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提出未來5年興建約3萬個新推出的「簡約公屋」，成為未來5年新增5.3萬個公屋單位的主要部份，亦成為施政報告房屋政策的一個焦點。
李家超重視市民對住屋的需求，他在競選時到訪劏房戶，瞭解他們面對的困難。
回想李家超在競選政綱時提出「公屋提前上樓計劃」，想把建成但配套未齊的公屋提前入伙，現在看來會和「簡約公屋」並行。
「簡約公屋」的好處是真正有額外的單位供應。政府消息人士指，當局已物色6幅政府及私人土地，預計明年動工興建，首批1千個單位，預計在2024至25年度入伙。「簡約公屋」主要在新界區。
簡約公屋將會由建築署負責設計和興建，形式會以組裝合成建築法為主，部分會以貨櫃屋形式建造，提供的單位會以傳統公屋大細作為參考，並以家庭單位為主，不同的簡約公屋項目，會因應地盤大細而設計，高度亦會不同，部份可能會裝設升降機。
每個簡約公屋單位會提供獨立洗手間，浴室和煮食空間，亦會有冷氣，熱水爐等基本設備，租金初步考慮會是傳統公屋的約9折，以元朗區新建的傳統公屋租金為例，一個300呎單位月租1760元，將來同區的簡約公屋，面積相若的單位，租金為大約1580元。
「簡約公屋」的壽命是5年，按道理，如果政府不斷搵到新的臨時土地，可以接續興建簡約公屋，這3萬個單位便一直存在下去，是額外增加的供應。
而且簡約公屋不似公屋只是清水房，有基本的使用設計，方便市民直接搬入去住。也不像該有些建議將方艙改成臨時房屋，這些簡約公屋的設備好得多，比較宜居。
高人話，由「提前上樓」到「簡約公屋」，估計兩個政策會並行，特首的樓市政策重實效，一直尋找政府可以主動控制的方法，快速增加供應，真正縮短公屋輪候的時間。
輪候公屋的居民很多住在劏房之內，要交7000、8000元的租金，如有「簡約公屋」只交1580元租金，對他們來說，這真是一個實惠。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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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