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沒有人敢責怪群眾？

韓國和印度最近都出現節日的慘劇。本來覺得災難就是災難，沒有什麼值得評論，做事後孔明沒有太大意思。但細心研究兩件事情的發生，又的確找到一些值得評論的共通點。

10月29日，韓國首爾梨泰院一條窄窄的橫街，發生慶祝萬聖節人踩人事件，導致156人死亡。事後，無論是當地或者國際媒體，都聚焦到政府的責任問題，指控當時控制場面的警力不足。韓國政府的確有責，但細看當日死裏逃生的人的憶述，會發現更多富爭議性的細節。例如韓國的Youtuber網紅善汝貞在她的Instagram頁面上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她記得聽到人們大喊，「嘿，推！我們更強！我會贏！」她說，從那時起，「事情突然從有序變成了混亂。」

意外源於現場有人起哄，大聲叫「推！」，他們當然沒有變得更強，亦都沒有贏，只是將百多人推向地獄之路。恐怖的是，即使發生意外後，大批人被拉出來急救，死屍遍地，群眾仍然沒有清醒。18歲高中生蘇元說，他看到一些狂歡者站在街上的死屍旁邊，仍在喝酒、唱歌。他說：「我對人性失去了信心。」

一天之後，10月30日，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浩蕩的默丘河上，很多人買了相當於0.2美元的門票，湧向一條剛剛維修後重開的吊橋。橋上擠滿了人，橋面只有1.2米闊，年青人伸開雙臂抓住兩邊的綠網，大力讓橋左右搖晃，之前很好多人都在橋上這樣做，不過今次出事了，橋纜斷裂，橋上的人都跌入河中，造成134人喪生。事發後，輿論的焦點都放在營運吊橋的公司維修不善和當地政府監管不足。這的確是部份原因，但問題是，熱情搖橋的群眾真是毫無責任嗎？

發生這些事故，如果主辦機構或政府有疏忽，群眾是否也有共同疏忽（Contributory negligence），成為觸發事件的部份原因？討論因事故而死傷群眾的責任，似乎政治不正確。但如果不去檢討，災難可以防止嗎？

在梨泰院在人群當中大叫「推」的群眾，是否知道在各地的朝聖活動、在香港蘭桂坊和上海外灘，都在節慶中發生過人踩人造成大量傷亡的事件？又例如在印度吊橋上面搖晃的群眾，難道他們不知道他們國家的橋樑，從吊橋到三合土橋，都多次倒塌的紀錄嗎？

事件的背後，有著群眾情緒的問題。法國的群體心理學家勒龐在1895年出版的名著《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研究》，最能夠解釋到群眾的行為。勒龐說，一個人沉浸於群體內一段時間，好快就會迷失於群體的意志當中，造成群體的無知，群眾進入好像被催眠的狀態。勒龐認為群體有幾種性格，包括衝動、易怒、缺乏理性、缺乏批判精神和判斷力、對情感過度誇張等等。簡單總結，群體都有情緒化、無異議和低智商的特徵。

勒龐寫《烏合之眾》的年代，正是法國大革命的年代。當時的學者將法國大革命看成理性的勝利，但是，理性並不能解釋到法國人趕走國王之後，為什麼出現雅各賓派專政，他們以革命手段大規模處決「革命的敵人」，法蘭西全國有16594人送上斷頭台，相當恐怖。勒龐於事做了長期的研究，提出了他對「烏合之眾」的分析。

我們經常都會處身於群眾之間，如何避免成為災難事件的受害者，除了要責承主辦單位以及政府要小心在意之外，也要責承自己不要墮入烏合之眾的心理狀態當中。一發現所在的群體出現狂熱，就要馬上走避。那些「政治正確式」的評論，不敢責怪群眾，往往抹平了群眾對危險的警覺性，最後反而害了群眾。

盧永雄

「香港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於本周三(11月2日)舉行，有少部分參與的金融機構高層未能來港，有些人對這個消息十分興奮，在社交媒體上吹噓，說國際對香港的金融峰會反應很差，沒有人來。越說越玄，甚至話特區政府希望打風，令金融峰會借勢收工云云。

特首李家超周二出席行政會議之前，提到國際金融領袖峰會有二百多個金融領袖出席，來自世界各地。就他所知，只有幾位受邀者未能出席。他說，香港未來的兩個星期，將充滿動力，除了國際金融領袖峰會之外，本周開始的金融科技周參與者過萬人，又會舉辦國際七人欖球賽，下星期又會舉行亞洲醫療健康論壇。另外，他又提到，政府會按需要、針對相關活動，推動香港與世界接軌。

一個兩百多人參加的國際金融領袖峰會，有少量的人不能參與(至截稿時是4人)，就被一些人放大到這個峰會徹底失敗，這是典型的唱衰香港行為。唱衰香港究竟誰會得益？觀察社交媒體，傳播這些信息者，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本地的網媒，另一類是已經移民海外的香港人。分析唱衰者的動機，主要與他們的政治偏見有關。第一是這些人不喜歡香港有《港區國安法》；第二是他們覺得香港的抗疫措施太嚴緊。固然，有些剛剛移民離港的人，或許希望香港明天就會崩潰，以證明他們離港的決定正確。然而，這只不過是他們的空想。

香港開始逐步復常，香港現時實施「0+3」的檢疫隔離措施，特區政府特別關注的是，如果確診數字暴升，會否造成醫療擠兌的情況，因為出現醫療擠兌，會增加死亡人數。政府的還要觀察放寬控疫措施之後疫情的走勢，這是一個比較可取科學決策的態度，決策雖然比較審慎，但總體方向是朝著開放的方向發展。

在香港還未完全開放、還有各種防疫限制的情況下，香港舉行大型活動，難免要彈性處理某些防疫措施。

例如國際金融領袖峰會出席者，可以在包廂內進行餐飲活動；國際七人欖球賽，容許觀眾在場內飲食等等。這些彈性措施，可以減少參與者的不便，有助改善活動氣氛。當然，政府應該在活動過後，評估這些彈性措施，有沒有帶來預計之外的抗疫風險。

香港正逐步復常，也面對著很大的經濟挑戰。這些挑戰主要不是源自香港的抗疫措施，而是源於美國暴力加息。美國利息快速上升，資金急速回流美國。在大規模資金流失的衝擊下，加上美息未見頂，港股近期就不斷下跌，令投資者心情鬱悶。

但無論如何，港股若與新加坡股市相比，港股的交投量，仍遠高於新加坡。美國在11月、12月再度大幅加息之後，美息快將見頂，而香港明年對外也可能更加開放，本地經濟就有望復甦。

由於香港金融市場的韌性較大，風雨過後，總會有朝陽。相信明年今日，那些唱衰香港金融業被新加坡徹底打敗的人，將會十分失望，香港的經濟和金融市場狀況，會比現在好得多。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