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網店賣「港獨」書 收益捐「保護傘」 政界提疑點 籲警方執法制止歪風

《港區國安法》立法逾兩年，香港市面或網絡仍不時有人公然售賣「港獨」書籍。

新民黨社區主任陳志豪近日接到聽眾爆料，稱有人在網上販賣違法書籍。

新民黨社區主任陳志豪近日接到聽眾爆料，稱IG賬號「台灣生果關注組」（TaiwanFruit886）販賣《香港秘密行動「勇武派」10人的證言》。陳志豪批評，該書公然煽動「港獨」，美化暴力，明顯觸犯《港區國安法》，呼籲公眾不要販賣、轉發、傳閱違法刊物，否則有機會負上刑責。

翻查資料，「台灣生果關注組」7月發文，稱已取得《香港秘密行動》的香港獨家代理權，每本價格為198港元，購書方式會透過IG與買家私聊。

「台灣生果關注組」7月的相關帖文。

據介紹，《香港秘密行動》原定2022年2月在台灣出版，但計劃於印刷期間遭到不明滋擾而擱置暫停。同年6月，日本出版商草思社率先推出日文翻譯版，華文原版則改由台灣獨眼科技傳媒接手，於7月1日發行。

《香港秘密行動》是作者楊威利修自2020年起，與台灣島內抗爭組織合作，花費一年多時間，深度訪問十位流亡者，聲稱透過過百小時訪談和故事性報導，勾勒出一代「香港民族」的青春謳歌，以及他們以死相搏的氣宇與血汗。

據網上介紹，資深傳媒人練乙錚有份大讚《香港秘密行動》的故事內容。

已離開香港的資深傳媒人練乙錚形容該書的成書和成版有非常意義，因為2019年修例風波完成從反抗到革命的過渡，輿論界未曾突出對「勇武者」的「勇武」作集中描述和記錄。

台灣「保護傘」也在FB宣傳該書。

楊威利修表示，會致力保留「民族列傳溫存記憶」，相關版稅收益會全數捐給「保護傘」。負責照顧在台香港示威人士的「保護傘」也在其FB專頁分享該書，鼓勵支持者踴躍訂購，支持「保護傘」繼續營運。

「台灣生果關注組」1月的相關帖文。

至於負責在港售賣該書的「台灣生果關注組」，IG帖文顯示，該組織在香港設有實體店。根據其2022年1月的帖文，該店的實體門市名叫「臺灣食品專賣店」，位於西九龍中心蘋果商場。

身兼執業律師的青年民建聯副主席劉毅指出，出版「播獨」書籍，並利用IG帳戶私聊方式，取得買家的郵寄地址，是企圖逃避相關法律責任的行為。

劉毅表示，相關書籍及文章已涉嫌干犯《港區國安法》第23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情節嚴重者，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伇或者管制，同時，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第10條的煽動罪，最高可處監禁3年。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執業律師劉毅。

大律師龔靜儀則提醒，購入該書籍的買家有機會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10(1)(d)條的「輸入煽動刊物罪」，除非事主沒有理由相信該刊物屬煽動刊物。

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10(1)條的罰則，第一次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即港幣五千元）及監禁兩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3年，煽動刊物則予以沒收及歸於官方。

對於轉贈或出售予第三者，龔靜儀表示，同樣有法律風險。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0(2)條， 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管有煽動刊物，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第1級罰款（即港幣二千元）及監禁1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兩年；該等刊物則予以沒收，並歸於官方。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

有政界中人話，該書作者楊威利修故意隱去真名，突顯作者擔心觸犯《國安法》等法例，公眾難以知曉作者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隊、以及引述故事的真實性。

政界中人認為，《國安法》已經生效，不應存在這類「港獨」書籍在香港市場販售。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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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