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即將換屆，新班子名單陸續曝光，最後未知的位置是勞工福利局局長。據悉，勞工處處長孫玉菡，將升任勞福局局長。
勞工處處長孫玉菡。
新班子人選正進行品格審查，還要待最後確定。
新班子人選全名單。
孫玉菡是政務官(AO)，1994年加入政務職系，2011年升任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衞生），2012年出任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處長，2017年擔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財經事務），至2020年出任勞工處處長。
孫玉菡作為資深AO，熟識勞工事務，出任勞福局局長十分稱職，一埋位就可以開工，不用花時間熟悉環境。
來屆政府至少有7名AO或前AO，出任副司長、局長及特首辦主任等職位，而首次出任問責官員的AO，除孫玉菡外，包括即將出任政務司副司長的卓永興、出任發展局局長的甯漢豪、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楊何蓓茵出及任特首辦主任的葉文娟。
而離開政府的官員也很多，包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勞福局局長羅致光、環境局局長黃錦星、食物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運房局局長陳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商務經濟局局長邱騰華及創科局局長薛永恒。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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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