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將於周四（2日）在會展舉辦大型活動推廣香港品牌，屆時政府高官、行會成員、外國使節、商會和旅遊界代表聚首一堂，為一連串海外和內地宣傳活動揭幕。
Ariel聞說港府希望透過活動，向世界各地展示香港這座盛會之都經歷三年疫情後重返國際舞台，並且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各方好友，在這裡尋找商業機會，文化魅力和旅遊體驗。活動不單只由特首李家超親自主持和發表演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還會詳細講解未來宣傳大計。
特首李家超。
據知，當日將公布「你好，香港！Hello Hong Kong」為主題的大型全球宣傳活動、重點官員的外訪行程、機管局50萬張機票的派發詳情等項目。
特首李家超會打頭陣，揭開大型宣傳香港的活動後，周六率團訪問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同行成員包括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以及30多位商貿代表分別來自商界、金融服務界、創新科技界等，推廣投資、文化等領域的聯繫，為香港爭取龐大商機。
高人認為，特區政府相當重視中東市場。繼財爺陳茂波去年10月啟程出席「未來投資倡議大會」之後，特首事隔約3個月，再度到訪當地，反映特區政府希望爭取更多中東國家的主權基金與香港合作，尤其香港能作為中東商界的跳板，接觸國際投資者的同時，還能接觸內地投資者，一舉兩得。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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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