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法學專家王振民日前來港出席活動，席間提及管治效能與民主政制的關係。他認為，雖然民主是政府重要的元素，但一個能夠善治的政府和運作得宜的社會決不能百分百民主。他的觀點，非常值得港人深思。
王振民在內地的法學地位不容置疑。他作為憲法和基本法研究專家，對一國兩制和香港的法制自然有深入認識。過往一些關於香港的著作，例如<一國兩制白皮書>，亦被視為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權威看法。因此，雖然王振民不是社會科學出身的學者，但他的講話有十足的份量。
總的來說，王振民對民主的解釋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民主的作用。在這個追求善治的年代，政府的管治質素應該用「民主」、「科學」和「公正」三個元素衡量。因此，王振民並沒有否定民主的作用，並承認民主可以促成善治。不過，他強調民主只是達成善治的其中一個條件，套用他的講法，「民主只佔三分之一」。過份突出民主的重要性或是追求百分百的民主成份，對於善治是毫無助益。因為過度的民主，只會破壞「科學」和「公正」的元素，製造更多社會問題。
事實上，自從第三波民主化後，各國不少政治學者開始質疑民主的作用。過往，他們認為民主政制是防止當權者濫權和保障人民利益的唯一方法。然而，隨著許多西方先進國家的經濟步入崩潰，政府效能愈見低下，逐漸引起西方學界對民主的批判，認為民主帶來的壞處多於好處。更有甚者，研究發現如果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發展處於落後狀態時發展民主，下場往往比實施獨裁統治更差，例如經濟發展停滯、貪污更加嚴重和容易捲入軍事內鬥。相反，一定程度的集權是推動經濟和增強國力的有效辦法。因此，民主並不如部分香港年輕人想像般，是構成善治的唯一條件。如果沒有「科學」和「公正」的配合，推行民主可能會帶來反效果。
第二個層次，是民主的價值。雖然民主是善治的條件之一，但不等於民主的價值與「科學」和「公正」相等。相反，「科學」和「公正」比民主更為重要。王振民舉例，興建一個港鐵站，需要的是科學精神，如選址、勘探、建築等等，而不是由民意主導工程的程序。如果民意與科學發生衝突，就須以科學為准。同樣地，王振民認為公正較民主重要。他指出，「我們不希望一個地方很民主，但不公正」。他認為司法必須獨立於行政和民意之外，判決不應該受到民意左右，亦不能交由全體人民決定。即使判決有違民意，但只要能夠滿足公正的元素，同樣是善治的體現。在法治上，假如公正不能高於民主，才是社會的災難。
不少標榜民主的國家，面對國力下滑的問題，與過份重視民主的價值不無關係。以日本為例，安倍晉三深知日本存在財政壓力，需要透過調整銷售稅增加收入。然而，他為了應付自身和政黨的選票壓力，避免增加人民的負擔和刺激不滿情緒，再三叫停提升銷售稅的計劃。雖然此舉可能有助安倍政府繼續執政及安撫國民，但代價就是日本長期的財政問題懸而未決，導致日本經濟更加疲弱。這個事例，正好反映安倍晉三將「民主」置於「科學」之上，而不是以「科學」為先，因而不能產生良好管治。
要特別指出，王振民沒有提及民主的體現形式。可見，他不認為民主與選舉是掛勾。只要達致三權分立和制衡，加上民意可以充份表達，已經能夠體現民主。這個看法，無疑是給香港青年一記當頭棒喝。他們奮力追求的普選，不過是間接民主，選出政治代表反映民意。可是，間接民主既不是唯一的民主形式，亦不是最有效的民主形式。借用<民主四講>作者王紹光的說法，選舉只是「選主」，不是「民主」。王振民不拘泥於民主的形式，只追求民主的核心功能，值得港人思考和學習。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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