這些數字有點冰冷，卻反映了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中，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沉痛之後，怎麼辦？

這兩天政府的記者會、醫療專家不斷發聲，各種解讀和信息很多，卻讓我們感到混亂。

不是聽不懂，而是到底香港一下步應該採取什麼抗疫策略？

特別是香港疫情仍然處於高位平行，形勢依然嚴峻，但一些雜音已經不絕於耳，由此香港出現了海灘人滿為患，商場街道也流動着抗疫疲態的人群。

第一，靠估的群體免疫會有代價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繁毅教授稱，本港有一半人曾確診新冠病毒，另一半人已完成疫苗接種，相信已出現群體免疫。

他建議，當確診數字回落，接種第二針的比率提高至九成，香港可逐步開放。這一說法讓市民有點喜出望外。

正在此時，世衛組織（WHO）卻有另一種分析。

該組織在分析亞洲和歐洲部分地區，為什麼會在上一周出現大規模新冠病毒病例激增，認為有3個主要原因。

        一是Omicron是傳播性最強的新冠變種，
        二是取消所有公共衛生防疫措施，
        三是有鼓吹Omicron是最後一個受關注變體的假設信息。

受這三個原因的影響，與前一周相比，全球新增感染人數躍升了8%。

專家對專家，哪個判斷準確？

對於市民而言，面對現實最重要和必要，動員社會一切力量，按照中央專家組提出“三減少”的策略不變，無必要作那些未經科學證實的預測，干擾香港的抗疫大局，否則第五波未去，第六波又來，這個代價誰可承擔？

第二，錯過接種疫苗黃金期代價沉重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教授表示，在這一波疫情，香港死亡率高企的核心原因，是錯失了9個月的疫苗黃金接種期，老年人的接種率特別低，Omicron具更高的傳播力，在接種疫苗不足的老年人群引發重症危症，導致公共醫療服務崩潰。

客觀而言，Omicron病毒不是在香港首次發現，在這之前的一個多月，新加坡和英國快速攀升的疫情，已向各國和地區發出了預警，但香港沒有任何反應，更沒有做出最壞打算的預案，以至疫情擴散進入社區，醫療系統癱瘓，被迫改變策略，把抗疫焦點轉向為“減死亡、減重症、減感染”，目的是為加緊挽救生命。

簡言之，香港有遇上接種疫苗黃金期，但沒有抓住黃金期，鑄成了今天的代價。

世事沒有後悔藥。

香港是一個文明社會，為什麼對老年人的接種，無論是疫苗推廣、科學普及都遠遠不及其他地區，說到底還是一個抗疫策略和思路問題。

戰勝疫情，有兩個必要條件，

        一是研發了特效藥，
        二是建立了全社會的群體免疫。

在當前特效藥並未出現之時，接種疫苗就成為了首要條件。

我奇怪，這麼淺顯的道理，為什麼未能成為社會共識？

一是策略制定者缺乏基本的清晰思路，二是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出現了重大危機。儘管如此，社會還應尊重科學，儘量減低生命的代價。

 

第三，全民檢測付出巨大資源，代價是值得的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教授表示，香港是否應進行強制性全民檢測，取決於後勤工作是否已準備就緒及對密切接觸者追蹤能力是否能應對。

他認為如此大規模、昂貴的全民檢測，若在短期內引發了另一波疫情，勢將令過去兩年艱苦抗疫、極度抗疫疲勞的的市民大失所望。

袁教授此言提醒政府要完善好各項準備工作，不要全功盡棄，這是忠言逆耳，政府值得重視。

第五波最深刻的教訓，是完全沒有防疫預案，更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物資準備、人力準備，所以一擊即潰。

但無論如何困難，都不能回避全民檢測，這是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上海2000萬常住人口，遠比香港組織這項工作要困難，但上海採取了網格化強制性檢測，找出了幾百個無症狀感染者，做到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相信上海會比香港更快實現“動態清零”。

這是上海願意付出的社會代價，香港是否可以借鑒？

第四，如何看待香港“開放”限制的代價？

有商界朋友提出，希望政府放寬防疫，香港屬自由及外向型經濟，難以靠天然資源發展，若不對外開放，部分金融及資訊科技公司因防疫措施過於嚴謹，已選擇暫時撤出香港。

我也從事商業貿易，認同香港不可能無限期地封閉邊境，過去兩年的防疫措施，的確令到企業貿易受到阻礙，甚至是停擺。

商界付出的代價，的確是痛苦的，但與生命的代價相比，很難讓我們還有其它選擇。

由於香港一直沒有做全民檢測，到底感染了多少人只是靠數學模型在估算，這些資料可作參考，而不能作為政策的結論。

在當前仍處於疫情高位平行時，我們與其呼籲開放，不如大家聚焦如何將疫苗接種率提高到99%，特別是易感人群，要有更大的力度加強疫苗接種，將錯過了的黃金接種期，重新追上。

與此同時，中央支援香港9億元價值的物資，陸續分批到達，僅由一兩個抗疫“連線”、“聯盟”，人手遠遠不足，政府應將自身的機器發動起來，通過民政事務網路，直接派發抗疫醫療物資包，將中央的溫暖入屋、入民心。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