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超，香港回歸後首名員警背景出身的政務司長，近日正式宣佈參選下任行玫長官，旋即得到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為代表的建制派各重量級人士的祝福。對此，社會上包括海外輿論有諸多猜測和演繹。
在香港要尋找講政治、有擔當、懂財經、貼民情、有香港故事等不同專長的人才，可以找到不少，但要將這些特性集於一人身上，起碼是現在找不到這樣的完人。因此，在看待某一個事物的時候，絕對不能脫離它所處的大社會背景來分析，否則就會跑題，又或被一葉障目。
要從大環境來分析中央選擇李家超，無非是從外部和內部兩大因素，如符合所需要求，一切就是合理的。
第一因素，我們看國際大環境。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世界經濟下行，還看不到復蘇的跡象，各國仍處在艱難的時刻。受地緣政治衝突影響，今年又爆發了俄烏之戰，雙方仍在膠著，戰事卻經延伸到美國與北約針對俄羅斯之間的制衡與反制衡，由此引發了“金融戰”、“能源戰”、“糧食戰”等，大國間的政治較量，極大地衝擊了國際關係和世界秩序。
我們正面對國際形勢風起雲湧，中美博弈激烈，正處於百年未有大變局之深刻性、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前不久，美國副國務卿舍曼出席美眾議院聽證會時警告，俄羅斯因為烏克蘭戰事而面對制裁，如果北京向莫斯科提供物質支援，應從俄羅斯現狀（被制裁）中汲取教訓；更甚者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畫近期到臺灣搞事，公然挑戰中國對“臺灣”問題的紅線；總統拜登多次指中國才是美國的最大對手，決意加快推進“印太戰略”。這一系列對中國的“招惹”，是來者不善，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
香港作為中美博弈的前沿，與美國無論是政治人脈、法律體系、關聯企業以及資本往來，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任何一絲風吹草動，都會掀起百丈風浪。
過往，香港是內地引進外國資金、經濟人才、科學技術等的主要通道，但在美國對華遏制的“戰略”下，有關引進已被美國單方面悄悄放下閘門；不少外資企業和人才以“防疫過嚴”為由，陸續撤離香港。這些充分體現美國對香港的干預從未停止，只是在2019年“黑暴”後，他們從後臺走上前臺，由代理人到直接操作，未來涉及國家主權、核心利益的挑戰不會停止。
香港第一責任人在面對國家安全被挑戰時，必須要有堅定意志和勇於擔當，常懷危機意識，才能為中央守好香港的安全大門。從這個角度思考，挑選經歷過政治風波、打過硬仗的李家超任下屆行政長官，屬於預料之中。
第二因素，我們看香港的社會矛盾。受2019年“黑暴”政治鬥爭的影響，雖然中央制定了《港區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但政治氣候和意識形態仍然分歧。同時，這兩年受新冠疫情影響，特別是第五波疫情如同海嘯般衝擊，主要經濟活動幾乎停擺，長期累積的貧富懸殊、土地房屋、教育醫療等社會深層次矛盾亟待化解。特別是這次疫情暴露出香港百病叢生，現屆政府又一再錯過發展機遇期，管治停留在各類“宏大”規劃以及每年的施政報告宣讀中，市民沒有獲得感和幸福感，社會怨氣極大。
如何化解矛盾，平復社會情緒，新特首需要做的是在“一國兩制”下，履行好特首雙責任制，既向中央負責，心懷國家；也要向特區負責，人民至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管治者提出“五個善於”，除了提出特區管治者要擔當起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外，也要承擔起解決香港經濟民生的主體責任。
香港管治難，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經常受制於各種既得利益的拉扯，這些利益集團控制著香港部分重要資源和人才，經常有持無恐地要脅政府分割利益，霸佔重要公職為其服務，導致政府應該做的事、想做的事，做不成或做不好。以房屋問題為例，覓地建屋觸動了利益集團的肥肉，他們採取封盤、環保、提價，甚至要把上任敢於拓地建房的特首拉下馬等手段，目的就是要阻止政府解決市民最迫切的房屋問題。因此，政府施政必須以社會整體利益為重，特首需要聆聽各方意見，但不能任人擺佈，否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推進。
特首換人，政府可以重組，既得利益集團一定會想方設法，爭取和施加他們的影響力。因此，選擇下任特首，應該是各方都可接受，而且與利益集團保持適度距離，才有空間推動下屆政府大刀闊斧厲行改革。在一定意義上，特首不但是維護政府機器正常運轉的執政者，也應是推動社會前進的改革者，帶領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再出發。
外界認為李家超過往工作經歷比較單一線條，人脈圈子相對較窄，可否具備駕馭一個厐大而複雜的政府機器的能力？我認為，這或許正是他的優勢，結交“圈子窄”可以不受各大利益集團的牽扯和羈絆，可以更有為地推動社會改革。從他組成競選班底看，集中了前兩任特首的支持者，向社會釋放出團結、凝聚社會力量的積極資訊。從這個角度看，李家超成為下任特首，也是中央選人的一個重要考量。
作者：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周春玲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筆者執筆之時，俄烏戰事仍未明朗，局勢就像向天秤兩邊搖擺。
這場戰事，讓世界目光聚焦在俄羅斯的普京、和烏克蘭的澤連斯基兩國領導人上。
香港一些社交平台很兩極分化。
「親烏」人士的主要論據，認為俄羅斯是「獨裁國家」，而烏克蘭則是民主國家，背後都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抽離歷史去理解這場戰事的西方價值觀。
我們先分析俄羅斯的普京
在展開特別軍事行動後，普京詳細解釋了行動的原因，指出北約東擴是戰事的根源，美方及其盟友違反過去曾向俄羅斯作出的北約絕不東擴的承諾1，30年內5次東擴，在俄羅斯的毗鄰地區建立起反俄陣線，支持烏克蘭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新納粹主義者（尤其是臭名昭著、在烏東地區殘害俄語平民的「亞速營」2）3，並部署最先進的武器裝備，嚴重威脅俄羅斯的國家安全，驅使俄羅斯對烏克蘭作出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的行動。
當然，「親烏」人士自然不屑于理會這個講話，認為只在美化「侵略」。然而，普京所講的道理，美國一些資深外交家，如「遏制戰略」（Containment）始創人肯南（George Kennan）4、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5、末任美國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Jack Matlock）6等，以及美國著名學者，如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7、喬姆斯基（Noam Chomsky）8等，他們老早就多次向美國及其盟友說明此道理。
俄烏戰事爆發後，美國著名作家兼記者湯馬斯・佛裡曼（Thomas Friedman）也撰文指「在這場烏克蘭危機中，美國和北約並不無辜」9。
普京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利益問題上，面對美西方國家的強權，絕不退讓，不惜以戰求和，這是政治領袖的基本特質。
再看烏克蘭的澤連斯基
相信不少讀者都知道，澤連斯基是演員出身， 2015年成功憑政治諷刺喜劇《人民公僕》成為家傳戶曉的喜劇演員。其後，他成立「人民公僕党」，並且成功以超過七成得票率當選總統。
當然，演員出身不是問題，畢竟前美國總統列根都是演員出身，關鍵在於他本身有沒有政治才能，尤其是與美國這個超級大國不同，烏克蘭是一個處於大國之間的夾縫中尋求生存的小國，她需要一個有高超政治才能的政治領袖，才能生存和發展。
而澤連斯基輕視政治，認為「沒有很強的政治觀點」正是他的最大優勢10，甚至將大量喜劇行業人士安排在政府的關鍵職位。
如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負責人巴卡諾夫（Ivan Bakanov）曾任澤倫斯基的喜劇工作室「95街區」負責人；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耶馬克（Andriy Yermak）是媒體律師和電影製片人；總統首席顧問謝菲（Serhiy Shefir）是編劇和製片人。11
據烏克蘭調查新聞網站比胡斯（Bihus）統計，烏克蘭政府中有30多人與「95街區」及其家人存在關聯。12
面對政治危機，澤連斯基的應對更是亂來。
他先對俄羅斯作出幾乎無原則的讓步，普京這個政治老手自然把握機會加緊影響烏克蘭東部兩個親俄地區。
當澤連斯基覺得「蝕底」後，他就全盤推翻外交政策，向西方「一面倒」，與北約進行軍演，任由北約將武器送入烏克蘭，並不斷向西方提出烏克蘭要加入北約，甚至要求美國駐軍及部署防空導彈系統。
為了討好美國，澤連斯基也把矛頭指向中國，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強行將由中資控股的馬達西奇公司「收歸國有」，將中方股份無償沒收，還對中方股東進行經濟制裁，額外凍結股東名下其他公司的資產。
然而，中國是烏克蘭的最大交易夥伴13，澤連斯基此舉無疑令本已疲弱的經濟雪上加霜。
對於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新納粹主義者，澤連斯基視而不見。
上任後，容許臭名遠播、與極端民族主義和新納粹組織有緊密關係的阿爾森·阿瓦科夫（Arsen Avakov）繼續擔任內政部長，積極研究極右翼份子斯特年科（Sergiy Sternenko）提出「禁止或限制俄羅斯人進入烏克蘭」的要求，並稱「感謝愛國者展現出來的立場」14，斯特年科甚至揚言澤連斯基曾提議他出任烏克蘭奧德薩安全局的負責人15。
去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以高票通過俄羅斯等30多國提交的「反對美化納粹主義」決議案，也只有烏克蘭和美國投反對票，澤連斯基的党友布贊斯基（Maksym Buzhanskyi）批評「此一立場給烏克蘭留下了嚴重的污點」16。
去年12月，普京早已明確畫下「紅線」，即要求西方和烏克蘭承諾烏克蘭永遠不加入北約，但遭到無視。俄烏戰事爆發前三周，澤連斯基下令3年內擴軍10萬人。17
戰事爆發前一周，澤連斯基繼續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呼籲法國德國協助，此舉無疑是火上加油。18
一周後，收到俄羅斯即將行動的情報，澤連斯基才匆忙提議與普京舉行電話會談，但為時已晚，沒有任何回音。
更諷刺的是，美國與其盟友反復強調不會出兵支援，澤連斯基黯然表示「烏克蘭現在是孤軍奮戰，西方已經完全拋棄烏克蘭」19。
烏克蘭今天的災難，美國及其盟友是罪魁禍首，但澤連斯基嚴重缺乏國際關係、危機意識、捍衛國家最高利益的能力。
對香港的啟示
當然，與烏克蘭不同，香港不是國家，而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但香港對外，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如何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核心利益中，繼續維持香港的國際性和開放性，需要一位有遠見和有格局的領袖；
對內，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政治環境，特別是充滿深層次矛盾的社會，香港需要一位有承擔、有為民之心的領袖。
新一屆特首選舉即將到來，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已經明確表示不再連任，誰接任成了這幾天的焦點。
我認為，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下，還有2019年“黑暴”的慘痛教訓，下任特首必定是維護國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政治人物，這是中央考慮人選的首要，別無其他。
（作者按：本文只代表個人立場，不代表任何團體意見。）
注釋：
作者：
梁韋諾，新範式基金會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