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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家屬有幾多無打尖睇病?

政事

醫護家屬有幾多無打尖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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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家屬有幾多無打尖睇病?

2016年06月06日 21:02 最後更新:06月07日 08:34

近政界人士涉嫌濫用特權事件愈爆愈多,亦愈爆愈濫。先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被指獲安排插隊,排在手術名單的首位,在伊利沙伯醫院做切除耳朵瘜肉手術。最新一宗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被指向醫管局高層施壓,安排原本分配在新界西醫院聯網分娩的妻子,調到旺角廣華醫院分娩,雖然陳恒鑌話按正常程序申請,但有點水洗不清。

譚耀宗事件的細節比較清淅,他識得一個伊利沙伯的副顧問醫生,醫生見他耳朵有瘜肉建議他割,安排他做小手術,結果被爆出街,就鬧出大風波。醫護界人士話,如果他不是政界中人,這些情況根本「閒過立秋」,但作為政客這麼不小心,就無人幫到他了。

譚耀宗當然有錯,但我對「閒過立秋」這四隻字最感興趣,既然是這麼普通的事,為何這麼大反應?換句話說,譚耀宗有錯,但其他所有做同類事情的人,是否一樣有錯?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陳沛然的回應值得關注。他指類似事件並非單一事件,過去曾接獲不同醫護訴苦,「說某某大人物、某某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 當自己、家人或朋友在病房或門診時,遞上咭片或是給高層打電話,給前線醫生護士做成無形的壓力」。陳沛然呼籲公立醫院醫護遇有類似事件,應向工會舉報。

但我接觸到的醫護界人士說,陳會長說的情況應該存在,但卻不止是一個黨派的議員或高官,會做這種「打招呼」的事情,而是各黨各派人物都做同樣的事情。而且不止是政界做這種事情,而是系統內的大多數醫護界都會做同樣的事情。

這位醫護界人士問,在公立醫院內的醫生護士,他們自己或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姨媽姑姐,若然有病,特別有大病時,到底會去排街症,再排專科門診,排幾個月才見到專科醫生,還是會找相熟醫生,打尖插隊馬上看病呢?

他形容醫護讓親屬打尖睇病的情況十分普遍,「十個中有九個會如此做」。醫生也從善如流,因為今日我幫你家人睇病,將來你幫我,到我家人生病時,如果不是自己那科,還不是要求其他醫生幫手睇症,往入醫院,還不是求護士看顧。講到醫護自己生病,自然會找醫生打尖睇症,難道會去排街症?你話有何明文制度容許醫護這樣做,答案是沒有。

這位醫護界人士形容陳沛然會長的「舉報」建議是「上了腦」。今天舉報的對象是高官和民建聯,黃絲醫護開開心心去舉報。結果觸發了藍絲醫護反擊,又大量舉報泛民政客曾經打尖睇病。再搞下去,下級舉報上級,高級醫護就成為針對焦點,好多人曾插隊讓爸媽看病,全部中招。他們也是公職人員,可以去廉署告他們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結果全部要拉。由於涉及醫護的人數太多,可能要政府特赦才成,否則整個醫療體系將會癱瘓。

這讓我想起一個聽到耳朵都快長繭的聖經故事。一群猶太人抓到了一個犯通姦罪的女子,想當眾丟石頭把她砸死。可是當激動的人們握著石頭準備執刑時,耶穌問道:「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結果當然沒有人敢再掟石了。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陳沛然叫人舉報,但協會所有會長、執委夠不夠膽出來講,自己沒有利用特權幫親屬打尖睇病,歡迎下屬舉報?

看到這裏,千萬不要誤會我歡迎一個有特權的醫療制度,我只是認為當道德標準提到最高時,當制度變得清水那樣清時,就要看和現狀差距有多遠。而且一下子由濁水變成清水,也要看大家是否受得了。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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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遠去 世代轉移

 

又到六四, 不過今年公眾討論的主題,不是六四何時能夠平反,而是為何年青人這樣反對參加六四悼念。

近日多個大專院校的學生代表,發表批評支聯會悼念六四的活動,其中又以樹仁學生會編委會總編輯吳桂龍的言論最出位,他將支聯會比喻成龜公鴇母(鴇音保,鴇母指開妓院的女人)。吳桂龍指支聯會「被施暴遭厄後,成為妓院的鴇母龜公,職志就是要誘拐少女受污,上貢暴徒土匪,期望他滿足獸欲後,浪子回頭,施恩賞賜、寵幸一番。」

吳桂龍的「鴇母論」一出,自然惹起支聯會和支持平反六四的人士的嚴重不滿。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認為,這種言論侮辱了支聯會,以及參與悼念的香港人。

其實吳桂龍的觀點並非孤立,很多香港專上院校的學生會都有類似看法,例如港大校學生會會長孫曉嵐說「悼念六四將劃上句號」,亦令到支持悼念者嘩然。在對於這種言論大張撻伐之前,也要嘗試了解他們產生這種思想的根源。支聯會提出「愛國不愛黨」,但如今的大學生聲言,他們「既不愛黨也不愛國,只愛香港」。其實大學生批判六四,正正是本土論述的起步。

的而且確,本土派早已開始狙擊每年一度的支聯會維園集會,批評這些集會年年一樣,行禮如儀,他們先在其他地方另搞集會,慢慢便否定這些集會。香港本土運動與台灣的關係很密切,不時移植台灣的思想甚至是行動方式來港。

當大家看到香港就悼念六四問題顯示出嚴重世代衝突的時候,其實台灣也發生類似事件。我早前去台灣的時候,已深刻地覺得「太陽花學運」標誌著台灣新一代的冒起,他們「獨」的意識比民進黨強烈得多。

諷刺的是,正當大陸和台灣還在爭論到底是中華人民共還是中華民國,才是中國的正統的時候,很多台灣年青人已沒有中國的概念,對中華民國不但沒有感覺,更加有反感。

有台灣的年青人跟我說,在他眼中,中華民國其實是帶來偏袒外省人的不公平的社會制度,所謂軍、公、教,即軍隊,公務員與教師的退休福利,異常豐厚,大大剝削了不能夠獲取這樣保障的本地人利益。以公務員為例,2016年1月台灣每月領取公務員退休金的人有13.5萬,當中每月領取6萬元台幣(約1.4萬港元)退休金的便佔了42%。然而,大學畢業生只能拿到大約三分一的收入,就算打工十年,也未必有大多數公務員退休金的一半收入,這名年輕人說,他們要爭取公平的制度。

聽完他的說話,深深明白到世代交替的問題。當年國府遷台,要仰賴軍隊及公務員統治,自然要給予他們豐厚的退休待遇,但同時製造了體制的不公平。台灣的年青人已經是1949年國民黨遷台的第三代,對當年國共你死我活的鬥爭,毫無感覺,一出生就是台灣人,自然便會生出本土意識。

套用到香港,也出現同樣問題。如今27歲以下的年青人,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他們還未出生,自然對六四事件毫無感覺,你要他們年年悼念,他們根本不知道你在搞什麼。所以他們會將追究六四責任與反對以色列殘害巴勒斯坦人,等量齊觀,在年輕人眼中,都當作是另一個國家的事情。

但換了阿爺的角度,雖然支聯會的六四悼念活動備受到挑戰,但這絕非好事,當年青人對中國所有的事情都不關心的時候,港獨的主張,便會越來越有市場。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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