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戴笠可以說是一個「神話」。那個亂世，名人英雄輩出，政界、軍界、學界、商界、幫會等有不少傳奇人物，但幾乎沒有人能與戴笠比下去。戴笠長期從事特工與間諜工作，負責國民政府情治機關，創立軍統局，從其政治立場出發，殺死、迫害許多異見分子、中共黨員及民主黨派人士、日本人，尤其是與日本人合作的漢奸。
對後世而言，戴笠可說是情報界奇才，他可以說無師自通，一手建立並領導軍統局這個龐大的情治機關，並在抗日戰爭中為民國立下卓越戰功。由於他行蹤不定、神出鬼沒，世人稱他為「東方蓋世太保」、「亞洲最神秘的人物」、「天生的特務頭子」，當時的政治對手中國共產黨曾一度形容他為「軍統魔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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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三十年代時的張學良(左)與蔣介石。 (網上圖片)
杜月笙 (中) 與戴笠 (右) 在上海茶敘合照。 (網上圖片)
上世紀四十年代，蔣介石與戴笠(前右和左)檢閱軍統成員。(網上圖片)
民國軍統局副局長戴笠。(網上圖片)
戴笠原名戴春風，於1897年出生於浙江江山縣保安村一個貧寒家庭，正正是國家內憂外患的時代。他早年曾在浙軍當士兵，後脫離部隊到上海，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結識蔣介石、戴季陶等人。1923年加入了斧頭幫。因為戴笠與戴季陶同姓，拜戴季陶為叔父，在戴季陶的介紹下，戴笠南赴廣州，在1926年考入了黃埔軍校第六期，成為騎兵班的一名學員。
在學校裡，戴笠才能出眾，表現卓越，被蔣介石看中，還未畢業，就成為蔣介石的參謀，後成為復興社下屬特務處（即是軍統局前身）處長，策劃暗殺大漢奸張敬堯等，為他以後的政治生涯獲取重要籌碼。從此，戴笠跟隨蔣介石南征北戰，未離蔣介石左右，成為蔣介石的佩劍和心腹。
1940年，蔣介石(左)與戴笠。(網上圖片)
戴笠的朋友甚多，人脈極廣，但他一生只忠於蔣介石，為了蔣介石，他可以犧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在戴笠寫給蔣介石所有的信件中，總是「校長如何如何，學生如何如何」。當年，蔣介石任命他為軍統局副局長(實際掌權者)時，戴笠就對蔣介石效忠貞不已，從面對「西安事變」中，或許能體現出這一點。
蔣介石(前)檢閱黃埔軍校學員。 (網上圖片)
1936年，蔣介石動身前往西安前，戴笠已向蔣介石密報，張學良、楊虎城會發生兵變，勸蔣介石不要去西安。惟蔣介石為了江山，沒有聽從其勸告，執意前往，果然，剛到西安就被張學良等軟禁，戴笠接到駐守潼關師長密電：「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當其他軍政要員都不敢前往西安，戴笠就帶著兩把手槍，隻身前往西安營救。但剛下飛機，手槍就被沒收，再被關押在張學良公館的地下室。
此時，戴笠認為自己凶多吉少，但心中想到的卻全是校長的安危，他在日記中寫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也。」後來，戴笠一見到蔣介石就下跪領罪，令蔣介石大為感動。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對事件的相關人士，要囚的囚，要殺的殺，惟對戴笠恩寵有加。從此，戴笠更加效忠於蔣介石，全心全力為軍統工作。
上世紀三十年代時的張學良(左)與蔣介石。 (網上圖片)
戴笠一生效忠蔣介石，完全按照蔣介石的思想運轉，無論殺漢奸，還是反共產黨，但唯獨對於抗日，其意志之堅可以說，難有人可比擬，其政治思想非常明確。根據原軍統四大金剛之一的沈醉回憶指，淞滬之戰爆發，戴笠白天堅持在上海前線，一邊忙於組織對日情報戰，一邊竭力組織建立軍統武裝別動隊，協助正規軍作戰，抗戰中絲毫不以個人安危為念，與前線官兵同進同退，死亡相繼。
杜月笙 (中) 與戴笠 (右) 在上海茶敘合照。 (網上圖片)
1946年，戴笠在因飛機失事而喪命。戴笠死後，人們在整理戴笠的遺物中，發現除了書籍，戴笠竟然只有一個小皮包的遺物，而且都是他的隨身衣服，令在場的國民黨官員無不動容，蔣介石更唏噓不已。
關於戴笠飛機失事之因，眾說紛紜，有指是人為，下手的可能是對手中國共產黨或美國戰略情報局，甚至有人說是宋美齡派人暗殺，因為戴笠曾密謀殺死宋慶齡而得罪了宋家……
上世紀四十年代，蔣介石與戴笠(前右和左)檢閱軍統成員。(網上圖片)
不過，戴笠之死，國民黨特務機構發生劇變卻是事實。因特務機構縮編與內部權鬥，民國政府情治單位的權力遭到削弱，此消彼長，中國共產黨的特工單位卻越來越壯大。群龍無首的軍統走向沒落，蔣介石最終也敗走台灣。
中國歷來對於外來文化採取包容的態度，兼收並蓄，唐代便廣泛地招胡人當兵。
有明一代，西方軍事發展一日千里，所造的火槍及火炮威力驚人。當時有識之士紛紛建議加以引進，實行軍事現代化，可視之為明代版本的「洋務運動」，並在戰場上隨即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當時有更大膽的想法是向葡萄牙借兵，甚至是組聯軍抗清，看似十分成功，為何最終功敗垂成？
明代有鄭和七次下西洋之壯舉，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不過隨後實行海禁，把海洋霸權拱手相讓予西方。然而在明末之際，傳教士紛紛來華，傳授西方知識。與此同時，葡萄牙及荷蘭等國積極發展東方貿易，在威迫利誘下積極打開中國市場，也使明室有更多接觸西方知識的機會。而在西方列強中，中國與葡萄牙的關係是比較好的，後者更以年付500兩白銀予明室的代價，順利取得澳門地的使用權達400年之久。當時中國與西方列強的不少事項更會讓澳門的葡萄牙作中間人，可見中葡雙方關係之密切。
徐光啟(右)與利瑪竇 (網上圖片)
1626年，明軍和後金在寧遠一帶交戰，最終明軍大獲全勝，這是明朝軍隊第一次打敗後金，史稱寧遠大捷。這次戰役中，來自葡萄牙的紅衣大炮表現亮眼，炸死後金高官多名，其中包括一名正白旗護軍統領，金兵也受到重創。明朝的有識之士就意識到了紅衣大炮的威力，其中就包括徐光啟。作為中西文化的先行者，徐光啟曾與利瑪竇合作翻譯過《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書，他還是一位天主教徒。
1629年，剛登基不久的崇禎就遭遇了己巳之變，後金皇太極繞過山海關從蒙古入關，兵鋒直指北京，永平四城失守，畿輔震動。最後在袁崇煥的苦戰之下，皇太極才退去。差點被一鍋端的崇禎嚇破了膽，聽信謠言淩遲了袁崇煥。袁崇煥被殺後崇禎問政于大臣，該怎麼對付後金。時任禮部尚書徐光啟向崇禎說明了紅衣大炮的威力，並提議「置辦火器及取善炮西洋人赴京應用」。崇禎一聽紅衣大炮火力巨大，就採信了徐光啟的建議，派人到澳門購炮招兵。
紅夷大炮複製品 (網上圖片)
葡萄牙人自1553年後取得澳門的居住權，在1616年更開始委任澳門總督，對澳門的葡萄牙人進行自治，當時澳門不僅有葡萄牙艦隊還有軍隊，成為現成可用的軍隊。澳門總督對於明朝派兵的提議很是感興趣，最後雙方達成一口價4萬兩白銀的協定。按曾德昭《大中國志》記載，葡方準備一支400人的部隊，以葡人為主，及部分中國人與少數黑人等所組成。
可是誰知道主張「洋務」的徐光啟卻遭到中央政敵和地方官員彈劾，說引外夷入境，在天子腳下操兵弄器，堂堂天朝怎麼能向蠻夷借兵，於是崇禎只能作罷，急令已經走到南昌的葡軍返回澳門，計畫也因此破產。
雖然聯軍一事無疾而終，但故事並未就此完結，徐光啟的門生孫元化將繼續組建西洋火器營的未竟之業。崇禎四年(1631)三月，徐光啟便將陸若漢等人安排到山東登州,協助自己的學生登萊巡撫孫元化造炮練兵，積極引入葡人炮手，並由工匠護送大炮，這使得登州成為當時中國引進西洋火器技術的中心。
《神器譜》(網上圖片)
登萊與遼東的後金軍僅一海之隔，時有戰事發生，是紅夷大炮實驗其效能的一個理想基地。孫元化等人在登萊編練火車營，以紅夷大炮裝備和訓練士兵。孫元化對西方火器十分熟諳，以為「中國之銃惟恐不近，西洋之銃惟恐不遠，故必用西洋之法。」孫元化更著有《西法神機》，成為中國最早系統介紹了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書藉。
在孫部效力的葡萄牙炮手前期有13人，後來增加到40餘人，他們成立了一支模範炮隊，作為明軍孫元化部炮兵的示範部隊。這批葡籍雇傭軍拿著比周圍明軍官兵高幾十倍的工資，確實幹活也很有職業精神，教授明軍炮手各種技術也十分認真，工作幹得很不錯。
葡萄牙雇傭兵到達登萊僅1個月後，就直接參與了戰事。崇禎四年(1631年)五月，孫元化部屬張燾和葡萄牙統領公沙的西勞等，使用西洋火器 ,在皮島戰役中大敗後金。此次運用西式火器的海陸攻戰「戰艦蔽海，連日進戰，炮煙四塞 ,聲震天地」。戰鬥中能熟練操縱西洋大炮的，主要就是先期到達的13名葡萄牙炮手。據湯若望授、焦勖纂《火攻挈要》所載︰「崇禎四年，某中丞(指張燾)令西洋十三人，救援皮島，殲敵萬餘，是其(指西洋大銃)猛烈無敵，著奇捷之效者此也」。
明軍曾積極引進西方火器 (網上圖片)
此戰是皇太極直接指揮後金兵第一次攻打皮島,借道朝鮮由皮島北面渡海。金兵不會水戰，而明軍有百餘戰船和西洋大炮參戰，其結果不難想像。當時朝鮮人曾記錄下後金兵「扶傷盈路，不可勝記；柞鹵俱漂，草木渾腥」的慘狀。雙方激戰十餘日，後金兵也打得十分頑強，「猶潰而複合，合而複潰，如是者再四」，可是血肉之軀終究不是西洋炮火的敵手，戰鬥意志再強也敵不過炮火，後金兵被迫放棄進攻，「畏縮奔於八十裡之外，不敢複近海岸。」六月二十八日，後金兵自朝鮮撤兵，七月二日回了瀋陽。
不過崇禎五年(1632年)登州之戰中明軍失利，孫元化等人兵敗被處死。崇禎六年(1633)，徐光啟與世長辭，明室引進西洋火炮之事無以為繼。加上部分降後金後，使後金軍取得相應之技術，並能通過仿製紅夷大炮，戰事對明軍日益不利。
隨著1644年北京城破，明代自此退出歷史舞台，由南明繼續抗清之業。此後葡萄牙人的火炮繼續發揮其餘熱。然而，儘管西洋大炮威力驚人，但遺憾的是數量太少，不足改變整場戰爭。另外，南明內部的紛爭也給予滿清可乘之機，最終未能扭轉形勢，而中國也錯失一次軍事現代化的機會，以致在鴉片戰爭後及後的戰爭中屢次敗於西方烈強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