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月零售銷售大跌兩成，令到本地經濟大吹冷風，很多與零售推廣相關行業，掀起了裁員潮。我與一位退休高官談起香港當前狀況，他形容現時的香港就從一名「二世祖」，正在吃食「老本」，不知道還可以吃多久。
他提到香港還是殖民地的時候，無論政府或民眾，做事都是理性而節約，但回歸了以後，政府開放了，衍生出眾多的政治爭端，各方漸失理性。過去10年，外圍央行不斷放水，造成了虛假的繁榮景象，令到很多香港人做事都像不計成本似的，不知道最終整個社會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他提到今年2月政府招標拍賣一幅大埔荔枝山山塘路地皮，結果由中資地産商中國海外以21.3億元投得，遠低過市場估計的下限價36.9億元，樓面呎價只有1848元，而非估計下限每呎3200元。 這幅地皮之所以這樣低價售出，除了發展商不看好未來樓市之外，關鍵原因還是地皮正受到司法覆核的困擾。發展商要冒萬一司法覆核成功，地皮上的建設可能要停頓的風險。地皮售出的價格至少比市場估計的下限價位低了15.6億元，等如一場覆核，令庫房少收了這筆金錢。一個家庭派1000元，可以令156萬個家庭惠，差不多家家有份，這絕對不是少數目。
這位前高官又談到今年2月農曆新年的暴動，他認為香港零售急跌與暴動嚇怕了內地遊客來港有關。暴動發生後的初期，社會好像對暴動很反感，但隨後輿論開始逆轉，不少人認為暴動沒有死人，沒有甚麼大不少。但現在回看事件，才知道暴動散發出來的毒素，已經全面感染本地旅遊零售業，令到很多相關行業的從業員，要蒙受裁員減薪之痛。
他語帶譏諷地說，香港過去環境太好，令到香港人變成二世祖一樣，以為所有正在享受的事物，都是必然的、沒有成本的。當有些人，特別是年青人，提出激進而不切實際的理想，甚至付諸行動，大家都覺得沒有所謂，隨他們去吧；更有不少公眾人物，把自己包裝成理想主義者，貌似很同情年青人，藉此博取更高民望。香港社會卻逐步為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埋單，各行各業的打工仔開始受害。
聽完退休高官的一番話，頓覺背部涼了半截。他的說話聽起來特別的逆耳，但也是冷靜的忠言。特別是他提到香港人回歸前很務實，政府亦頗為理性行事。但回歸以後，香港人變得理想化，政府很多時候只按政治原則運作，不採取有效率的方式解決問題，怕遇上政治問題。香港整體逐漸變成一部運轉得很慢的機器。
或許這些觀點，會被視為保守，不合時代潮流，但當我們見到經濟轉壞，裁員之風日盛的時候，或許可以問問自己，香港是否太政治化呢？
盧永雄
《明報》以經營環境惡化為理由，把總編輯姜國元解僱，惹起報館內員工大力反彈。有傳媒業工會中人問我，究竟傳媒業經營環境是否真的這樣差，令到《明報》要這樣裁員，抑或只是一個借口。
對於其他報館的運作，我不方便評論。但既然有行家問起，不談政治，只講經營，倒可說說傳媒正遇到的經營問題。傳媒行業過去這兩年的經營環境本來已經急速惡化，先是雜誌的廣告下跌，由前年開始，雜誌廣告收入按年跌20%至30%，其後蔓延到報紙及電視台。很多人會將傳媒廣告收入下跌，歸因於網媒搶了他們的生意，我覺得這個講法雖然不是全錯，卻不全面。
移動互聯網的興起，的確對傳統傳媒構成很大的衝擊，但搶的主要不是生意，而是眼球。過去受眾會花很多時間去閱覽傳統傳媒的產品，但自從iPhone在2007年面世，智能電話快速普及，手機變作電腦，移動互聯網崛興，便搶走了受眾大量時間。在此之前，很多人利用「碎片時間」閱覽傳統媒體，例如上班時、用餐前後、等人坐車之時等等。但移動互聯網將那些「碎片時間」全都搶走了，人們不斷使用手機，卻不一定是看新聞，也會看電影劇集或者上社交網。
當傳統媒體的受眾眼球不斷流失，媒體的廣告也逐步下跌，初時慢慢，最後由雜誌開始斷崖急跌。到了今年年頭，更可以用雪崩來形容，主要原因是今年2月香港零售銷售按年大幅下滑20%以上，零售商是賣廣告的中堅，零售商經營出問題，自然會大量減少廣告，便令到今年1、2月媒體廣告收入急速下滑，3月略為喘定，但仍未見到有明顯的反彈跡象。廣告下滑的趨勢是否見了底，目前仍是未知之數。
傳統媒體生意本來已利錢薄，做10元生意，可能只賺1元，毛利率是10%，當廣告收入下跌20%，馬上由賺轉蝕。所以，不要以為傳媒去年賺錢，今年也一定有錢賺。以年頭的廣告量推算，如果今年下半年廣告量不反彈回升，將有大量傳統傳媒機構由盈轉虧，甚至結業。
分析報紙的經營狀況，要分開收入和支出看。在收入方面，報紙的廣告收入佔了總收入的六、七成甚至更多，發行收入只佔少數，因此，廣告收入下跌，報紙是沒有辦法用其他收入來彌補的。在收入大減的情況下，唯一可以做的便是節約開支。
而收費報紙的主要開支有兩方面，第一大範疇是人工開支，約佔四成，另一大開支是是印刷及發行開支，佔近三成。剩下的是租金及其他開支。由於印刷及發行的開支主要與賣報紙的數量有關，不太容易隨意調節，比較容易調節的是工資及其他經常性開支。當然，報業無論裁員或者減薪，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難以叫員工接受。
大家此前也見過一些極慘烈的例子，《忽然1周》去年8月結束，它直至死亡的當天，仍有6萬多發行量，仍是香港發行量最高的雜誌；另外估計其結業時每年的廣告收益仍有1億多元，在香港雜誌界中，也是數一數二。一個市場「一哥」，竟然落得「執笠」收場。雖然有說法是公司要保著另一份雜誌才作出停辦《忽然1周》的決定。但還原基本步，還是因為《忽然1周》的成本沒有彈性，在收入大減的情況下，成本無法縮，最後即使銷量第一，也只能夠結業收場。
我想指出報業經營情況極其惡劣，這並不等同於裁員減薪的決定一定正確，或者決定裁走某些人是對的。但從宏觀的角度去看，報業的情況惡劣，恐怕業界最不想見到的情況，還會陸續有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